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系三月月会丨上海封城之际的讨论

原编者按

　　3月28日，上海政府开始宣布以黄浦江为物理界限，分日期时段对江两岸的浦东、浦西地区进行“全域静态管理”。也就在同一天，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师生于线上进行了三月月会的讨论。彼时上海市的防疫政策走向仍一团迷雾，民众亦摸不着头脑乱作一团。时隔半月后，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生活情形与线上讨论，竟有隔世之感。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普通上海市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在一夕之间受到了严重影响，更有数字不小的个体与家庭由于疫情管控而经受了不公的命运打击。在今天重新回顾三月末的讨论，不论是个人于象牙塔内外提供的细小具体的个人经验，还是于政策实操上的中层考量，或是更为抽象宏观的哲思推演，都在呼应着当下看似变幻莫测、荒唐琐碎的现实，并以思维与文化之辩于错谬的时空中做着一份穿针引线的工作。置身时代洪流，无人能真正脱责于现实。无论我们身处于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至少，我们能做的，是以此时此地为经纬，以记录、以思考，为未来留下一份属于“当下”的记忆......

校内外见闻

　　在上海大学封校的大半个月里，校园隔离生活治理中的种种荒谬都浮上水面。从封控时或松或严的悖驳之处，如默认核酸检测大规模聚集，食堂千人排队的同时，却禁止学生小规模地碰头，到信息传递对接时的不对称不透明，如在宿舍中以增加层级规划的方式设置所谓楼长层长，传达上级领导命令，但却无法及时传递学生们的需求，健康之路上为学生开设的反馈窗口也形同虚设，凡此种种都折射了一点，即封控中的校园生活陷入了短暂瘫痪的状态，秩序紊乱“朝令夕改”的动荡不确定感弥漫在校园之中。

　　上海大学的校内疫情始于嘉定校区三号楼，而文化研究系研一的两位女生刚好在这栋楼中，处于疫情的“中心”。在经历封楼和转运后，她们在上外宾馆接受十四天的隔离。她们远离校园，仍被笼罩在校园管理的氛围下，由而她们的所听所感或与多数同学的所见所闻有不同之处。

彭来欢：这波疫情中，我们宿舍楼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我们全楼成为了次密接。去集中隔离的车上，同学们只是疲惫，却不那么沉重，需要在酒店里隔离十四天反而成为了不确定防疫中稍微确定的事情。封闭中的我只能通过网络接触到“无尽的人们”，而志愿者是在人们身边的“帮助者”。但渐渐地，志愿者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享有“特权”的身份，比如封闭期间可以放风；志愿者中也有领导层，甚至有同学要托关系才能做志愿者。他们的工作的确帮助了处在封闭状态的同学，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能动性，并且有意无意地与不合理的管理“共情”，这是我的疑问。

刘欢：在酒店隔离期间，宿管阿姨每天在群里喊着“宝贝们你们还好吗”、“等你们凯旋而归”、“一直坚守，一直和你们同在”之类的话，学生则温柔地感激阿姨的关心，这种煽情的氛围让我非常不适。看上去，宿管阿姨与学生之间好像形成了一种“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的情感关系，但那些看似温情而励志的关心和口号，更近于一种自我感动式的表演（这种温情在隔离解除后便逐步变淡），不仅没有实质意义，还在某种程度上烘托了疫情的“灾难感”，好像在用“贴心的抚慰”去呼唤不在场的焦虑，营造我们正在“受难”的氛围，由而强化了大家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容易遮蔽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

　　而身在宝山校区的邹惠怡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观察和反思核酸检测等防疫封控工作。她在一次外出就医中发现，尽管她个人遵守了学校的防疫工作要求，整个就医过程做好个人防护，并不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医院和临时居住点。然而，在进入学校安排的临时居住点时，志愿者等相关工作人员却没有尽快安排核酸检测工作。她的疑惑是，在当下的“清零”封控防疫政策下，这样一种并不匹配的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或许是同处于校区封控下的我们共同抱持的疑惑。

王策：在核酸检测、在食堂和超市的排队队伍里，我常听到周围的同学谈论如此聚集会加剧感染的风险，以及抱怨封校期间生活的诸多不便。我在想，疫情带给我们似乎是一种不被保证，随时成为少数人的经验。但一方面疫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属于人治的范围。我想，我们需要区分疫情和疫情防控，以及审视它们分别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王司维：对个人自觉性的讨论做一个注脚。三月以来做了多次核酸，每次做完核酸后都要向不同的平台或管理人员上报检测结果，要被检查很多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处在被认为可疑的、没有自觉性的位置。

王培博（社会学系）: 我想说的一点是，从核酸检测到抗原检测体现出来的某种变化或者不变。我先说一下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大概的区别。首先是核酸检测，虽然没有仔细查证过，但我觉得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首先它有人力成本，就是你要有人来做，然后再送到那个实验室的机器里进行检测；但是抗原检测就是可以自己来做，他的那个成本就是物料的成本。之前都是核酸检测，也是在上海这次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才开始推行这个抗原检测。或许是因为抗原检测可以防止交叉感染。

　　核酸检测的结果是在实验室的数据结果，与各式系统直接相连。但是抗原检测需要大家一定程度的配合。所以，人需要有比较高的自觉性去配合抗原检测。上周末，全上海的社区在推这个抗原检测，但它采用了是中心化的方式，就是由居委会派送和回收。虽然抗原检测在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自觉，即一种去中心化的可能，每个人都做到对别人负责，而非仅是对居委会负责，但是结果的搜集和采证还是以中心化的方式完成的。

　　这一点或许体现了上海情势的急转直下。小区被连连封控的同时，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方式交替进行，而其本身所折射的光怪陆离之象便成了一个问题。

置身事内

罗小茗老师分享了2022年以来疫情隔离期间的一个观察，即大家似乎认为，无论是疫苗、核酸或抗原测试还是政府发放的大礼包，都是“免费”的。在她由大学系统转交给居委会管控隔离的期间，她自己做的核酸检测在居委会看来却是无效的。而居委会用来劝说她必须再做满四次核酸的理由则是“在我们这里做核酸是免费的，四次都是免费的”；与之类似的，当她抱持着是否“过度”进行核酸检测的疑惑询问小区回收抗原检测条的大爷时，大爷的本能反应如出一辙，即“这是免费的，不用花钱的”。由此，罗老师提请大家注意什么是“免费”的。在深圳的抗疫支出里，2021年一整年在核酸检测上的支出为12.52亿。而这些钱由何而来，与身为纳税者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即是我们需要思考辨明的。抗疫中我们“享受”的一切果真是免费而没有任何代价的吗？这些代价到底是什么？而如果就连经济上的代价都无法认清说明，那么其他层面的代价还有可能被把握和辨析出来吗？

　　一方面，我们在无形的“免费”氛围里忽略这“隐形”的代价，另一方面，有形的恐慌以及迅疾而来的封锁停滞也侵袭了我们的生活。疫情乃至于疫情相关的所有成了最为紧要的事情，它有权冻结我们生活中所有正在行进的事情。

　　在每日新增逐渐过百，过千后，上海突然推出政策，以黄浦江为界对浦东、浦西地区分别进行为期5日的封控管理。快递和外卖便在这一声令下中逐渐停摆，校外的师生由此也经历了一波“囤货”潮和“抢菜”潮。

黄旭: 这次疫情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儿子，他现在两岁多点，还要用尿不湿和奶粉。现在快递进不来，上海都买不到。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果真能完全禁止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吗？还有许多从外地赶来上海看病的人，他们的就医需求又怎么解决呢？

张淳老师: 在学校的隔离结束后，老师都回到了家中，教学招生工作都转为线上，这时就会发现我们整个的工作和生活的秩序都需要根据最新的疫情和防疫政策进行调整。比如我们马上要进行的研究生复试工作。为了招生公平和保障面试顺利进行，学校的相关规定非常严格，也做了很多额外的准备工作，比如不能有家属的声音（封控期间一家在一起其实很难绝对保证）。但是，其中有一条是，如果面试的过程中被叫去做核酸，是可以离开现场的。也就是说，与抗疫相关的事物已经成为这个阶段的最高法则，其他一切都可以为它牺牲掉。那么，对我们每个千差万别的具体的个人来说，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是什么？对今后的影响有多大？谁来评估某个具体的牺牲是否值得？如果变成一种强制，是否能拿出切实的合法的科学的理由？这些都是需要质疑和思考的问题。

　　在被疫情及其随之而来的停摆状态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生活之中，我们何以洞悉在这其中的人的境况？当人的自觉、负责乃至于承担起自己的义务都被抛掷入这样动荡而无法确定的生活里，我们的思考和关切应落到何处才得以“突出重围”？

佚名：疫情以来，我和朋友住在校外的小区。最近几天，晚上走在街上，本来出门只是想取个快递，但是你会发现，每个超市都在排队，大家在抢菜，在成箱成箱地买泡面。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被那种焦虑还有恐慌的氛围所裹挟，这时你会想，我是不是也得买点儿什么。在这种焦虑背后，是大家都预感到，一旦整个小区封了，连自己的吃饭——这样很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政府承诺保障供应，让市民不要过度囤货，但我看到的是很多老人买几袋大米，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拎着几板鸡蛋，封之前我觉得这有些夸张，封之后再回想，既有的饥饿和匮乏经验，使得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未雨绸缪一些。大家都隐隐约约知道，封锁之后，社区的居委会根本顾不上你，你只能自己为每天吃的这几口饭，操心来操心去，这种操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是一个挺荒诞的局面。从2020年武汉封城到现在，为什么似乎看不到一点积极的变化？一切悲剧都在重演。

许诺：尽管政府承诺的“为疫情负责”最后落实为对社区、“网格”的一道道死板的、令人困惑的指令，但我们或许也可以设想不一样的问题考虑尺度。如果要对具体的市民负责，就至少应该知道人们有哪些重要的需求一定要加以关照，人们正常的互助、交流如何能够帮助物资的合理分配、信息的顺畅流通——而不是先下达封闭的死命令、把物资分配问题外包给电商平台，并且拒不承认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李鹏飞老师：我说两个不太连在一起的。我比较喜欢从城市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状况。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没有这样疯狂地建封闭式住宅小区，如果说我们还是像在80年代、90年代那样，尤其是像县城那样，都是沿街而市的，都是像上海的老城区那样的开放式街道的话，那么在这一场新冠疫情发生时，政府还能有这样高效的方式，把每个的小区以空间的方式锁起来吗？虽然说这个倒推式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为什么中国只建封闭式小区？这个问题本身还是值得进一步地去思考。因为没有任何文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物理空间只能是封闭式小区。这是我在空间上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当现实很庞杂混乱时，我倾向于以更哲学性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当武汉封城的时候，它所执行的是一种无差别地把所有人全部封起来的行政方法，这种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可这种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更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思想原则果真就是对的吗？

罗小茗老师：在过严的封控策略与现实的境况中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抱着对他人负责的理性，主动隔离。比如说如果测出来两条杠，我能不能很主动居家隔离，一方面取消自己外出的自由，取消做其他事情的自由，另一方面单位或公司的制度对此也有相应的配合措施。这样，感染了病毒的人就呆在家里，直到转阴了为止，大家觉得这种状态，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选择、做法，对于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因为它仍然需要一定制度的配合）来说，是否可能？

胡煌(人类学): 我想回应一下罗老师提的那个问题，即个人具有自觉性的问题，亦即如果我们个体具备一些自觉性之后，我们现有的严防政策是否可以有一些弹性的问题。我觉得这在我们的治理模式下是无法达成的。因为，现在的制度性措施的基本假定都认为，人是没有自觉性的，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孟德斯鸠关于民主和民情的关系来说，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对我们民情的基本判断就是我们的人民是不自觉的，个人在很多方面就是没有考虑集体的。所以我认为，短期之内，要实现这样一种依靠人发挥自己的自觉意识，从而改变现在的制度设计，是非常困难的。

危机的来临

　　人的自觉与自我保全、维持温饱之间似乎出现了无法弥合的沟壑。当人无能决定自己的境况，无能从这焦虑不安的困顿感中挣脱而出时，对自己与他人负责、乃至于去思考另外一种可能，都似乎被钳制在一日三餐有无着落之内。当遭遇较感染新冠更为严重而紧迫的温饱生存风险时，未来的可能在何处？随着封控日期无休止地延长，我们目之所及是哀鸿遍野，耳之所闻为叫苦不迭。抢菜团菜、抢购物资、为无限期的封控屯有限的粮反而成了此时此刻最为紧要的事情。在此刻，我们回首看过往讨论时，那些隐藏在言语之下的贫瘠困苦之忧，反而成了如今我们的生活基调。危机似乎即将到来。仅过半月，便已时过境迁，世殊事异，在这不断滑落的荒谬事态里，我们依凭什么从艰困生活里挣脱并反戈一击？而纷纭热点里不断变换风向的舆情评论里，又生出了怎样好似即将溃散，又好似汇聚成某种动能的情感氛围？这或许是身处于新冠时代的我们，在面对集体记忆的重演改写时，需要观察、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