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动荡的引思：军队能够独立于党的领导吗？

　　2月1日上午，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NLD)发言人缪纽(Myo Nyunt)表示，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缅甸总统温敏在当日清晨被军方扣押。

　　随后缅甸军方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由军方集团接管缅甸政权。

　　同时，缅甸总统府发出202101号命令，宣布“由于联邦选举委员会拒绝处理错误选民名单，致使国家陷入危险当中，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授权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掌管”。

　　并且还规定国家会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年。该命令由副总统吴敏瑞签署。

　　注意，这个吴敏瑞，也是由议会中的军方议员推选的副总统。

　　至1日晚间，缅甸军方通过电视发表声明，宣布对缅甸现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

　　这一连串，翻译一下就是：国家政权被军队势力夺取并控制了。

　　真乃一出闹剧。

　　说实话，我不太关心缅甸当局的局势，因为从外部环境来看，不论权力在谁的手里，他都必须考虑一个“倒向中国还是美国”的抉择，这从昂山素季本人政治立场和政治形象过去发生了根本性扭转，即可一窥缅甸作为一个小国的踟蹰。

　　我个人比较注目的，是包括本次的缅甸军方政变、以及五年前的土耳其军方政变等国家发生的“军政冲突”中，军队势力的公然干政。

　　军队不受执政集团的领导，反而能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干涉、控制，其恶果肉眼可见。

　　过往在中国，同样有过舆论声浪反复地聒噪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脱离党的领导”。

　　今日缅甸，再奉反面典型。

　　1.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份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首次提出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此后，也成为我军新时代强军思想的内核。

　　十二字要领，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听党指挥”，这是我军严格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军队的最根本特性。

　　“党指挥枪”，这当然不是如今的首创，而是来源于九十余年前我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通过对旧社会旧制军阀部队的观察、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而得出的建军观点。

　　最早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要求在军队的各级建立党组织，以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

　　两年后的12月，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等来了载入史册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军体军制的最显著标志。

　　“听党指挥，为人民行军”，毛泽东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1938年11月，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兵权的历史教训，又一次公开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后至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再次强调：“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只有坚持党对军队行动部署、战略决策和思想把控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部队永远保持向心力，在危难时刻能够“劲往一处使、弹往一处涌”。

　　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这两支政治信仰截然不同、阶级立场水火不容的部队，在迂回作战、加大纵深和后勤供给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执行层面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不断发酵，以致直接冲释了战争前期蒋匪军对我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代差级优势。

　　这里面的奥妙，就在于党组对军队的调控是否高效、以及军队反过来对党组与军委下达的军令执行得是否到位之差别。

　　典型如淮海战役时，蒋光头的三十万“中央军”被我军团团包围、行将覆灭之际，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竟然隔岸观火，二十万军队一枪不放、眼睁睁看着杜聿明走向溃败。

　　距离最近的白崇禧都懒得听令，华北方向与西南方向均自顾不暇的傅作义和胡宗南，自然就更不会搭理。

　　包括此前孟良崮一战中坐视张灵甫的“王牌74师”被我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歼灭而不顾的李天霞，同样无视蒋光头和汤恩伯的命令，仅仅因为私恨，就故意放任张灵甫被我军痛剿。

　　党一旦不能指挥枪，枪一旦脱离党，立刻就会失去战斗力和方向感，成为一支毫无凝聚力的山野杂伍。

　　2.

　　“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很好听的欺语。

　　这个观点在我国的传播氛围诞生于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气势汹汹的军队经商大潮，被某些人士作为支持改革的要求与表现，大肆向军队吹去一阵又一阵的妖风。

　　所谓“国家化”，就是“去党化”，要求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而成为一支政治独立的力量，以实现军队自身一系列权力和利益的分离——包括经商权、参政权、议政权。

　　历史已经通过无数个案例告诉了我们，在非洲、在拉美、在东南亚，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那么其随时哗变干政、破坏政治稳定的恶性影响，将完全无法把控和遏止。

　　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军队去党化的风气，是包含在80年代“党政分离”风潮中的。

　　1986年9月，“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正式成立，经过研究与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并写入了十三大报告，推出了轰轰烈烈的“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是指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的分开，不仅包括执政党与政府，还包括与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开，党政分离是实现自由民主的一项重要举措。”

　　触目惊心。

　　在“党政分开”的指导下，党组织、各级党委不仅要放弃对各级政府，更要放弃对各级人大、各级司法的领导。这“三个放弃”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党组织班子在一切单位中被边缘化、被游离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产生了直到九年前的十八大召开后才终于烟消云散的“军队国家化”声浪。

　　这一幕，何其熟似：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其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

　　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军队是政权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座堡垒被宣告攻破，国家和人民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3.

　　看未来，远不如看过去要来的清楚。

　　1988年，当年度的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第二年春天，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国内举行的第一次所谓“全民选举。”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油头粉面地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包括大批资本家寡头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在街头、校园、工厂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戈尔巴乔夫则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苏共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的资本势力。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的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

　　最让人作呕和愤怒的，是深受美国欣赏的苏联异见分子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后，戈尔巴乔夫竟然又特地增加了一个名额，强行使其当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这个比例当时把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惊到了，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那时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而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更是全部铩羽而归。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

　　叶利钦当时就侥幸靠着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于是在会上，阴谋正式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回想1917年，列宁领导布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俄境内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

　　然而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却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

　　半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又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当年度的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4.

　　在中共和苏共等共产党的建设史上，1942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其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的“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应该来说是一个丰碑。

　　到1954年9月15日，毛主席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满怀激情又严肃认真得表达：“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这在会上引发了长久的掌声。

　　可惜的是，在80年代于中苏两党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忘却。

　　放弃党的领导，真的可以保障“自由”了的人民的权益吗?

　　1993年5月1日，苏联解体后的第二个五一劳动节，数万名莫斯科群众在十月广场集会，他们打着“不要勉强活着，要有尊严的活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万岁”、“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斯大林时期的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追求“皿煮滋油”的人民起来、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时候，遭到是什么呢?

　　百度“俄罗斯十月事件”吧。

　　从坚持党的领导到放弃党的领导，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激昂的十月革命，变成了悲惨的十月事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后来曾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议会第一次遭炮轰。就连拿破仑当时也没有用武力解散议会，最多也只是把议员们从议会赶出来。叶利钦竟然下令炮轰议会，可谓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改革’本应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我们研究所就进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年度调查。我们的调研报告连续出了18本。通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执行的‘改革’路线都是反人民的。”

　　5.

　　被歪风邪气带偏许久的一个恶果就是，直到现今，在某些官方节日中，包括官媒在内的宣传机构竟然会称呼我军为“中国军人”。

　　请那些在建军节定时转发、复制粘贴文案的各大媒体与娱乐明星们明晰并记住：不是“中国军队”、“中国军人”，更不是“国军”——而是「解放军」或「人民军队」。

　　“人民性”，这是这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军的特征。

　　如果仅仅说“中国军人”、“中国军队”，那么晚清军队、北洋军阀、蒋匪国军等，都是“中国军队”了，哪里来的区别呢?

　　不要再哭错坟头、给那些历史上反人民的旧军招魂。

　　像2018年的八一建军节，人民解放军普天同庆的盛日，这本是全国军民忆苦思甜、普及拥军爱民教育的大好时节，《人民日报》的两篇惹人干呕的疯言疯语却在当时刺人痛点：

　　堂堂《人民日报》滑天下之大稽，在解放军的节日跪错坟头、甘为国民党披麻戴孝，该当何罪?又或者，压根可知有罪?(此后人民日报删除了第一篇博文)

　　就说“国军抗战老兵”，这本就是个伪概念，根本不存在，也完全不具有法统层面的合理性。

　　国军整体上已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彻底清除了，如果其部其师宣布易帜起义或被俘后参加解放军，那他们就是“解放军老兵”;如果没有参加解放军，则是“俘虏兵”——总之，试问哪门子“国军抗战老兵”?

　　回想1946年时，蒋介石曾提出用美械装备全部武装共产党军队，却被毛主席坚决拒绝。

　　理由很简单：国共两党两军，是不一样的。

　　共产党军队一旦被蒋介石所武装，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国共两军均成了他蒋某人的私家武装，所谓“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景也就会顺了他蒋某人的真实意愿：建立独裁政府。

　　只是这样的原则性思维，在今天不知道今人还是否记得。

　　不谈阶级斗争、不谈军队与战争的阶级性，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每当有人侮辱抗日英雄、恶搞抗日文艺作品就会立刻被火速缉拿惩处——但是晚近三十多年来，对解放战争的重视、宣传、保护、强调，却一冷再冷。

　　甚至还会把解放战争这场“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推翻战事，即阶级战争”，描述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

　　阶级叙事和阶级史观，让位于民族叙事与民族史观，苏联解体的悲剧以及俄罗斯今天的困惑，已经给出反面教材了。

　　6.

　　纵览今天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总有人有意无意得喜欢称解放军为“军方”。

　　比如“军方出动军医参与武汉抗疫”、“军方子弟兵再度现身灾区解救受灾群众”………

　　原本都是些温暖动容的新闻，却尽被一些大脑拎不清的小编给毁了排场。

　　在中国，没有“军方”。

　　军队即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权属于党，一切行动准则和宗旨则是“为人民服务”。

　　这支军队，绝没有、也绝不允许有任何独立于党领导之外的政治地位或政治野心。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2014年1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召开，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如下：

　　“会址北侧的毛主席纪念园依山而建，庄重肃穆。他神色庄严，沿着151级台阶拾阶而上，向毛泽东雕像敬献花篮，亲手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带领大家向毛泽东雕像三鞠躬，并瞻仰了毛泽东雕像，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古田会议纪念馆里，他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一件件文物、一组组数字前凝神观看，同大家深入交流，一起重温党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强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意识和责任。”

　　那次会议，后来逐渐被被称为“新古田会议”。

　　新古田会议一年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2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正是在军改中，反腐清毒和强化党的领导(军委主席负责制)，双双被抬上战略高度。

　　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发言如下：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意，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

　　跋.

　　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

　　会议议题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是全面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标志性会议。

　　会议明确了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最“根本的政治规矩”就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