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西方开花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先在中国结出硕果？

【摘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却在传入东方之后先在中国大地迅速结出了硕果。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时代条件比较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已有的历史发展经历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对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成功的德国，以及那时还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中国来说，因为与这些国家的时代条件十分契合而极具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从而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会更容易一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会更好一些，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容易结出硕果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170多年过去了，西欧的无产阶级只在法国巴黎有过短暂的胜利，迄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黑夜之中，相反地，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之后却在中国大地迅速结出了硕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时代条件比较契合。

1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意味着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这种战胜不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战胜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各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各国的资本主义。如今，美国下一届总统的竞选者中有人公然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战胜的前兆和表现。而在中国，这种战胜不是前兆而是事实。

　　中国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而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创立红色根据地后开始的。在红色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先后称为苏区、边区、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很快就体现出来了，它得到了根据地人民衷心支持和拥护。有首歌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说的就是对这种制度的欢迎和支持。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得到了几乎全部的国际援助，并拥有最高合法政权，但是海外华侨资本家陈嘉庚对比了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之后，却说“中国希望在延安”[2]。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而且国民党政府还得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却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人世间的真理，社会主义得到人民的衷心向往和拥护。陈毅元帅曾经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当年老百姓们正是唱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推车奔向枪林弹雨的战场。[3]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汗水“选”出来的，它比西方国家用几张纸票投出来的政权要牢固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党和人民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到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在一些领域里中国的技术水平还不高，但中国却是世界各国中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即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市场资源配置上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及政府积极调控经济走势，同时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服多种经济成分中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弊端，使得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表现优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事实上，不仅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也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至今也和中国一样，也是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恩格斯曾经指出：“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真理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世界性的现实。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并不遥远。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条件的契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西欧特别是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亲身经历了西欧封建势力的复辟和后续的特别是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找出了一条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1850年3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他们指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5]一旦工人政党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会是一句空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在西欧的工人政党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拒绝了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等人主张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使西欧工人阶级在战争中自相残杀，失去了战胜资产阶级、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最好机会。而相对落后的俄国却在列宁指导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抓住时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与欧洲国家相比，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遥遥无期。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王朝大臣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北伐革命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指导即，“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6]结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自卫团”即青洪帮等帮会分子袭击工人纠察队，导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的序幕，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被杀害。好在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觉醒，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走上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7]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已有的历史发展经历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对于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比较牢固的英法两国来说，有点马后炮的意思，那么，这些策略对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成功的德国，以及那时还谈不上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中国来说，却与这些国家的时代条件十分契合而极具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难题。那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落后，毛泽东同时曾经1954年的时候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8]这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9]而恩格斯的这个论述恰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条件，这是因为当时的苏联正好可以做这个榜样。正是在苏联的榜样作用和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并且没有因此而背上偿还不起的债务。[10]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而是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条件更为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1]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

　　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2]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是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中国还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时代条件恰恰适合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就像列宁主张学习泰罗制，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一样，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直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马克思还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13]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时，必须阻止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那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的永久化，否则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僵化，不仅不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而且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14]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这种矛盾，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5]而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16]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善于进行伟大斗争，就决不会重蹈前苏联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会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胜利。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契合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17]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从而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会更容易一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会更好一些，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容易结出硕果一些。

1．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经明确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18]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9]

　　由此可见，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的理解都还不够深刻。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读书人的要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常以天下为己任”，并号召普通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精神中具有极强的自觉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20]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先生，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学生，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要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这句话包含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21]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2．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契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时曾经指出：“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22]。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时，都会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呼声。另外，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存在阶级差别，但“民贵君轻”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漠视阶级等级的思想，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使中国传统精神中自然包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东方与西方的一个不同在于，“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3]因此，如果说，在西方，“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24]从而在西方，各党派之间相互争斗，甚至妨碍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那么，对于需要治理长江和黄河领域的巨大水利工程的中国，中央集权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则是早就树立起来了。

　　中国传统精神强调“天下为公”。《北京青年报》曾经刊登了一条满清末年封建大臣陈宝箴的史料。当时陈宝箴官居湖南巡抚，奉令实行新政。为此，聘请了德国矿业工程师，勘探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勘探的结果是黄金储量丰富。这时，陈宝箴身边的官员对他提议，可由当地的土豪富商一起集资开采，共享其利。陈宝箴怒斥，开采矿石是用来富强国家的，什么人竟敢以此图谋私利。随即下令上奏朝廷开采，使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成为国有独资的矿山。[25]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强调，“节制资本”。这种传统精神自然使得中国人更容易跨过“卡夫丁峡谷”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公有制。

3．马克思主义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是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得来的，它在历史领域的运用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26]而中国传统精神中就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事实上就是强调人们不仅必须首先吃、喝、住、穿，而且必须有足够的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中国传统哲学不仅“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即具有辩证思维，而且强调“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从而还具有黑格尔哲学所缺乏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比黑格尔哲学更多的共同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研究方法时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7]这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实事求是”的最好阐述。其中，“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就是要做到“实其事”；“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就是要做到“求其是”。

　　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就是对这种普遍联系的朴素的反映。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28]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和太极图所反映的正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中国古代文人强调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西方古代的神话中，人物的命运是既定的，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避免既定的结局；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人物的命运则是可以改变的。中国古代宗教吸引信徒的主要着力点，也不在“来世”而在“今世”。中国传统精神还强调“自助者天助之”“自助者人助之”，从而中国人民并不消极等待历史的自发前行，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主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2]赵赓：《“中国希望在延安”——1940年陈嘉庚延安之行》，载《党史文汇》2012年第6期。

　　[3]吕志强：《大胜利与小推车》，《解放军报》2019年1月11日。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10]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101-10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12]《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13]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07页。

　　[14]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12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7]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载《求是》2010年第7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

　　[21]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载《求是》2010年第7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26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1页。

　　[25]谢泳：《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12月29日。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2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转编自“恩格斯学派”，原刊于《当代世界》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