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白日之下》：资本主义的颓坏

2024-04-27

郭松民专栏作者

国内知名时评人。原空军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法学硕士。退役后曾在多家媒体工作。

“影片最令人感到讽刺、心酸的桥段是，当‘彩桥之家’被取消了经营许可，勒令关闭时，一众院友却纷纷指责起揭破黑幕的记者晓琪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香港长期扮演了“资本主义橱窗”的角色，向社会主义的内地展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及文化。香港独一无二的“橱窗”作用，也是香港“繁荣”的深层次原因。

　　做为“橱窗”，香港深刻地影响了内地的改革开放，那句每个毛孔都滴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非深圳原创，而是直接来自香港，这句口号极大地塑造了今日中国的面貌。

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发生的一切，对内地都有借鉴、警示作用。

　　目前，正在热映的香港电影《白日之下》，带给观众多方面的思索。该片在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9项大奖中斩获16项提名，并最终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三项演技大奖。

　　《白日之下》改编自在现实中曾震惊整个香港地区的残疾院“康桥之家”事件。

　　残疾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种“民办公助”的机构，兼有养老、照顾残疾人等功能。入院的院友须把自己的“综援金”（港府提供给经济上无法自我维持的港人的一种福利，金额从每月2000至5000港币不等）全数交给院方，残疾院还可以从港府获得资金支持。这种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却黑幕重重。港府对残疾院的监督形同虚设，入住的老人和残疾人完全成了院长（及院长背后的“利益共同体”）牟利的工具，生活条件恶劣、老人被虐待、智障女院友被强奸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

　　在“康桥之家”事件中，院长张健华2004年就被指控性侵女院友，2014年再次被指控。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康桥之家”连续曝出性侵、虐待、院友接连死亡等丑闻，虽然港府迫于舆论压力撤销了“康桥之家”的豁免证书（即经营许可证），但张健华最终并没有受到应有惩罚。

　　在《白日之下》的大结局中，林保怡饰演的院长章剑华，因“与精神无行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性侵智障女院友）而站上被告席，观众都期待他受到正义的惩罚，然而，律政司指派的律师却宣布“经过长时间考虑，基于保护受害人的理由，决定撤销对被告人的指控”。

　　这一结局，令观众陷入了深深的无力与沉重之中，无论记者晓琪（余香凝饰）多么努力地寻找真相，最终都无法将作恶之人绳之以法。

　　法官在宣布终止审判时说，“这次是被告的幸运，同时也是受害人和社会的不幸。”

　　这句话，不仅是电影中的台词，也是真实事件中，法官在宣布撤销对张健华的指控后当庭说的话。

　　这句话，也无疑是在宣告，无论是舆论还是法律，都无力伸张正义，惩办罪恶。

　　影片最令人感到讽刺、心酸的桥段是，当“彩桥之家”被取消了经营许可，勒令关闭时，一众院友却纷纷指责起揭破黑幕的记者晓琪了。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他们真的没人管。

　　残疾院里，即便存在种种恶行，却仍然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庇护场所。如果这里也不能住了，哪些失能老人、残障人士，连块安睡之地都没有。

　　“彩桥之家”关闭了，正义感满满都记者凌晓琪却因为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辞职——“为众人抱薪者，往往冻毙于风雪。”

　　如果认为这部电影仅仅是揭露香港福利机构的黑幕，那可能就是一种过于单纯的误读。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出于逐利的冲动，总是一有可能就伤害社会。

　　比如，残疾院之所以虐待老人和残障院友，是因为暴力手段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管理成本，以至于只需要雇佣两个护理员，就可以“有效”管理四十多位院友。

　　管理成本降低了，残疾院的利润自然就增加了，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为了使资本主义的压榨机器能够比较平顺地运转下去，实现可持续剥削，就需要一些机制来抑制资本，包括媒体和司法体系。

　　但《白日之下》以及真实的“康桥之家”事件，却让观众看到，媒体与司法都陷入了某种失能的状态——媒体可以揭露残疾院的丑闻，却不能为无处可去的大量失能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庇护所，以至于媒体制造的问题，甚至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而司法体系则琐碎、冗长，“宁纵勿枉”原则所导致举证责任不对称，使之连表面上的公正也无法维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