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权主义运动：针对八个问题的看法

编者按：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孰轻孰重？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回应有关这一议题的八个问题。应该说，每个问题都是值得单独拎出来讨论的大问题。本文是作者近期进行的一些思考，尽管不太成熟，一些表述稍显芜杂，部分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文章试图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重大的，一些想法在市面上也并不常见。特此刊出，重在引发读者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与批判。

　　开门见山，提出八个问题。

　　首先，向所有女权主义者提出两个问题：一，仅推翻父权制就能够使女性获得完全的解放吗？二，进一步追问，能否仅在推翻父权制的运动中实现推翻父权制的目标？

　　其次，向所有还未对性别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乃至忽视及污蔑女权主义运动的人提出两个问题：一，性别之间的对立到底是现实，还是某些人宣传或捏造出来的？二，到底是谁在行性别对立之实？

　　再次，向左翼内部一些对性别问题持谨慎立场的同志提出两个问题：一，你们所谓的“阶级斗争”是抽象的斗争，还是具体的斗争？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次方面）应该从何种角度来理解？

　　最后，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向所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解放）的关系？

　　以下对这八个问题谈谈看法。

1 女权主义者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

　　我们认为，向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应该给予否定的回答。即，仅推翻父权制并不能够使女性获得完全的解放，也不可能单纯通过推翻父权制的运动，就实现推翻父权制的目标。

　　毫无疑问，父权制是阶级社会的伴生物，并在后续的历史形态中生发出不同的压迫形式。父权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也一定不会在未来万古长青，它是历史的产物而“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与此同时，父权制不是社会秩序中某个孤立存在的压迫制度，而一定要和其他的压迫制度相耦合。

　　正如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女性也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构成。女性内部的差异以及各自面临的生存困境，无法单从父权制压迫这一维度得到完全的解释。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尽管极其特殊）：一位黑人同性恋工人妇女，除了要面对父权制造成的对自身性别和性取向的歧视，还要面对资本的直接剥削和种族矛盾。个例的特殊性并不掩盖问题的普遍性。在女性群体中，受压迫的劳动者阶级占多数，被歧视的“少数族裔”在全球的数量上也占多数。而性取向、宗教信仰等身份标准，同样将女性划分为数量不一的群体。显然，消灭父权制并非是女性获得完全解放的充分条件。

　　另外，更要注意到，仅通过推翻父权制的运动，无法实现推翻父权制的目标。

　　从最切近的时代说起。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虽然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但也给女性上了一道更强有力的枷锁。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父权制的性别分工，将家务劳动、孩子的生育与培养等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成本转嫁给女性，通过更多地压迫女性来减少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父权制也在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女性推向家庭，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权力关系，巩固并进一步合理化性别分工。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结成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神圣同盟。

　　如果女性只是在反对父权制的框架中进行反抗运动，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的联合围剿，将使得运动难以进行。更现实的是，这种单一维度的运动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不只是男性不理解的问题（因为这并非决定意义上的），而是要考虑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对于诸多劳动妇女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性别间的矛盾。女性处于一定的、现实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中，尽管解决性别问题对她们有好处，但单从性别的维度进行宣传与鼓动，不一定能够促使她们自身已被父权制社会形塑过的意识形态发生立即的觉醒和转变。

　　再者，“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即使获得了法律形式上对性别平等的承认，以及社会宣传上的一视同仁，但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层面的根本变革，以及更广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决裂，女性恐怕也难以获得完全的解放，或只能获得单个人在某一时空场域中的解放（比如：单个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杰出的企业家或是政治家）。这种解放不是普遍的历史的解放，而只能是具有局限性的暂时的解放。

　　我们以为，在分工和私有制还未完全消除之时，“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也就还存在。而需要的“方法”，则是指推翻父权制要与其他反抗运动进行联系与团结。

　　尽管女权主义者内部不都完全认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的困境将会催促着女权主义者们不再局限于针对父权制的斗争，而要求对既有的社会秩序提出更广泛的革命诉求。所以，女权主义者们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2 对“性别战争”的否定与批评

　　对于许多关注女性议题的人来说，“性别对立”或是“性别战争”并不陌生。一旦社会事件涉及两个性别之间的冲突，舆论就要对可能存在的性别之问进行神圣的围剿。尽管女权主义者们还未来得及完整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理中客们（不分男女）就用自己遗世独立的高洁作风，将严肃的讨论变成了“帽子游戏”，消解掉性别议题的价值与意义，进而维护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对于任何试图将性别问题持续讨论下去，或是尝试纳入性别维度来讨论具体问题的人来说，“挑动性别对立”的帽子会随时随地落在头上。

　　那么，性别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是真实存在的吗？答案是完全肯定的。性别对立就真实地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每一个时刻。只不过，这种对立既可能采取激烈冲突的形式，也可能采取和缓的、隐蔽的形式。

　　正如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这并不否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与劳动阶级相对立。即使资产阶级中存在个别的慈善家或社会主义者。同样，男性内部的阶级分化，并不妨碍全体男性在父权社会中，相对女性整体所具有的优势，即，全体男性都通过这一巩固的优势攫取了或多或少的、或明显或隐蔽的利益。

　　可以说，类似于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中有着数量不等的分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落实到个体上也有不同。一位农民工男性与一位资本家男性，他们从对女性压迫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农民工可能更多地是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形成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往往带有封建观念残余的性质。资本家则不然，他们不单可以更多地占有女员工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还能够更多地享受到可能存在的公开的卖淫。

　　进一步地，即使对于一个支持女权主义运动的男性来说，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作为男性本身在男权社会所享受到的“特殊待遇”。联系刚才提到的农民工与资本家的比较，在阶级社会中，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特殊待遇”还会因为阶级身份或其他什么身份的存在，变得更明显或是更隐蔽，变得更可观或是更趋于无。这当然不是对男性进行“原罪论”式的苛责，而是要想到所有人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并非是父权社会绝对意义上的受益者。父权社会要求男性具有所谓的“男性特质”，承担所谓的“父亲的或丈夫的责任”。同样，这种强制对处在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男性来说，有着不同性质、大小相异的负面作用。比如，对需要付出高价彩礼、气质柔弱又或者是同性恋的男性来说，这种压迫感尤为强烈。就这一维度看，女性和男性（至少有一部分）有结成反父权同盟的可能。

　　我们同样要辨析，到底是谁在宣扬“性别战争”。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对女权抱有拒斥心态，乃至进行污名化的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如果单从个体的感受来把握舆论的倾向，势必会被一些看似理性、客观、中立、和谐的言论所蒙蔽。因为我们并没有从社会性质来更具体剖析这种舆论是否就是某种现实对立的表现。

　　总的来说，和谐不是目的，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只会让阶级社会苟延残喘得更久。在涉及性别议题的讨论中，试图回避或者缓和是无济于事的。无产阶级中有流氓无产者，女权主义者也从来不否认内部存在极少数的因为认识不足等各种原因，而借助女权主义运动为自己个人牟利的现象。但是，试图用这极个别的案例来污名化女性的抗争，这与将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抹黑为“恐怖运动”的行为有何不同？这不过是试图维护现有秩序而做出的最恶劣、最直观、最蹩脚的辩护。

　　女权主义者们不惧怕来一场“性别战争”，但也请不要把名不副实的称号强加于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权主义者头上，这“会给我带来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带来过多的侮辱”。同时，女权主义者也不屑于进行一场“性别战争”。因为正如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女性要获得完全的解放，如果只局限于反父权的框架中、陷入到“反男性不反‘男’权”的窠臼之中，就既不能实现消灭父权的阶段目标，也不能实现彻底消灭压迫的最终目标。

　　至于性别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地位问题，或者说，性别矛盾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待于后面四个问题的进一步阐发。

3 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消灭私有制

　　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了针对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质疑（参考：从唐山事件看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观），以及多元论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观点，应该说，从正面的意义上修正了当前一些左翼对于阶级斗争和具体运动的看法。我们也对其中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赞同，比如并不能简单从谁先谁后的关系来探讨性别解放与阶级斗争。不过，对于其中谈到的“矛盾由多元决定”等类似表述和观点，我们仍然持需要继续商榷的态度。

　　另外，推荐一些从更加具体层面讨论阶级斗争、女权主义运动的文章：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是多元身份中的一种？｜专题：一纸辩护 |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 (下）｜女权与阶级新人指南。以及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文章：中国女权运动史（下）。

　　另有两篇网站文章：

　　马列毛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qingnian/2018/03/387902.html

　　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81870（上）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81905（下）

　　笔者认为，上述一些文章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和批判方法，很好地梳理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从经常被忽视的维度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复杂性。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想再度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尝试提出一些尚不成体系的观点，以供批判。

　　阶级斗争是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单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吗？或者说，从运动主体看，是指在生产关系中，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又或者，从过程来说，是对旧有秩序的推翻或持续改造？应该说，在讨论阶级斗争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会牵连出阶级这一概念。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阶级是与物质生产直接相连的。恩格斯从与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关系，列宁进而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分别阐述了阶级的定义。后续，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论述中，还将政治态度作为区分阶级的第二重维度，为分析现实社会中复杂的阶级关系提供了新的策略。

　　但是，这种阶级的划分很大程度上仍是围绕着物质的生产。尽管紧紧抓住了人类的第一需求，即生活资料的生产，似乎是把握住了历史的主线。但是，人类社会的延续不单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能够维持的，还包括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很大程度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既有自然的生理的因素，也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不过，在人口生产（繁衍）的分工中，自然意义上的生理差异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性别之间的差异（不平等），还需要放置到具体的社会中来讨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就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来看，由性别分工所生发出的性别差异与矛盾，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基于物质生产分工所生发出的阶级差异与矛盾的衍生物。同时，也预告着，存在着某个社会阶段，自然赋予的性别上的差异不会绝然成为不平等的根源。

　　所以，性别问题又不同于民族问题、种族问题，而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不但同源——分工和私有制，还具有时空同步性——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空间分布上，阶级矛盾都自始至终地伴随着性别矛盾。

　　但，总的来看，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上的分工，以及伴随分工出现的私有制的诞生，无疑是压迫与被压迫出现的最终根源。性别矛盾既不能推翻阶级斗争（或者物质层面的分工）作为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条件这一命题，也不能被简单视作阶级斗争的衍生。进而，既不能区分主次或先后，也不能像劈西瓜一样，一分为二等同地看。

　　而在分工与私有制的理解框架中，性别受压迫方需要反抗压迫方所占据的“私”，物质生产受压迫方也需要反抗压迫方所占据的“私”，二者的目标都是要反对权力关系背后所倚赖的固定的分工和私有制。不过，阶级矛盾与性别矛盾又有不同，人一天不吃饭就要死。所以，基于物质生产分工的阶级的斗争，对于某一时空场域的人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占据了首位。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首位性”——从处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和现实条件的具体的人的视角——仅仅从这一视角来看是成立的，而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抽离时空感）来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

　　于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矛盾的主次方面）应该从何种角度来理解的问题就提了出来。

　　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矛盾的主次关系，实质上就是默认了先后顺序，认可了矛盾的分离，或者说否定了反抗运动中的一个向度。现实的复杂性正在于，矛盾并不会像队列士兵一样排排站好，供行动主体根据自己的偏好或幻想来随意调动。只能在特殊的条件和阶段，投入到反对现存秩序的队伍当中，从运动的方法论层面来区分这个主次。

这里提到的“运动的方法论”是指，在实际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运动形势面前，处于运动当中的实践者，为了更好地冲击现存制度和秩序，拓展被压迫者的解放条件，不得不进行地主次划分。这种划分与现实的运动紧密相连，而不应该成为一些还没加入到运动之中，就开始“论资排辈”“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的话术。后者只能是毫无反身体验的、纸上谈兵式地点兵点将。

　　可见，当前部分左翼对女权运动秉持的姿态显得过于保守。农民苦不能掩盖工人阶级的斗争，男性受压迫者的苦痛，也不能否定女性的反压迫斗争。

　　人类社会出现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化，是分工出现和私有制诞生的直接结果。工人阶级如果抱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心态，致力于肉体消灭自身的对立面，而不去根除这一阶级对立产生的社会根源，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重新分化。

　　与此同时，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在运动的过程中，也要面对相似的问题。如果女权主义者追求的不是性别平等，而是主张性别的绝对对立，并认为“肉体消灭男性”是可取的激进举措。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再次掉入了父权制的逻辑陷阱中。父权制立足于男性强于女性，这种“强”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所谓的男性在一些生理特质上优于女性，由此形成分工和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的男权思想。不消除这种“私”背后所缠绕着的关系，而是机械的、孤立的看待，到最后，可能的结果是建立新一套不平等的秩序取代现存的不平等的秩序——女儿国也可能有女王和奴婢！

　　概言之，女权主义者的反抗目标和手段，如果停留于反父权的框架中，也不能够实现目标。第一部分提到的两个面向——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是有靶向和前提的。对于女权主义运动来说，靶向绝不是纯粹的父权制，而父权制的消灭也并非是女权主义运动最终获胜的唯一条件。所以，截然从一元或多元的角度进行划分，或者等同看待阶级矛盾与性别矛盾，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确。第四部分将做进一步阐发。

4 女权主义运动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始终

　　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讨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

　　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在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哪个人可以持续地包揽一切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使自给自足地生产也不行（再强壮的人也有幼年、老年或是患病的时段）。于是，人类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分工，这种分工不但有不同年龄、不同体能之间的分工，更主要地，还有不同性别之间的分工。可以说，一当人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形成分工，性别之间的差异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分工从单纯量的扩大，逐渐过渡到结构的变化，渐次出现了工商业和农业的分离、城乡利益的分离、商业同工业的分离，以及各产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贯穿始终的，是性别分工在生产过程中的明确、细化和沉淀，而这一分工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生产往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于是，男性的生理特质取得了优势。但是，男性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还不足以支撑整个男权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这还有赖于对人的生产的控制。

　　人的自我生产是人类社会延续的又一个必要活动。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繁衍的过程中，基于生理上的差异，男性和女性之间有着自然意义上的绝对分工。应该说，性别在人的生产上的明确分工，要早于性别在物质生产上的稳定分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压迫是历史的、首要的压迫。

　　虽然无法在自然层面消灭生理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下都会成为不平等的根源。性别在社会层面出现差异并基于此产生的不平等，是伴随着人类在物质生产上进行分工而出现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的性别压迫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内部雄性对雌性的压制（一般来说），正是因为性别压迫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系统的存在，即需要基于物质生产的阶级分化的支撑、保障与强化。而阶级分化既有经济基础层面的，也有上层建筑层面的。

　　至于性别分工，则为阶级分化提供了现实的、自然的基础，这使得反对父权制的性别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具体面向。“面向”在这里并不能从“阶级矛盾衍生了性别矛盾”，或从“阶级斗争决定了/优先于性别斗争”的含义来理解，只能从彻底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角度来理解。父权制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男性占有女性的私有制（既是物质上的占有，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占有），所以，男性无产者试图保留父权制而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阶级社会为了延续自身，在有意识的历史过程中，婚姻和家庭制度被创制了出来。伴随着这种有意识的历史过程的另一成果，是父权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逐渐形成和巩固。

　　关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关系，理论上还有继续争鸣的必要。但，对于身处现实关系的我们来说，运动则是更加直接的问题，最后需要再讨论一下社会主义革命与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解放）的关系。

　　把女权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革命中单拎出来讨论，无可置疑地会让人感觉到其中的割裂感。需要强调的是，女性并非是某个要被拯救的客体，而是寓于反抗主体之中，即女性自身就是反抗主体本身。正如前文讨论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关系时所要表达的那样，二者是难舍难分的。女权主义运动既不能将自身看作是一个脱离社会背景的反抗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从观察者的立场将自身与女权主义运动区隔开来。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权主义运动贯穿社会主义革命的始终。

　　即使进入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因为分工、家庭和国家还未完全消灭，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忽视、歧视妇女的观念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进行解释。看似平等的权利是以承认“天然特权”为前提的，这种“天然特权”在短时间内不能通过“法令”或是“公告”进行取消，而只能通过持续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得到解决。

　　这其中存在的两个面向缺一不可。第一个面向是生产力的发展，即人类共同活动的进步，其中包含有技术的变革、智力和体能的提高、活动方式的变化等。这种发展将给减少性别不平等带来极大的益处，比如，在自动化机器生产时代，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就会小得多。

　　但是，仅有第一个面向的变化是不够的，还要有生产关系这第二个面向的变革。比如，不对男性主导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不让女性自身参与到生产过程与决策之中，男性就可以自始至终地掌握机器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而将更多的负担压给女性。这种关系的变革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贯穿政治过程始终的是一次又一次具有明确指向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既可能是辩论和批评，也可能是更广范围的激烈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绝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势必要对男性与女性在人的生产方面的分工，即在人的繁衍方面的分工提出要求。于是，对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变革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至于如何变革，这不是可以通过幻想解决的，而一定要现实中的受压迫者提出新的问题与要求，并在持续的斗争中推动问题的解决、满足新生的要求。最后，以达到不仅要消灭其中的内容，还要消灭婚姻、家庭这些形式本身的目的。

　　此外，不仅要消灭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层面的分工与私有制，还要消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压迫。正如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样，女权主义运动也要同父权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女权主义运动作为一场漫长的革命，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始终，这根源于两大矛盾/压迫的同源性与时空同步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历史主线的前提之一，是女性本身即为反抗主体参与其中。概言之，女权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行动，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是一场彻底的女权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