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财新社论《稳就业就要相信市场》
本文摘要：财新这篇社论背后有着鲜明的阶级利益。不能从数字的角度抽象地谈论就业问题和政府作为，而是要了解每一个劳动者的真实境遇，并给予严肃的对待。社会生产的有秩序，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管和人民监督，二者缺一不可，后者目前尤为不够。在讨论经济症结时，不触及所有权，将会流于现象分析而掩盖真实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共产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这条路艰难而漫长。总之，本篇社论既是对资本家们在市场中为非作歹的邀功词，也会成为政府在就业问题上不作为的辩白书。
财新社论原文：社论｜稳就业就要相信市场（读者似乎需要购买会员才能看到贵刊全文）
以下为正文，橘色字体为财新社论原文
中国的就业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如财新提供的数据：“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其中，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录得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并远超欧美。”如果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偏误，以及现实中为了提升就业率的各种骚操作（比如高等院校强制学生签订就业接收函），这一数据无疑还是比较保守的。
于是，稳就业成为关涉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那么，该如何稳就业，进而保障每一位国人安定的生活呢？5月23日，财新在出版的《财新周刊》第20期社评中，提出了“稳就业就要相信市场”的观点。文章篇幅不大，但清晰可见的是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
在具体批驳财新这篇社论之前，有必要申明笔者对就业问题和政府作为的一些观点，以为后续的内容提供铺垫。
首先，不能只将就业当作政府政绩的一个数字。对于每一位劳动者来说，就业不是目的，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人民政府，在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就业权外，还应推动落实公民的高质量就业。同样，就业的高质量不只是一个表现在经济结构或者劳动生产率上的漂亮数字，而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在劳动者看来，能不能按时支付工资、工作环境是否安全、社会福利保障能否落实到位等，才是真正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直接相连的因素。概言之，这些也是就业高质量不可偏废的维度。
进一步地，作为人民政府，真正的作为在于“为人民”。“为人民”自然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范畴。所谓具体至少有两个层次的意涵。一是对象层面，“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政府应该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需求和期盼，而不是空谈又收获了多少漂亮的数字。为了了解具体的人的具体需求，就需要实地调研群众的真实生活，与真实的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是工作动机和方法层面，“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政府是由“人民的公仆”构成的，每一名公仆在“为”人民的时候，不可能依靠单纯的宣讲或者机械地执行政策就解决民生之所急。政策不是“为”的目的，相反，“为”的目的是让民众生活得更好。然而，生活中很多现象都是为了政策推行而忽视了民众生活，这不过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说完这些，再来具体看财新的社论。
一开始，在分析失业问题的原因时，财新社论这样解释：
“中国当下的失业问题，既有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也有前期收缩性政策的时滞效应，还有经济下行期的周期性失业，更有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各种因素叠加交织，错综复杂，应对起来相当棘手。”
财新不愧是国内财经方面的头部传媒，用了很多专业词汇，看起来分析得头头是道，却不能细看，因为字缝里全是阶级利益。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格的防疫政策的确极大打击了经济，进而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接着，所谓“前期收缩性政策”主要是指前些时候，政府对资本（尤其是对大资本）的打压，比如对房地产、金融、教培和互联网企业的高压监管，又比如因为生态和能源压力而对企业增加的限制。可见，这一原因是财新所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们的抱怨。再接下来，所谓“经济下行期”没有更多的内容，不过是市场经济下的特殊规律，而非自然的铁律。最后，财新还提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
纵观列举的四个原因，财新的分析仅是流于表面的经济现象，并未分析形成就业问题的机制及其背后本质层面的原因。从现象上看，民众的失业或就业难问题似乎是受到“各种因素叠加交织”的影响，但是，民众被解雇或者找不到工作，直接原因是私有企业要降成本、要避险。有人就要问，这难道不是企业的正常操作吗，既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总不能怪企业不作为吧？！
的确，这是私有企业合情合理的正常操作。不过要知道，没有无风险的社会，即使是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存在自然风险或是意想不到的危机。既然不能完全消除危机，那么就要积极有效地应对危机。面对危机，是大家携手共克难关，还是为一己之私而尔虞我诈呢？不同的生产关系下会有不同的景象。
那么，财新列举的四个原因是否合理呢？先看第一和第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疫情冲击。疫情来势汹汹，拥有编制或签订了长期合同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并不会面临解雇的风险。相反，所谓的私有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是不存在的。对于私人所有的企业来说，疫情下不能工作的人无疑就是摆设，需要解雇。前景不明，自然也要暂缓招收新员工，以至于不惜破坏拟录用合同（比如近期一些车企拒绝新人入职）。可见，不同所有制下的社会主体会采用截然不同的举措，来处置似乎“过剩”的劳动者。
第四点原因产业结构调整。原有的工人不适应企业生产的需要了，所以需要辞退，另招具备新技能、适应新产业的员工，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失业的实质。可见，问题的背后仍在于“私”这一字。私有企业会在乎劳动者不能就业而吃不上饭的问题吗？会在乎劳动者之前的付出和贡献吗？会意识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绝大部分来自于劳动者的劳动吗？不会。劳动者和私有企业是雇佣关系，劳动者在企业所有者眼里终归和死的机器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那些精密的高价机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私有企业和雇佣关系在面对危机时，让平时的温情脉脉转瞬落入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再看财新给出的第三和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周期性问题。前文已经说过，这不是自然铁律，而根源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秩序，需要用宏观的调控和计划来代替，而后者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管和人民监督。所谓强力政府不管用，往往是因为强有力的人民监督不到位。一条腿走路当然走不稳，但另一条腿绝不是什么神乎其神、自由无序的市场，而是落实到各环节、全过程的人民监督。
第二个原因紧缩性政策。问题不在于限制资本，而在于没有及时为那些被资本裁撤的员工提供就业（这也能够看出资本的虚伪，资本根本不关心就业，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因为资本是一种建立于“私”之上的关系）。人民政府之所以是人民政府，支柱在于人民，而不是什么企业或市场主体。稳定高质量的就业绝不能希冀私有企业来提供，因为稳定高质量的就业与私有企业是相矛盾的。私有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必须压低成本，那么降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是一个重要的选项。私有企业受波动极大的市场竞争影响，会根据自身需要随时招募和裁减人员，对大多数议价权不高的员工来说，稳定只不过是幻想。现实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大多数劳动者签订的是短期合同，甚至不签合同，完全不受劳动法的保障，而沦为临时或者灵活用工人员。灵活！
那么，该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财新沿着自己给出的原因，不加分析地，似乎是依靠潜意识提供了一个方案：
“不过，根本而言，稳就业就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市场吸纳就业的能力几乎没有穷尽，关键是市场是否遭受体制性的抑制和扭曲。”
相信市场？当前最不值钱的就是相信了。市场能给劳动者提供什么呢，是残酷激烈的竞争，抑或是没有保障的未来？考研考公愈发激烈，到头来竟要为“996”的工作再度竞争。然而，更加残酷的是，高薪的“996”工作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工资低、不稳定、无意义、没前途的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
再接着，不谈所有制，空谈“依靠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互促进”，简直就是耍流氓。在他们看来，市场规模绝不会是人民财富的增长，必定是私有企业规模的膨胀——因为按照私有企业的逻辑，只有企业规模大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相反，人民有钱了，企业就没有劳动力了。而劳动分工不是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只能是私有企业效率的提高，以及对技能单一化劳工的控制。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竞争市场，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岗位，因为这不符合资本的利益！不是“市场是否遭受体制性的抑制和扭曲”，而是为人民服务的体制是否受到资本的腐蚀和破坏！
在讨论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时，财新总结道：
“稳就业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这一句话说得很在理。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只靠经济层面的政策和举措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一定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或者说大众的力量），针对社会各个层面不利于劳动者的症结，加以严肃的处置。
紧接着，财新肯定了政府的当前认识和政策举措，文中提到：
“中央已有具体部署：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留工补助、留工培训等政策要加大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缓交利息。加大双创支持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面向农民工扩大以工代赈。”
看到这里，财新的观点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了。说要“相信市场”，倒是先夸起政府的作为来了。暂且不谈政府出台的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紧迫的就业问题。单就财新自身的观点来看，似乎并不是全盘市场化的拥趸，而是承认政府应该在危机时期有所作为的。尽管，财新更希望政府的作为是为市场（企业）的作为，而不是为劳动者的作为。具体内容我们再往下看。
同一段，财新提出了对政策落实的担忧，特别是对财政的关注：
“近来，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巨幅下滑，落实上述政策的能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财政是另一个紧迫的问题，财新很敏锐，但没有提出可行的方案。就笔者来看，财政收入下滑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些想法可供商榷。以2021年为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39亿元；税收收入172731亿元，占85.28%。可见，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而税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税种。再拿2021年税收的构成为例，增值税占比高达36.8%。简单来说，这是对商品流转过程中价格增加值征收的税，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往往会被企业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劳动者们不但要上缴收入所得税（尽管大部分人的工资够不着交税的门槛），还肩负着庞大的增值税。至于资产税、遗产税等针对富人的征税则少得可怜，或根本没有。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资产税、遗产税多收一点，并不会影响巨富者们的奢靡生活。非要较真，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这些依靠私人产权获得的食利性收入，也不该由单个人或者单个家族所得。因为绝大多数财富是社会化大生产中所有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晶。这些简要的看法不知能否获得财新及企业家们的认同呢？
财新接下来的观点则让人大跌眼镜，简直是千层鞋底做腮帮子——好厚的脸。说要“相信市场”，到头来还是要政府出台“保就业举措”。文中说道：
“所有的保就业举措，最终要落实到人。尤其是对于失业群体，应加大帮扶力度，通过技术培训等措施，不断提升失业人员素质。失业期也可以是本领提升期。城市流动人口是疫情的直接重创者，务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政策更加友好。稳就业政策效果怎么样，失业者最有发言权。”
那么，谁来培训失业人员，培训的资金又由谁来保障呢？财新是否对此做过严肃的考虑。难道需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或者工人自己掏钱自学，待培训出更加适应企业需求的合格工人，再交由企业没有任何成本地、不加节制地使用吗？马克思那个年代，企业尚且要花钱培训工人的生产技能，现在的企业连这笔钱也不愿意花了！所谓“失业期也可以是本领提升期”，真可谓是“何不食肉糜”。只能在这里祝愿财新社论的作者能在自己失业的时候，安心提升自己的写作本领。
至于后文说的“以人为本”、“失业者最有发言权”，倒是说了句良心话。可是，在阅读完这篇社论的后续内容，笔者没有读出半点“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不用说全篇都是在为企业家集团背书，而不是为失业者发声。
继续往下看，财新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各地一些过于严苛甚至涉嫌违法的防控举措，阻碍了流动人口务工；物流等系统的中断，使得消费不振、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异常困难，也让就业压力倍增。”
财新没有去描述失业者的生活之艰难，而是说影响了消费，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经营。如果要想促进消费，企业完全可以不解雇工人，照发工资，这消费力不就涨上来了吗？有人就会说了，没生意，企业发不出工钱啊？！没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即私有制下的矛盾。正是因为企业是私人的，不属于大众，所以企业需要考虑生产成本，考虑产品的销售。那么，企业或者说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会怎样呢？不错，劳动者会自己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当然，这不是靠单个企业的公有化能够做到，而是需要全盘的公有化。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在协调疫情防控的条件下，劳动者们团结协作，不去计算成本和利润，而是核算现实的需要以及生产的分工，让产品自由流通，简言之，就是“各得其所”、“按劳分配”。
至于财新后面提到的：
“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格外明显，大量中小微企业陷入生存危机，而服务业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产业。”
的确，中小微企业在危机中容易倾覆。所以，正像小农需要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同时应对意想不到的危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也应该组织起来，将自身嵌入到组织化的社会保障之中，用集体的力量对抗个人难以抵抗的危机。如果按照财新的思路，自由的市场恢复了，中小微企业只能是回光返照，获得暂时的欣喜。因为在完备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微企业终究敌不过大企业，只能在垄断的高压下苟延残喘，日复一日地维持自身低水平的再生产。现实中，那些疲于奔命的小业主只能混口饭吃，则是明证。即使有中小微企业能够冲出重围，开出一片天地，那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往往是以众多的其他中小微企业的破灭为代价。另外，如果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值得赞扬的话，笔者无话可说。但团结起来的大众将会用铁拳告诉那些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接下来的内容是财新的重点：
“保就业需要逐步扭转此前的一些收缩性政策。稳增长需要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同样如此。顶层设计已经明确，应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针对前期出台的收缩性政策，也应加以清理，该废除的坚决废除。近来，中央多次提到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诸如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融资。这些表态一再释放积极信号。”
这些内容已经完全展现出财新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前文已经说到，“收缩性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强化对资本的监管和打压，“针对前期出台的收缩性政策，也应加以清理，该废除的坚决废除”无疑是资本的声音。所以，“诸如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融资”类似的具体政策才能受到财新的高度评价。那么，“失业者最有发言权”到哪里去了呢？到头来，所谓的发言权还是“市场主体”的发言权，“稳增长需要稳市场主体”，失业者最好的待遇不过是认领一份“社畜”的资格证，光荣成为企业的雇佣奴隶。
市场不是抽象的主体，而由具体的人构成，政策优惠的偏向如果落实不到具体的劳动者，那就要被劳动者的对立面——雇主——所占有。危机之下，不应尝试将更多的权力赋予企业主，即所谓的市场主体，而是应该更多地依靠人民大众。尽管后面这条路将是艰难艰巨的。或者，更通俗地说，政府监管和人民监督是极端重要的，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危机之中浑水摸鱼。这样看来，财新看似在为就业着想，在为劳动者的权益发声，不过是为了掩盖自身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真实诉求。
财新随后发表了关于双创、要素自由流动和高质量就业的看法：
“加大双创支持力度，本质上是释放市场潜力。……此外，还应推动户籍、土地等体制变革，使得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更加自由流动，并得到合理配置。超过千万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宝贵的人力资源，如何让他们人尽其才，不仅关乎就业，也关乎高质量发展。近来，北大核物理女博士成为城管、大批高学历者争当县城公务员之类的新闻，不能不令人深思背后的体制原因。”
在笔者看来，创业并不一定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事，而是一件极其艰辛、极度困难、而且极大概率不成功的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创业无非是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或者仅是谋生而已。说白了，如果每人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高质量工作，何必选择在尔虞我诈的市场竞争中扑腾呢？这不是什么没有志气的话，相反，在公有制下，让每一个人拥有一份稳定的高质量工作并不是什么绝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生产力提高，不断节省出来的更多闲暇时间，则能够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学习和创造空间。创业者一开始的斗志昂扬，被残酷的创业场打磨后，换来的大多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疲累。一旦面对危机，欠债、贷款、账单层层叠叠，劳动者只能被纠缠在一起的私有的线缠绕，喘不过气来。“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共产党宣言》）”
所谓的“生产要素能够更加自由流动”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在所有权的基础上谈论要素流动，就要掉入资本家的陷阱。在私有制下，要素流动越自由，财富就会越快地流入私有者的腰包。在公有制下，要素流动越自由，财富的增长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再说，在私有权的门槛下，大产权往往就凭借危机的助力，吞噬兼并小产权。正是靠着失业的危机，资本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话语权，试图将工人控制得更紧、压榨得更凶。这就是不谈所有权而要求“生产要素能够更加自由流动”的本质。
再接着，财新感叹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在具体反思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前，自然需要反思整个社会存在的其他症结。但是，财新笼统地归为“背后的体制原因”。这是在打哑谜吗？何况，在反思体制原因的时候，站在什么立场，往哪个方向思考是首要的。在财新看来，正是市场还不够自由，企业权限还不够大，才导致了高学历者的失业。财新完全可以去采访一下这些毕业大学生，问问他们怎么看？生产力发展到现在，如果每人都能各司其职，平均下来每人的工作时间会很少。但是，这不符合资本家的利益，私有产权在他们手里，他们需要挣钱，而不在乎劳动者生活得怎样。对于企业来说，恨不得把一个人当成十个人来用，一份工资巴不得收回十份回报。而且正是要归功于劳动力市场化，才使得企业在挑选劳动力时可以无所顾忌，层层加码筛选要求，设置诸多明显涉及歧视的招聘标准。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使得企业作为筛选方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不断压低工资、削减福利、加强控制。
更惨的是，劳动者进入企业之后，面临的是真实的剥削和压迫。伴随着剥削和压迫的，是不曾停顿的劳动者之间的毫无意义的竞争，竞争的手段是做更多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进一步的，在这抗疫的关键时期，企业不加节制的裁员，很难说是对中央政策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生活同样不好过，但那些平时挣得盆满钵满的大企业，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为社会多分担一点责任吗？哦！你们终究不是社会部门，而是私人企业，怎么会拿更多的钱来保障疫情期间员工的生活呢？不能工作或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工人只能是负资产，只有被裁的命运。裁员之后，又来抱怨社会制度扭曲，试图获得更多野蛮生长的空间。这就是你们的逻辑！知足吧，现在制度扭曲之处正是处处都向着你们这些所谓的企业家，而又处处对劳动者不利。
说到这里，财新也要结尾了，但还是不忘拉踩集体主义年代：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三年困难”，1800多万干部职工被精简下放到农村；隐形失业更是长期无解的难题。”
只能说财新不愧是财新，时刻不忘自身的阶级立场。
至于结尾的邀功只能说是无耻至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曾发生过失业问题，世纪之交的大规模下岗曾一度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经过大刀阔斧的国企三年脱困改革，加上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就业局面随之好转。”
在这篇社论作者的眼中，上千万下岗职工失业的阵痛，以及长期的迷失和茫然，就这样被一笔带过。同时，财新忽视了，国企恰恰不是市场的产物，也不完全受市场的制约，而是全民所有制下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正是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下，才保证了劳动者稳定的高质量就业。
最后，财新总结道：
“说到底，还是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只有如此，最大多数人方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岗位。”
笔者同意这一点，但还是要说，改革不是抽象的改革，而是具体的改革。往哪个方向改，怎么改，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作为劳动者，不应该迷信政府，更不该迷信市场。
总而言之，财新这篇社论既是对资本家们在市场中为非作歹的邀功词，也会成为政府在就业问题上不作为的辩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