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卅七年之第七章 “儿子”管“老子”的悲哀

　　1994年， 中科院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但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

据悉，十多年来一直放在公司门口的“求实进取”座右铭，后来因柳传志和徐非斗气，被换成“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

　　“柳传志在担任计算所所长期间（包括担任理事会主席）时，人心不稳，大家都不认可他当所长。”接受采访的计算所现职员工边压低声音告诉笔者，同时，边瞧瞧旁边有人注意没有。2015年的一天，笔者前往中科院计算所，采访一位有着十几年所龄的资深员工，在所内咖啡厅与他深入交谈，“当时，曾经有个著名研究员想要离开计算所，但别人劝她，李国杰半年后就要当所长了，你别走。”

　　在李国杰的眼里，计算所就是中国科技研究的“国家队”，就是以国家科研任务为使命，而不是企业研究院。所以，李国杰对联想“托管”计算所，很不以为然。

　　对于联想巧取豪夺计算所八万平米国拨科研用地与五栋办公大楼，打着建“联想科技园”的名义，开发房地产项目——融科智地，李国杰耿耿于怀，逢人便称自己是“阿拉法特”。

　　1994年， 中科院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这就是中国当代科技改革史上所谓“著名的儿子管老子”事件。不过，当年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给计算所平添许多烦恼，这些烦恼到现在依然一直在困扰着计算所。比如，柳传志任所长期间，把计算所八万平米国博科研用地的绝大部分六万多平米，通过暗箱操作搞成房地产项目——融科智地，造成计算所不得不两地办公，无法以宿舍住房条件吸引挽留更多人才……

　　在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并实施“联想管理计算所”的情况下，计算所1998年毕业的41名硕士生竟全部选择离所，一个也未留下，创下了空前的记录。

一、中科院计算所“消肿”

　　中科院下决心对1000多人的计算所消肿减肥，人员减九成。

　　1998年10月12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加快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一流科研院所，中科院将对老资格的计算所进行“大改组”，计算所一分为二，新所从明年起开始运作，规模缩小。他说，这是彻底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逐步与国际接轨，适合国情的办所之路。通过改革，要实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

　　“从明年起，中科院计算所将被分解为二。新成立的计算所只聘用60名高、精、尖研究人员，实行全新的科研管理办法，不再设处长、科长、股长；计算所其余的14个公司和1000多名员工被联想集团成建制地吸纳、收拢了……”1998年10月20日，《中国教育报》题为《中科院计算所消肿减肥》的文章向国人传递了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的讯息。

　　据了解，1998年9月，中科院作出“关于计算所深化改革的决定”，将计算所定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首批12项试点之一。当时，人们乐观地推测，中科院计算所的改革将引领中科院122个研究所改革方向。

附件：1998年中科院关于计算所改革的文件。

　　有媒体如此报道：“联想集团开门纳贤，以壮大自己的科研实力”。“联想集团是从中科院计算所‘分离’出来的，其前身是计算所的新技术发展公司。从最初的20万元人民币起家（其实当初计算所创办联想远不止投入20万，还包括科研人员、办公场所、技术设备、科研成果、无形资产等等），到现在跻身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的冠军宝座，艰苦创业14年，联想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设备及其相关产品为主，技工贸一体，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信息产业集团，拥有6000名员工，净资产16亿元人民币。1997年销售收入125亿元，出口创汇1.86亿美元，实现利税3.54亿元，成为我国120家试点大型企业集团之一。”

　　该媒体对联想和计算所合二为一颇为看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联想集团迫切希望吸纳更多的人才，想扩充自己的科研队伍，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实力雄厚、老资格的中科院计算所自然成为联想集团首选的合作伙伴。更何况两者关系‘源远流长’，计算所早在几年前就由联想集团‘代管’了，该集团总裁柳传志还兼任计算所的所长。双方已有多年的‘恋爱’基础，因此‘成婚’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所长走马灯似的换人

　　据《计算机世界》报当年报道，在改革方案当中，计算所被并入联想集团，成为联想的中央研究院，时任所长高文兼任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媒体称，联想“鲸吞”了计算所。当时的舆论几乎不加思索，均对中科院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计算机世界》报亦拿出10个整版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

　　然而，事实上，联想托管计算所期间，双方却经历了“同床异梦”的联姻。

　　据《计算机世界》报披露，“1998年12月28日，计算所研究员唐志敏告诉《计算机世界》报记者，早在1994年，中科院便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了企业化管理，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两年以后，中科院特别委托一家社会中立调查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

　　事实上，从联想托管计算所期间，计算所所长频繁更换就可见联想对计算所的托管是个什么状况。

　　1995年1月20日，中科院“经科发人任字（1995）0004号文批准，柳传志任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兼任期4年）。

在中科院计算所员工履历表上，柳传志任职联想总经理的时间被提前到计算所创办联想之初，而真正的联想首任总经理王树和则被“消失”。

　　“尽管柳传志的业务水平不具备当计算所所长的条件，他在任期内也并未具体领导计算所业务，全由常务副所长李树贻操办，但柳借此宣传自己，提高地位。计算所在此期间，员工情绪低落，当时的计算所大楼一到晚上，漆黑一片，科技形势每况愈下，几乎垮台。此期间他在舆论上宣传‘儿子管老子’即联想管计算所，尽管中科院当时并没有发文明确这点。”某位计算所老员工如此评价。

　　采访中老员工如是说：“由于柳传志实在不适合当所长，1998年10月，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首席专家、42岁的副所长高文接替所长职务，但柳传志仍是计算所‘理事会’主席，位居高文之上，高需向柳汇报。”

　　可仅仅半年后，联想忽然宣布成立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当时的传言是，联想“抛弃”了计算所，计算所不得不重新回到中科院的怀抱。与此同时，刚上任半年的高文所长提交了辞呈……

　　“高文提辞职报告，但未被中科院批准，一个时期，计算所处于几乎无人领导的处境。”计算所老员工向笔者透露当时的尴尬局面。

　　而《计算机世界》报对此有过详尽报道：“世纪末风云突变，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再起波澜。1999年12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严义埙副院长再次来到了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在计算所南楼3层一间陈旧的教室内，面对计算所百余名技术骨干人员,中科院高技术管理局桂文庄局长首先宣布了中科院院部的最新决定：正式免除高文任期仅一年的计算所所长职务，任命李国杰院士接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一职。其实，仅仅在一年以前，仍旧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严义埙副院长曾经在这里喜洋洋地宣布了中科院对计算所和联想实施重大改革的决定，并几乎与此同时，宣布任命年轻有为的高文博士担任计算所所长职务。”

三、计算所回归中科院

　　“直到1999年12月李国杰被任命为所长，并撤销了‘理事会’，柳传志完全脱离计算所，计算所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计算所老员工的话听起来给人如释重负的感觉。

　　1999年10月，中科院作出决定，明确地把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研究所——计算所，与直接为联想集团服务的研究开发中心——联想研究院从建制上分开。同时，中科院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章程，来规范计算所的管理体制和理事会工作。按照约定，计算所所长不再兼任联想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联想研究院直接由联想集团管理，并接受计算所理事会的指导和监督。

　　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所原所长李国杰针对这段“难忘”的联姻如此解释道：“1998年9月，中科院关于‘计算所深化改革的决定’规定‘计算所改革的目标是成为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国家研究所’，同时又要成为‘联想集团的技术创新中心’。依据这一精神，计算所大门上挂了两块牌子，一边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另一边是‘联想研究院’，试图做到一个单位两个头衔，计算所即是联想研究院。计算所要改革上上下下都赞成，但计算所朝什么方向改革当时并没有形成共识。关键是计算所究竟是办成国立研究所还是企业研究所、或者既是国立研究所又是企业研究所？”

　　“然而”，李国杰接着说：“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一个企业研究院同时又要承担国立研究所的职责难以做到。尽管企业发展了国家也受益，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有一致性，但任何企业都是一个功利集团，有自己的赢利目标，企业目标不可能等同于国家目标。中科院的技术型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工作，解决国家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其中包括国防科研任务，而联想等企业目前不会考虑承担这样的科研任务。作为国立研究所，计算所还要承担基础性研究任务与5—10年内可能产业化的前瞻性研究，如生物信息学、大规模知识处理和网格研究等，国内企业短期内也不会有投入做这种研究。计算所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技术转移支持信息产业发展，这与公司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侧重点也有区别，计算所侧重于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力争对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作出贡献，希望技术尽可能辐射面广，而企业往往更希望独家拥有某种技术。”

　　“我们和联想毫无关系！”当时年届70余岁、德高望重的夏培肃院士斩钉截铁地告诉《计算机世界》报。

　　夏培肃院士当时表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在当年写给《计算机世界》报的年终专稿当中，夏院士再次强调：“高性能机研究应属国家行为，而绝非市场行为。”

　　2009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到计算所视察，坦承当年“联想管计算所”是错误的。

——柳传志抢掠的“横财” 计算所失去的土地

　　对于联想集团而言，虽然没有足够好的胃口把计算所吞掉，但却有巨大收获——就是把计算所八万平米国家划拨的科研用地大部分收归囊下、占为己有，于是，打着创建“联想科技园”的联想房地产项目，也即融科智地公司应运而生。

图为计算所大院地皮使用状况今昔对比（左为上世纪80年代时的计算所，右为今天被“融科”占用后的情况）。

　　占用计算所大院地皮建起的“融科置地公司”包括融科A、B、C（含北座和南座）等座大厦、搜狐媒体大厦等。目前计算所1500人被挤在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西南角还剩下待拆迁的一小片老楼（科熙园小区和北配楼）。

图为当年中国计算机的摇篮——“中科院计算所”，现在已成为外国跨国公司的乐园——“融科资讯中心”

　　另外，从1984到1991年，联想集团一直是计算所的全资子公司，属国有民营性质，计算所系联想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计算所的所长一直担任联想的董事长，这一段时期，计算所是联想毋庸质疑的领导。

　　然而，1991年以后，联想划为院管公司，计算所45％的股份划归中科院，中科院持有联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为联想职工持有。有鉴于此，有些计算所员工质疑中科院收回计算所45％股权的做法是否合法。

　　对于计算所来说，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45％股权的凭空被夺，八万平米国拨地又鹊巢鸠占，眼睁睁被别人抢掠而去。

　　由于地皮被融科占据，计算所无地盖楼，所以计算所的大楼盖得较迟，不得不处于这个地块的边缘，而且再无发展的空间。原来在这块地上的“高性能计算中心”等楼房被拆除后已不能恢复，无地的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被人讥讽为“阿拉法特”。失去地皮的计算所科技人员很少埋怨，偶尔有人（如倪光南）说句公道话，又被讥讽为“祥林嫂”。真是只许柳传志占地，不许计算所出声。

　　联想靠计算所的联想式汉卡等等知识产权、商誉和其他全方位支持起家，联想能成为中国IT业的龙头企业，计算所居功至伟。但最后，计算所却因实行“产学研相结合”变成了“一无所有”，其后果之一是使现在所内科技人员对“产学研相结合”持十分审慎态度，怕再吃计算所那样的亏。据说联想每年给计算所1000万元，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今天融科大厦的一小角租金就超过了此数。何况联想已变成民营企业，国家的地皮已变成主要归私人所有。

　　30年前，联想依靠“产学研相结合”、技工贸一体化，辛辛苦苦走上了高技术道路，但1995年撤掉倪光南总工程师职务后，退到了“贸工技”，最后，更走上了以房地产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道路。而且还是房地产中的另类，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靠着占有“老子”计算所的地皮（尽管柳传志至今只承认计算所的20万元）。难道这是中国高技术公司的应走的道路吗？

四、中科院计算所创办回眸

　　1956年6月，我国完成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规划中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和自动化列为紧急措施，并提出立即筹建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立刻贯彻落实，抓紧筹建研究所。

——开创计算技术先河

　　1956年6月初，中科院抽调专职人员，从事计算所的筹备工作并组建筹备委员会。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7月，召开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以上图片资料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1956年8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华罗庚（兼），副主任委员何津（兼）、王正（兼）、阎沛霖，委员赵访熊（兼）、闵乃大、蒋士飞（兼）、吴几康、周寿宪（兼）、范新弼、徐献瑜（兼）、夏培肃、张效祥（兼）、张克明。从此，诞生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她肩负着开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使命。

以上图片资料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工作情况及问题（向筹委会第二次会议的汇报提纲）。

　　当时，国内懂计算机的专业人员很少。筹备委员会按照规划中提出的“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集中了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后来的四机部）、军委总参三部、国防五院（后来的七机部）和高等院校几个方面干练的科技力量，全国大协作，共同开拓我国计算技术事业。起步时，租用西苑大旅社（西苑饭店前身）三号楼作为办公和实验室的临时地点。到1956年底计算所筹备委员会集中了314人，组建了计算机整机、元件电路、计算数学三个研究室。1958年2月，计算所迁到了中关村新落成的科研楼。

——双管齐下培养人才

　　创业阶段的急迫任务是培养我国第一批计算技术专业人才。当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派遣科技人员到苏联考察计算机、进修和读研究生，派遣高中毕业生去苏联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面向全国抽调高等学校在学的三、四年级学生来北京，开办为期一年到两年的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从1956年到1962年举办了四届，共培养出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的计算技术专业人员七百多人。通过国内外途径培养的这批技术人才，就是我国计算机事业初创时期的基本技术队伍。他们不怕困难，虚心刻苦学习，掌握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成为发展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极其重要的力量。

——在苏联指导下仿制计算机

　　筹备委员会在计算机研究方面，确定了先仿制，后自行设计的原则。决定引进苏联的M-3和БЭСМ-Ⅱ两台计算机图纸资料，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和帮助，组织国内自己的力量进行生产和调试。结果在短短的两年间便仿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和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管数字计算机。通过仿制工作的实践，培植和建立了我国自己的计算机科研队伍、工业生产队伍、应用队伍和管理队伍。

　　1958年8月1日，103计算机可以运行短程序，标志着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已经诞生，计算技术在我国不再是空白学科。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计算所也把这台机器称为八一型计算机。8月3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了消息。103机是按照苏联M-3小型数字电子计算机图纸资料仿制成功的。它由北京有线电厂（738厂）试制生产，计算所负责调试。1959年，这台机器经过整顿和改进后，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1800次，在这台机器上解算了许多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中的计算问题，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力学结构计算就是在103机上进行的。北京有线电厂将机器定名为DJS-1型计算机并生产了36台。

　　104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于1959年4月开始试算，人民日报在9月15日进行了报道，国庆节时宣布研制工作完成。平均运算速度为每秒10000次。它是按照苏联БЭСМ-Ⅱ大型机仿制成功的。从1957年9月开始，苏联科学院派来一组专家，以轮换方式来所帮助调试工作，每期三个月到半年。该机由北京有线电厂和计算所工厂进行生产加工，由计算所进行调试。在这台计算机上演算过许多重大科学课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当中的计算任务，军委测绘总局的大地测量计算任务，铁路车站最优分布计算，以及5个大型水坝应力计算任务都是在这台计算机上实现的。北京有线电厂将机器定名为DJS-2型计算机并生产了7台。

　　创业期间我所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107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960年提供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使用。

——计算所筹备委员会功德圆满

　　计算所筹备委员会于1959年下半年圆满完成了科技规划中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全国培养了七百多名急需的计算技术人才；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小型和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率先开始了计算数学和程序设计的研究，并用其成果在电子计算机上完成了国家许多重大工程科学计算任务。所有这些开创性的和里程碑性的成果是全国大协作的结果。这些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959年下半年参加协作的各单位人员相继返回原单位，开展各自的计算技术研究工作。

　　经过创业奋斗，计算所自身的科技力量有了很大发展。1959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任所长阎沛霖。当年底，全所人员达到983人。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机构。计算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并形成了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发基地，我国首枚通用CPU芯片也诞生在这里。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

　　计算所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摇篮。伴随着计算所的发生发展，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几百名我国最早的计算技术专业人员，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的院士有二十余位。随着学科与技术发展，从计算所陆续分离出中科院微电子学研究所、计算中心、软件所和网络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以及联想、曙光等高技术企业。六十多年来，计算所在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2020年底，计算所获得国家、院、市、部级科技奖励237项，其中，国家级科技奖励52项（含非第一完成单位14项），院、市、部级科技奖励185项（含非第一完成单位21项）。

　　计算所坚持“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三性原则，坚持新时期办院方针，以“跻身国际前沿，关注国计民生，引领中国信息产业”为己任，落实“创新、求实”的理念，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科研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