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终推翻了自秦汉以降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根本就扯不上什么“中国人民革命”。辛亥革命，恰恰是不准革命士兵、工农大众革命。革命士兵、工农大众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谋自已解放的革命。所以才发生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士兵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谘议局的老爷们。至于以后各地的“革命政府”，就更是容不得革命士兵、工农大众的革命了。它是上层有产阶级革除帝制而企图用有产阶级的竞选政治或人们说的共和政体——之所以不将其称为“民主共和政体”，是因为辛亥革命后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是有财产限制的选举制，广大劳苦大众连形式上的选举权都没有——来实现其对人民的统治的仅仅是改变政治统治的制度形式，基本的社会关系照旧的政治革命。在西方国家，古代就是竞选政治或共和政体，如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的政治和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而自有国家以来，在中国就不见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有产阶级的竞选政治或共和政体，而是封建政治，继而帝王中央集权专治的政治或帝制。
有产阶级的竞选政治或共和政体在人类国家社会早就有之，实行有产阶级的竞选政治或共和政体的统治方式，根本谈不上“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在中国，只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
顺便指出，包括妇女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成年国民有了普选权的共和政体才能与所谓“民主共和政体”沾得上边，是20世纪20年代才在西方国家出现。
辛亥革命十多年后的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如下的文字表明，辛亥革命不仅在“建立共和国”上失败，而且使中国的政治状况反而倒退和更加恶化：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不过，只是徒具共和政体的形式，是利用共和政体的形式开始军阀化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治政治统治。
从一开始，南方主张推翻满清和废除帝制的地主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派推举的孙中山临时总统就没有实权。在孙中山还未回国之前就开始的南北和谈，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促使下，与北方满清政府已经军阀化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实力最大的袁世凯集团达成了妥协，抛弃了孙中山，将号称中华民国的法权交给了军阀化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具有必然性。
因为，只要已形成的代表官僚地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军阀没有根本上加以不消灭，中国就不可能建立共和政体。南方以各省为实力单元的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涣散的革命派，没有实力和意志消灭中国满清帝国旧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军阀势力。因此，不管是临时和以后被正式化，名叫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只能是骗人，不是实质上的共和政体，更不是“民主共和政体”。
那么，辛亥革命是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呢？
“首先，武昌起义与孙中山的领导无关。作为武昌起义发起者的两个组织之一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已分道扬镳。另一个叫文学社的组织与同盟会更没有过组织上的联系。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中枢领导涣散的情况下发生的，各地的同盟会组织大多也是涣散的。各地的同盟会组织，根本就没有总部设在日本的同盟会的统一、更谈不上坚强的领导。而且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也不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他远在欧洲。他对同盟会的领导都是成问题的，更不要说对非同盟会的其它革命党的组织的领导了。
何况，响应武昌革命的省份，多数不是革命党人主导的。即便是革命党人主导的，革命党人的组织本身也是涣散的，无统一的领导。由革命党人主权的只占反清独立的少数省份，尽管要比上层立宪派绅士和旧官僚主权的反清的省份更激进一些，但不会超出辛亥革命只反满、反帝制，主张共和的上层有产阶级可接受的限度。
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临亡前，其权威已经大损，不仅汉人的以地主为主体的有产阶级，而且正在军阀化的汉人官僚地主阶级对朝庭的不满和离心倾向已经相当严重。朝庭不得不答应搞的立宪改革形成的运动加重了这一趋势的发展。重要的是，此时清朝的军事实权经过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的各种原因的长期的发展，绝大程度已经由正在军阀化的汉人官僚地主阶级所掌握，只不过还缺乏一个足够重要的契机和能利用的形势促使相互节制的它们聚合起来打清庭的翻天印罢了。上层统治层潜在发展着的这样的矛盾，使已成为反清干柴堆的中国，只需够大但又不会根本触犯汉人官僚地主阶级的一把火，就能引爆导致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反满、反清和共和。已经借立宪合法运动的舞台聚合发展起来的汉人上层有产阶级的立宪派，一翻脸就会变成反满、反清和共和的‘革命派’。这就是各省的当权和非当权的上层几乎能在倾刻之间就能经过矛盾斗争很快搅合在一起纷纷宣布独立的主要原因。如此这般，中国的上层革命一下子就能成了大气候，而且很容易地与袁世凯代表的正在军阀化的军事实力最大的汉人官僚势力勾结在一起，四个月就成就了革除帝制的大业。这也决定了辛亥革命搞的共和国势必只能徒有其表。
时值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从法国经香港于12月25日才回到中国上海，12月29日被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府指定的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这个以孙中山为首的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本就没有实权。实际权力在各省都督府。要么代表、至少顺应各省都督府的利益，要么下台。最后是辛亥革命的主导势力——代表中国上层以地主为主体的有产阶级，与清朝的正在军阀化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势力串通一气，抛弃了孙中山，选择了袁世凯。孙中山只当了一个半月的临时大总统。[引至我在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回复对我〈析老王社长的孙中山国父论〉的批评和批判之二》 ]”
“蒋翊武在武昌起义前倒是同盟会员。但共进会、文学社谈不上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即便生拉活扯成‘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由于孙中山连同盟会都领导不好，谈得上什么领导‘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革命党人或受革命思想所影响’的未毕就是同盟会员，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未毕是孙中山领导的。这些人就是全为同盟会员，未毕就能证明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同盟会是一个涣散的组织，一些重要成员甚至一些省的同盟会会员乃至十分重要的同盟会组织，与孙中山闹矛盾，并不服从孙中山的领导。比如那个由同盟会长江流域各省的重要成员1910年7月31日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就不是孙中山领导成立的，而是由这些省的不满孙中山的同盟会重要成员们自作主张山成立的，其活动在辛亥革命期间当然就谈不上孙中山领导。
在宣布独立反清的少数由同盟会的会员能主导的省份，至少在辛亥革命的最重要的时刻根本找不到孙中山领导的事实根据。因为辛亥革命到了独立反清的各省酝酿它们的临时政府、并进行南北议和时，孙中山才从老远的欧洲回到国内来。
何况，辛亥革命大多数宣布独立反清的省，并不是同盟会的会员能主导的。从而涣散的同盟会不是主导辛亥革命的力量。
综上所述，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或者准确地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本无从谈起。
孙中山当了一个半月的临时总统会被南北议和的南方、其实是辛亥革命的主导势力抛弃而选择袁世凯的根本原因，是涣散的的同盟会根本领导不了辛亥革命，主导辛亥革命的势力是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上层有产阶级。是主导辛亥革命的那派势力利用孙中山这面旗帜，而不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引至我在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回复对我〈析老王社长的孙中山国父论〉的批评和批判之三》]”
辛亥革命的结果，就是帝制由上层革命加政变逼使清廷退位而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军阀化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打着中华民国新招牌进行的专治政治统治;这个统治阶级，还有平民地主阶级和还相当弱小的平民资产阶级依仗这个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照旧规制和维护的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残酷剥削、压榨农民、工人和广大下层民众。因此，哪里能来的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军阀政治，造成上层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和分裂战乱，给中国下层人民革命的酝酿发展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继而形成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