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在“掏空”中国耕地？

　　“去年那么大的水灾，快穿棉袄时才种上麦子。”

　　正如河南省浚县傅庄村种粮大户傅太华所说，去年一场秋汛，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夏粮播种被迫推迟了15天。

　　农业生产环环相扣，耽误一天就可能耽误一季。这也就导致去年的小麦苗情出现近10年最差状况。

　　因此，从去年播种开始，2022年中国夏粮就成为广大农民、各地政府，甚至国际粮商共同的“心事”。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今年小麦竟然“有亩产1300斤、1400斤，甚至1500斤的好收成”。

　　2022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供应有充分保障，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在全球粮食紧张的2022年，夏粮保住了，悬在全国群众心中的石头也算放下了。

　　不过熬过去了天灾，农田更大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人祸”。

　　有人在这场洪涝后发现，城市里的大水没几天就退了，但农田却迟迟不见好转，为什么一场汛情对农业区的影响会这么大呢？

　鹤壁浚县白寺坡蓄滞洪区内被水淹没的农田

　　关于这个问题，部分专家将责任指向一个群体——农民。

　　有专家认为，是因为农民滥砍乱伐，导致具有拦洪和蓄水功能的林地越来越少，从而加剧了洪涝灾害。

　　还有人表示，这是不合理的围湖造田，加快了湖泊沼泽化的进程所致。

　　原本这些在洪涝灾害来临时充当“吸水海绵”的林地，充当“蓄水池”的湖泊，被农民破坏了，洪水来了之后，农田的泄洪就成了大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专家表示，这其实就是农民长年来焚烧秸秆、化肥滥用所造成的后果。

　　这些行为在农村非常普遍，看似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日积月累下来，却严重损害了耕地，加重了土壤板结。

　　板结的土壤，水分下渗率大大降低。水从土里渗不下去，自然就积在田里。

　　那么，农民到底应不应该为汛情“背锅”呢？

01

　　说到对土地的破坏，农民的确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

　　远的不提，拿2013年的大新闻来说。当时，内蒙古大兴安岭大杨树林区的工作人员每周在林区巡逻时就发现，时常会有一些树被连根拔起，树根东倒西歪地躺在四周，根须已经干枯、变形。

　　取而代之的，是新开垦的耕地。

　　这些耕地没有经过上报审批，都是农民擅自通过毁林“偷”出来的。

　　更让人吃惊的是，像这样的耕地竟然有多达200多万亩，占到了当地林区总面积的1/5。

　　要知道，大杨树林不仅是大兴安岭林区的“东大门”，更是阻止林缘后退的第一道防线，假如这道防线被耕田所替代，若干年之后整个大兴安岭林区都会有沙化退化的风险。

　　大杨树林区的一幕并不是个例。

　　四明山区域森林植被茂密，有宁波“绿肺”之称。但如今来到这里，却只能看到到处光秃秃的景象，仿佛山上被打上了一个个补丁。

　　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四明山区域毁林的面积已接近2万亩。

　　有“中国核桃之乡”之称的云南省大姚县，此前森林覆盖率达71.83%，如今跌到只有65%，此前遍布全山的云南松等树木，变成了核桃、烤烟、玉米等经济作物。

　　为了获得更多收入，各地都会出现部分农民铤而走险去毁林。

　　除了水灾之外，农民为了多赚钱带来的灾祸，还有火灾。

　　每年农忙季节，各地火灾不断。

　　6月11日，河南三门峡一处麦茬起火，快速蔓延；

　　6月10，江苏盐城一麦地因焚烧秸秆起火；

　　5月，陕西榆林因焚烧秸秆引发火灾……

　　几乎每一年，都能看到各地报道的因焚烧秸秆引发火灾的新闻。

　　为此国家曾屡次严令禁止，不允许将秸秆原地焚烧，有些地方甚至在春耕时期出台“禁火令”来遏制这类行为。

　　但不少农民为了图省事、也为了节省处理秸秆的费用，依旧我“烧”我素，不顾风险，坚持在田间“玩火”。

　　比这个更恶劣的，还有倒卖营养土。

　　说到营养土，人们一般首先都想到的是东北黑土。

　　由于其肥力高、适宜农耕，数量稀少，所以一直被冠以“耕地中的大熊猫”的称号。但一些农民却为了一己私利，将这些宝贵的黑土拿到市场上去售卖。

　　2021年4月，新华社报道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起黑土盗挖事件。在五常市沙河子镇福太村，盗挖团伙以改良土地为名承包当地村民的耕地，盗挖的黑土地面积达到9万多平方米，涉案金额达36万元。

　　近些年，在东北每年都会破获多起黑土地盗卖案件。但是，这种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甚至直到今天在某些电商平台上，2元/斤的东北黑土依旧赫然在售。

　　而营养土的减少，自然也就导致土地肥力的下降，一些农民不得不增加化肥的用量。

　　刚开始这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还奏效，但随着时间推移，化肥的效力开始慢慢减弱。

　　拿氮肥来说，从1998年到2013年，我国小麦的氮肥施用量增长接近200％，但单产水平却只提升了50％。与此同时，英国小麦的氮肥施用量不及我国的85％，单产水平提升却是我国的1.3倍。

　　“地越来越馋”的背后，正是大量施肥，导致土壤板结化所导致的。

　　为了维持产量，农民被迫还要继续加大肥料用量，导致土地更加贫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连农民自己都表示，“感觉就像吸毒，明知有害但停不下来。”

　　随着化肥的投入越来越大，还会加剧土壤的污染。

　　在山东，由于农民“用力过猛”，当地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程度逐年加重，不仅会导致作物发病率升高，农产品品质下滑，甚至还会加大谷物被重金属污染的风险。

当人吃了这些谷物后，骨痛病的患病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回过头来看，农民为了私利而付出的代价，不仅伤害了环境，还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时许多人会想，为什么这些农民这么“坏”？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农民的收入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鑫的研究《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收入分配状况》，农业生产的收入最高占到农民收入近46%。

　　换句话说，农民近半数收入，就是靠种地而来。

　　所以，农民应该对土地敬畏才对，为什么还要破坏土地？

02

因为，当下的农民太需要钱了。

　　根据浙商证券统计，我国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5亿人，其中农民就有4.6亿，占比约84%。

　　而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9万元，不到城镇居民（4.7万元）的一半。

　　并且，他们挣钱的能力正在不断减弱。主要原因是，当下的农民学历普遍比较低，年龄却越来越大。

　　根据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当下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为50岁，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只有10%。

　　从这个数据推断，当下的农民主要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人。

　　城里长大的孩子，恐怕很难体会到，当下的农民对“挣钱”，有多大的执念。

　　在他们的概念里，没有疯狂星期四的肯德基，没有购物狂欢节，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挣钱、省钱。

　　69元一盒的獭祭冰激凌，在广大城市白领看来咬咬牙也能接受，而在69岁来自淮南刘岗镇的李庆友而言，这相当于他一天的工资，再加两个小时的加班费。

　　而他为了一天能赚60块，凌晨4点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漏风的火车里颠簸2个多小时来到工地。

　　对城市白领来说，点外卖都是常规操作。尤其是劳累了一天以后，根本不想做饭。

　　即便是做饭的时候，对锅碗瓢盆和食材都有一定的要求。电饭煲、空气炸锅、烤箱、面包机、洗碗机……能上的都得用上。

　　但是对于李庆友们来说，点外卖这种操作连想都不敢想。不管一天工作有多累，他都要自己去买菜、洗菜、淘米，然后蒸饭、烧水、热菜。

　　并且，这一整套流程，都是在他自己用一个铁桶改造成的蒸锅里完成的。也就是说，他的厨具，价值只有几斤废铁的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工资都这么低。一位比李庆友小4岁的农民工，一天工资就有100块。

　　他是一名装卸工，扛水泥。

　　一袋水泥100斤，65岁的身板，每天要扛六七百袋水泥。

　　即便他们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尽管工作辛苦赚钱也不多，但他们依旧不舍得这份工作。

　　甚至当各地为农民工安全考量，陆续要求工地不得雇佣超过60岁农民工的时候，他们还抽出时间，学习如何护肤和做发型。

　　60岁的王兴华，皮肤粗糙、一辈子都没做过发型、用过护肤品的糙汉子，如今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染发膏、定型啫喱和婴儿润肤露。

　　促使他们这么做的，不是因为消费主义和内卷导致的容貌焦虑，而只是在想尽一切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以便继续待在工地。

　　即便他们知道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出事”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2018年，上海建筑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而全年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

　　即便他们也知道自己过了劳动年龄，“出事”之后理赔也很难。

　　2012年5月，已经年逾六旬的老赵在干活过程中出现意外，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

　　在老赵住院治疗期间，因为公司认为和老赵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出了一部分费用后，便不再继续赔付。

　　他们“甘愿”冒着如此巨大危险而继续呆在工地，跟他们屡禁不止的焚烧秸秆、过度使用土地，背后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缺钱。

　　说实在的，他们自己需要的钱并不多。一个月挣三五千，也真的花不完。

　　很多农民工一个月生活费往往只花费几百块钱，日常三餐主要就是馒头咸菜白开水，以及从菜市场连买带捡的白菜萝卜。

　　住宿的花费更少，一般是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桥洞，条件好的才会几个人一起合租上下铺。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肩上承担并不是只有自己，还有整个家庭。

　　197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大约17.4%。

　　如今，根据《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显示，到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1%。

　　也就是说，农民的后代，大部分都离农村了。

　　当下，农民的后代面临在城镇结婚、买房、生孩子等问题。这些，都需要钱。

　　因此，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能从土地中多获取一分就多获取一分，能外出打工就竭尽全力。

　　目前，农民劳动人口，除了1/3的全职务农，剩下2/3都会努力进城务工。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帮助大家做过对比，“现在北京的劳动力市场上，普工一天是300元，如果他回村去做农业，一天能有30元吗？农业对劳动力要素的回报，恐怕一天不超过30元。”

　　从宏观层面来看，粮食安全、耕地安全，问题大于天，广大农民应该努力保护耕地、科学合理种植。

　　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说，广大农民要养家糊口，要帮助子女在城市定居，他们连自己的身体健康都顾不上了。

　　那么，能否让农民在保护耕地的同时，又获得更多的收入？

03

　　说实话，鱼和熊掌兼顾，真的很难。

　　因为，种地成本很高。

　　除了人力成本外，犁地、播种、收割等所需要用到的农机，保证粮食产量必须用到的种子、农药、化肥、除草剂，都是成本。

　　以四川某地的水稻田为例，2021年，种1亩水稻的收入是1300多元，其中成本就有700元；1亩玉米的收入1200元，成本600元。

　　并且，这些成本，一直在不断升高。

　　早在2002年，随着中国入世，工业快速发展，铁矿石进口需求暴增。作为全球主要铁矿石出口大国，澳大利亚趁机涨价，此后铁矿石价格越来越高。

2003年，上涨9%；2004年，上涨19%；2005年，上涨超过70%……

　　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导致农机价格不断提升。

　　除此之外，国际油价的波动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

　　绥化市某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蒋庆财表示，由于柴油涨了近一倍，仅此一项给合作社带来的农机额外成本，就高达23万元。

　　犁好地后，还要用化肥才能保证粮食产量。

　　氮、磷、钾是主力化肥，今年这些化肥的价格比去年普遍涨了30%。钾肥更离谱，直接翻番！

　　一套组合拳下来，蒋庆财估算今年种1亩地，要比去年多花至少60元。18亿亩地，就是1200亿元。

　　虽然国家已经连续3年上调水稻收购价格，但每次上调幅度不足1%，按照亩产1200斤计算，1亩地也就能多卖十几块。

　　这个时候，再要求农民进行秸秆还田，那就相当于还没等农民把粮食卖掉换成钱，又得继续掏钱租用农机去处理秸秆。

　　所以一把火烧了秸秆，是最省事、最省钱的做法，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国家对焚烧秸秆行为都是从严处罚，却年年禁、年年有。

　　那么，确保农民收入和落实耕地保护，就只能二选一了吗？

　　上面我们提到，农民近半数的收入，是卖粮来的。但，农民又处于一个“粮价涨幅低于成本涨幅”的状态，那么过度使用土地就是必然现象了。

　　所以，最快速解决农民收入的方法，就是提高粮食收购价。

　　粮价涨了，收入高了，农民进行秸秆还田、免耕休耕的意愿，不就提高了吗？

　　可为什么国家每次上调粮食收购价，都扣扣索索，每斤涨个0.01、0.02元？

　　因为，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估算，即便粮价看似不起眼的上涨1%，也会导致近1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中。

　　更何况，要想让农民收入提升，1%的价格提升远远不够。

　　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果：虽然农民短期内收入增加了，但也让更多人陷入贫困。相当于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的脱贫成果，将面临严峻的威胁。

　　而且，短期内提升粮价，农民很可能种的更起劲，更过度的使用土地。

　　既然涨价不是个好选项，那么就要努力降低农民的种植成本了。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发钱。并且，包含粮种、耕种、施肥、收割、秸秆还田等各个环节，都要发钱，才行。

　　根据山东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学者《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效应评估》研究表明，中国种粮直接补贴政策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4年全面实施，19年来从未间断过。

　　而今年由于成本飙升，补贴力度尤其大。

　　不仅在两会后，安排了200亿元的一次性补贴，给实际种粮的农民。同时中央财政还紧急安排了50亿元资金，用于小麦的促弱转壮。

　　事实上，国家补贴也在努力覆盖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比如：

　　6月之前，是50-100元/亩的基本农田补贴。

　　6月，是轮耕休耕补贴。其中东北地区试点补贴标准是150元/亩，而对于土壤危害严重地区，如果是休耕半年以上的可领到500元/亩，全年的可以领到800元/亩，有些地区超过了1000元每亩。

　　7-8月，是对实际种粮食农民的直接补贴，例如宿迁一亩补贴是120元。

　　8月，有50-140元/亩的粮食补贴。

　　10月，是秸秆还田的补贴，例如北京是25元/亩。

　　此外，灌溉系统也是国家重点补贴的项目之一，因为旱涝灾害对粮食产量非常大。根据陕西学者的研究，陕西因为旱涝灾害每年平均减产超过百万吨！

　　为此，"十二五"以来，国家每年都会投入超过340亿元，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工程。

　　如今，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已经达到了耕地面积的54%，其中仅大中型灌区就有7000多处，贡献了75%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

　　客观来说，上述补贴是在确保粮价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减少农民支出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大化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和全国粮食价格稳定。

　　但是，当下，耕地退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需要加大力度进行保护了。

　　这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首先，要有解法。

　　如今，东北摸索出来的“龙江模式”和“梨树模式”，已被列入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龙江模式的核心在于秸秆还田给土地增肥，而梨树模式的核心在于让土壤休耕。

其次，农民得自愿。

　　为了能让农民秸秆还田，各地都出台了严令，拘留、罚款。

　　村干部们也真是没少想办法，村村通大喇叭广播、贴标语、拉横幅这都是常规操作。过年的时候，还拎着门神上门做宣传。

　　我认为，让农民意识到秸秆还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需要给到他们更多的补贴，让他们更有意愿去做。

　　毕竟，农民真的很缺钱。只要补贴够多，他们甚至可以进口秸秆加倍“还田”。

尾声

　　建立之初，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国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一代代农民工的付出。

　　从建国之初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到现在14亿张吃饭的嘴，所需的粮食增加了好几倍。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也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担的成本。

　　今天，我们不在耕地保护上花钱，明天就会在进口粮食上花更多钱。

　　如果不是此次俄乌战争造成全球粮食危机，或许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我们国家还有数亿人一直默默为我们生产粮食，数亿人一直在土地上顽强谋生。

　　国家粮食安全，最终要靠广大农民来完成。此时此刻，他们，需要需要的不是指责、义务，而是更多的“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