刘云：中国媒体应全面禁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
【摘要】中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与政府官员在提及西方国家时，常把“西方国家”与“发达”一词合用，即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词既不能表达西方国家的政治含义和方位，也不能准确反映西方国家发达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更不能揭示其与落后于中国的一面。滥用错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不仅不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与坚定“四个自信”，而且使中方在中西话语权较量中陷入被动之中。现在已到了彻底禁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的时候了。
“言必称希腊”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语句，意在讽刺崇洋媚外现象。与“言必称希腊”类似的是，中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与政府官员在提及西方国家时，经常把“西方国家”与“发达”一词合用，套用“言必称希腊”，那就是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换言之，是把“西方国家”与“发达”等同起来，言下之意，中国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滥用错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这对中方与西方话语权的较量不仅是弊大于利，而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已到了彻底禁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的时候了。
一、“西方发达国家”一词不能准确反映西方国家发达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与落后于中国的一面
正确的选词、组词、用词，不仅是中国媒体内宣外宣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中方对外话语权的核心要素之一。
11月初，新华社公布了新闻信息报道中新增57个禁用词，其中一个禁用词是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带一路”倡议。
*****在2013年首提“一带一路”倡议时，并没有选择看似高大上的“战略”一词，也没有把“一带一路”与“战略”一词挂钩，而是选择看似普通的“倡议”一词。这充分彰显了***的深谋远虑、棋高一着。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国内某些媒体在相关报道时，曾一度错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误导了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误以为中国推进这项建设肯定有重大的战略图谋，是一个重大地缘战略构想，中方肯定会从中获取巨大战略利益，从而导致一些国家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持消极态度。后经高层及时纠正，国内媒体再也没有采用此提法。相反，却有一些居心叵测的西方媒体有意把“一带一路”倡议篡改为“一带一路”战略，用“战略”一词误导“一带一路”国家与民众，给中外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制造麻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发达国家”一词也应该全面禁用。但新华社最新公布的57个禁用词不包括禁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词，希望新华社应对此做出补充规定。
从语言学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歧义与逻辑不通的词。一是“西方国家”本来是一个地理方位词，后来特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不仅包括美欧，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那就成为政治专用词汇。无论是作为政治专用词，还是地理方位词，与“发达”一词都不搭界。硬把政治专用词或地理方位词与“发达”一词拼凑在一起，就显得不伦不类，含混不明。二是“西方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等发达程度。就欧洲而言，只有西欧、北欧，及个别中欧国家（如奥地利）能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均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曾是前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比西欧、北欧国家落后较多，其总体发达程度仅与我国二线城市相当。有数个欧洲国家早被西方媒体自讽为“欧猪N国”（也称“笨猪N国”），其发达程度还比不过我国二线城市。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词不能准确反映西方国家发达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会使国人误以为凡是西方国家就肯定比中国发达，这就会误导国民与对外经济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一词还存在过于宽泛与内涵不清的明显缺陷，即“西方发达国家”中“发达”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难道西方国家也是高铁、地铁、特高压、新能源、5G通讯、空间站等领域的“发达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人均指标上，西方也开始落后中国，截止2021年底，中国人均高铁通车里程已跃居世界第一，中国每万人均拥有的5G通信基站数量也是世界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靠发达国家这一过于宽泛概念来“忽悠”世界与中国，让除西方国家之外的国外媒体与民众误以为西方国家是没有任何短板的“全能冠军”似的发达国家，使其享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来充当“教师爷”，来对中国说三道四乃至诬蔑攻击。
二、俄乌战争与新冠疫情成为西方国家由盛转衰的重要分水岭
因为新冠疫情，这几年很多外交活动转到了线上，而最近一段时间线下的外交活动逐渐多起来，对于政治家和外交官来说，实地的观察和体验还是非常重要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最近一段时间访问了多个亚洲国家，包括参加印尼的G20峰会。不久前，他在《南德意志报》举办的经济论坛演讲中说，要与听众分享一下自己亚洲之行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背后的动力在于世界正在日益多极化，并且发生了结构性重组。
其实这样的趋势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是从政治家口中说出来，还是有不一样的分量和影响，尤其是他承认欧洲和北美失去了在世界上“互为唯一”的地位。
西方的现状远不只是朔尔茨所称“欧洲和北美国家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看近几年的国际新闻，即使在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之前，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给人最深印象就是乱字当头，而且不是小乱，而是大乱。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现象，如债务危机、暴恐频发、难民危机、民粹高涨等，这被称为“西方之乱”。法国“黄背心运动”、英国脱欧乱局、美国枪击案频发等多个领域的“西方之乱”触目惊心，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特别是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对西方国家的冲击程度远超我们想象，已成为西方国家由盛转衰的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谓“发达”就已开始名不符实、力不从心了，一直在发达国家底线(或及格线)上奋力挣扎。而在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夹击之下，所谓“西方发达国家”再也撑不住了，开始了加速衰落，纷纷跌破发达国家“底线”，开始向发展中国家“靠拢”，越来越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成为名副其实的“伪发达国家”。所谓“欧猪”诸国是典型。至于美国，网上一句流行语是美国（脏乱差）“印度化”，印度“神仙化”。
欧盟倡导的所谓绿色能源实质是用俄国廉价天然气来取代煤碳、核能，欧盟发电大都靠俄气。不仅如此，天然气还是一种高效清洁的重要化工原料，德国化工原料有一半来自天然气。俄乌战争与俄少供、停供天然气后，欧盟马上陷入经济滑坡、失业高企、物价暴涨、欧元暴跌与社会混乱之中。也就是说，过去欧盟经济发达与高水准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俄国廉价天然气基础上的。欧盟经济已被俄国廉价天然气深度“绑架”，欧盟在全世界很难找到稀缺俄气的替代方，欧盟靠他国替代部分可以，且替代成本高昂，全部替代决无可能。欧盟过去使用廉价俄气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却在俄乌冲突中支持美乌，这让普京忍无可忍，不仅要强推卢布结算令，只准欧盟用卢布买俄气，而不是用滥印成灾的美元、欧元来买。而且还把俄气售价提高N倍，使欧洲工业陷入困境之中。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受困于天然气价格，600家德国中型企业中有10%的企业不得不宣布减产甚至停产。德国钢铁行业减产约5%，化工行业减产8%，化肥行业甚至关闭了德国70%的产能。
客观上讲，中国是俄乌之战的受益者，高价能源正迫使欧洲“去工业化”，要么外流转移到美国，要么选择投资中国。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天然气消耗占德4.5％，俄乌冲突后，进口天然气暴涨N倍，巴斯夫只能自救，全世界转一圈，只有迁移中国才有出路，德国巴斯夫在中国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厂。德国的宝马、大众等也相继到中国投资落户。
发达国家的共性是工业发达与人均收入高。那么，因高价能源而被迫“去工业化”的欧盟国家，其税收、就业与收入难题如何解决？还能称得上是发达国家吗？在俄乌战争与新冠疫情前，英法德意等几个老牌西欧发达国家，其较高工资与低廉食品价格一度令国人羡慕，问题是这几个国家不是地广人稀、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食品价格低得有些不正常。俄乌战争暴发后，大家才明白，这几个老牌西欧发达国家的廉价食品是建立在从俄乌廉价进口粮食与进口能源的基础之上。战争爆发后，过去廉价的进口粮食与能源不复存在，食品与能源价格飞涨带来万物飞涨与经济严重不景气，使英法德意这几个这些老牌发达国家人均实际收入至少缩水四分之一以上，而且今后的人均收入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对比之下，中国人均收入却稳步提高，两者差距不断缩小，这种情况下，仅凭人均收入指标，继续把英法德意这些国家称为发达国家肯定也是勉强。
美国不比欧洲强多少，美国主要在高科技领域保持一定竞争优势，而在普通制造业领域早已空心化。即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优势也并不全面。在空间站、5G、新能源等领域，美国明显落后于中国。除部分高科技产品外，美国主要工业品产量远低于中国，如美国钢铁年产量仅为中国十分之一，美国造船业已不造民船，只靠军方订单造军舰维持。在美国中西部，昔日传统工业发达之地如今沦落为“铁锈带”，数千万蓝领工人陷入失业、吸毒、家暴、离婚、自杀、不婚、不敢生育后代等困境中。美国是否还能称之为工业发达国家是存疑的，起码美国已经不是全面型工业发达国家。大国不同于中小国家，美国作为工业不全面发达或者说存在不少工业短板的大国，还称为发达国家，也是大打折扣的。
衡量发达国家另一个重要标准是人均收入高，但美国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现状，导致的美国人均收入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平均”的。
美国两极分化的矛盾从比例上来看是美国1%顶级富豪与99%普通中低收入者及穷人之间的矛盾。相关统计表明，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顶级富豪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自1980年以来不断升高。随后在2011年9月17日，忍无可忍的美国普通民众自发地发起了被称为“华尔街之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持续的游行、静坐和各种示威活动在先在华尔街，后在美国各地上演。无数的美国普通民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抗议，其抗议口号是“99%”对“1%”的战斗，这被网民们称为是草根阶层试图影响决策的“草根运动”。
2022年9月，距“占领华尔街”运动又过去十年，但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国会预算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比1980年代更糟，1989年美国最穷的50％人口，还拥有全国总财富的4％，如今缩小一倍，仅剩2％。
报告指出，前10％最高收入阶层总财富的全国占比升到66％，顶级1％富豪的占比增加最多；即顶级1％阶级300万人的总财富，比全国中上阶层、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共2.91亿人的总财富还多。
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当今的美国社会，顶尖的‘亿万富翁’阶级日子过得超舒服，劳工阶级（蓝领白领）落后他们越来越远”。他说，“过去50年来，财富重新大分配的结果就是，顶级1％的财富成倍增加，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则变穷”。
所以，美国的人均收入看似比较高，实际上是被1%富豪与华尔街等精英阶层超高收入“拉高”的，用个中国说法是“被平均”，美国普通人的收入并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么高。同时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滥印滥发数万亿美元所导致的物价飞涨使美元实际购买力大大下降，过去的廉价食品也不复存在，使不少美国普通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这种情况下，把美国人均收入高作为判定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有些勉强。
三、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不利于激发民族自信心与坚定“四个自信”
截止2021年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GDP）第二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中国发电装机容量、高速铁路里程、公路里程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220项制造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上雄居世界第一。
这些名列第一及第二的经济指标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如今的中国信息畅通、5G普及、高速成网、光纤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大桥飞架……。
正如央视“超级工程”、“大国建造”等系列纪录片所反映的，中国在超级工程领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领先于所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是望尘莫及，被外媒称之为“基建狂魔”。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领域超越西方，如今的中国在高铁、地铁、5G等部分领域已开始呈现出超越西方国家的局部发达特征，中国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已组成不逊色于西方的发达城市板块，许多西方人的网贴网文对中国赞誉有加。反观西方国家已开始呈现全面衰落与局部不发达特征，即在越来越多领域开始落后于中国，在社会治理上更是远落后于中国。
复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东方卫视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提及，人均寿命，纽约79岁，上海83岁；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10倍都不止。
如用“满大街”一词来形容美国的现状十分合适，即满大街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满大街反口罩反疫苗反隔离的反（低）智人；满大街的吸毒僵尸（如费城肯辛顿大街）；满大街流浪汉；满大街无家可归者（帐篷）；满大街零元购；满大街枪击案；满大街的暴力犯罪针对华裔的仇恨犯罪；满大街的臭气熏天的垃圾；满大街破败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确成为名符其实“满大街”问题的超级大国。虽说美国人均收入貌似比我国高得多，但也不能一俊遮百丑，把“满大街”问题的美国称之为“发达国家”合适吗？如果中国还像过去盲目效仿“满大街”问题美国，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那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蹈美国覆辙。套用过去的“全盘西化、中国必亡”的提法，说严重点，就是“全盘美化、中国必亡”。所以仅凭收入的高低作为衡量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准过于片面，社会治理重要性决不亚于收入的高低。
在美国新冠治疗属自费，最高收费可高达几十万美元，在“躺平”式抗疫的美国，染上新冠是大概率事件，虽致死率低，但有可能使你倾家荡产。一个连生命健康权都得不到保障国家却以发达国家自居，并热衷于当中国的“教师爷”，只能让人感到可笑。虽说美国可以厚颜无耻，中国为何要鹦鹉学舌？
总体而言，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达领域上各有所长，就算西方经济总体比中国发达一些，但也绝非样样都领先于中国。中国在高铁、地铁、5G、新能源等领域明显超越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上更是远超西方。这种情况下，如中方仍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严重忽视中国发展成就与局部发达特征，还有继续变相承认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之嫌。这显然不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弱化民族自卑感，不利消除国人对西方国家过度崇拜，也与中央坚定“四个自信”的要求相违背。
四、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变相强化了西方国家政客及媒体的“教师爷”身份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代名词，“发达国家”则是先进国家的代名词。如同穷人与富人争辩中总是富人有理，总是富人教导穷人那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的较量中不可能平等。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发达国家身份以“教师爷”自居，视中国为“小学生”，以“教师爷”口吻来对中国颐指气使与指手画脚。特别是在涉疆、涉藏、涉台、涉港及南海、人权问题上，无论中方如何做与出台何种政策，在西方政客与西方媒体看来均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均可凭借“教师爷”身份，站在所谓“道义”的制高点上来对中国指手画脚与大肆抹黑。甚至只有数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也热衷于当“教师爷”，“教”中国这样做那样做。
据多家媒体报道，2020年1月下旬，正当中国人民全力抗击疫情之际，丹麦一家媒体却刊载辱华漫画，公然侮辱中国国旗，丹麦首相与媒体却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来傲慢回应，中国大使进行坚决批驳。无独有偶，2020年1月中旬，中国驻瑞典大使批驳瑞典媒体辱华与抹黑中国的言论，竟遭瑞典外交部召见与抗议。瑞典外交部“召见”桂从友大使的原因，居然是认为桂大使批评瑞典媒体的言论是对瑞典“言论自由”的“严重威胁”。
这可算是西方优越感与傲慢感的典型。在丹麦、瑞典这些的数百万人口的北欧小国的潜意识里，我们再小也是发达国家，也可当中国的“教师爷”，你中国再大也只是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小学生”。你中国作为“小学生”竟敢“以下犯上”，批驳“教师爷”的言论，那还得了！
那么我们在与丹麦、瑞典这些优越感十足的北欧小国打交道与话语权较量时，还是否言必称丹麦、瑞典等北欧小国为“西方发达国家”？
如果中方总是以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方式去回应西方谬论，那就有以自我贬低来变相承认自己是西方“教师爷”的“小学生”之嫌，无论中方再有理也显得有些软弱无力。而在很多西方民众看来，你中国作为西方“教师爷”的“小学生”怎么可能有理？他们肯定会偏听偏信西方“教师爷”编造的谬论与谎言，这就使中方陷于有理难辩的困境之中？那中方为何要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
即使中国暂时无法改变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也不应通过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来承认与强化其“发达”身份，并间接承认中国仍旧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助长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与傲慢感。
五、中国对外话语必须与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特征相符
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一讲话震撼人心，与毛泽东时代“站起来”、改革开放时代“富起来”相比，中国新时代最根本特征是“强起来”，而且这个“强起来”不是一般意义的“强起来”，而是“信心百倍”的“强起来”。尽管如此高调地向全世界宣示中国走上“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让不少早已习惯于中国比西方落后定位的人们有些不适应。
“强起来”中国的对外话语风格也开始明显改变，从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中可以看出，几年前，为不得罪美国，在批评美国时大多不直呼其名，常称呼某西方大国，而自特朗普任总统并大肆打压中国后，中方发言人开始直接称呼美国。对美国蓬佩奥之流高官更是指名道姓地抨击乃至冷嘲热讽。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待美国与西方国家，中方越对他们软弱谦恭，他们就越鄙视你、欺负你。因为西方文化信奉强者生存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付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展自己与展示自己强大一面，表明中方完全具有与美国及西方抗衡的强大实力，中方对美西方的话语才有充足的底气与世界影响力。
跨入新时代的中国已在多个领域的发达程度开始赶上与超越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呈现局部发达特征。这种情况下再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与新时代“强起来”特征不符，而且有继续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与甘当西方“小学生”之嫌，继续助长西方国家政客、媒体本已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傲慢感。
跨入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的对外话语权与新的国家形象，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与综合国力早已不是过去类似“潘长江”的小矮子，而是成为类似“姚明”那样的巨人，想谦虚无人信，想隐藏无处藏，所以中国对外话语理应与时俱进，必须与新时代“强起来”的特征相符，即必须彻底抛弃有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之嫌的谦虚态度即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对外即使不否认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但也应如实积极地向世界展示自己局部发达先进与超越西方的一面，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甘当西方“小学生”与听任西方“教师爷”说教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也只能成为历史。所以中国媒体新闻报道与官员讲话必须改变以往错误的用词习惯，如同宣传部门严禁把“一带一路”倡议与“战略”一词挂钩那样，必须把西方国家与“发达”一词脱钩，让西方国家一词回归政治专用词或方位词本意，而与“发达”一词没有必然联系。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