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要培养提高全民族道德素养、意识形态和人格品位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对照外国,综合分析,抽象类比,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素质,这是中国要发展的先决的基础条件。就像建设高产田,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土壤构成,任何优良品种都难以获得丰收。
中国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中的各种消极因素,使社会发展长期缓慢、特别曲折,经历了无数次翻来覆去的“轮回”。现在和过去的很长时间,贫困落后,被歧视侮辱,遭受无数反动统治集团的欺压、屠杀。政治和道德素养低下是其根本原因。更可悲的是诸多落后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长期束缚、禁锢着人们的创造力,反而被当成优秀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弘扬,至今没有予以清算。这是看不见的无形锁链,一再延缓了社会发展进步,所有人都受到了十分可悲的影响和惩罚,既有害他人,也为害自己。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对照一些国外民族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习惯,更显出我们民族素质与其之差距,就如“贫瘠”的土壤结构,任何先进的“种子”植播在这块土地上都难得有持续丰产的收获。不改造中华民族的这个“基础”,就难以取得进步,任何求新的机遇都会被封杀在每日每时的大批人消极的意识形态和习惯之中。鲁迅先生感慨:“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现状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5年12月20日)革命可以在短期内打倒任何反动派,但要清除腐朽落后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陈规陋习是长期的艰巨任务。鲁迅又讲列宁“將‘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二心集·习惯与改革》1930年)
中国认识世界,很多人十分仰慕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相互的差距相互难以理解。国外难以理解中国怎么是这样,中国人难以理解人家怎么是那样,而我们由于政治和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丧失了本应取得的发展和进步,分析过去非常沉痛。贫穷和落后长期困扰着中华民族,既表现了消极无为的思想文化,又表现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很大差距,即使出现翻天覆地的改造也被半途而废,原因在哪里?
十七世纪中,那么多的中国人十分轻易的容忍了落后野蛮的满清王朝,苟且偷安难得安。以全国减少八千多万人口(又据资料为上亿),90%被清兵所屠杀为代价(注1),少数暴横的强权统治集团,愚弄、压迫了多数人。在世界产业革命兴起的时候,落后取代了进步。翻看清王朝当时强迫所有人“留辫子”的法令,及大兴“文字狱”,其黑暗残暴世所罕见。为强制留辫子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直到后来,国是而非,若大的中国“究可哀”,一个非常愚昧无知的“西太后”,先后牵着几个还穿开裆裤的毛孩子在指挥、处理几亿人国家的大事。腐朽、腐败、丧权、辱国、贫穷成了中国的代名词,竟然折腾了近半个世纪,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捧场者,大多数人都在“明哲保身”中年复一年。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上,失去了进步和发展的机遇。由此上溯到明元宋至春秋战国时期,平安少战乱多,漫长的历史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的“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做不成的历史”,“真叫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
大凡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局部,更加蛮横残忍、肆意妄为,民众更为悲惨。难知多少人被斩杀在封建王朝与为非作歹者的刀下。很多时期,“民如倒悬,水深火热”的结论符合实际。时至今日,我们并不十分反感,“对历史心平气和”,这就是看不见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和悲哀。如果把中华民族形象的比喻成一台运转的机器,缺陷那样多,怎是“优等品”?一块巨大的玉石,瑕疵那样多,必然“价值低”。
愚昧至极的瞎胡来的领导者、指挥者、统治者总是和愚昧的安于落后现状的人群并存在一起,很少涉及讨论认识这一方面,只有马克思讲了要使人民群众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的思想理论,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曾力图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改造我们的民族。“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随后就被以“浩劫”等说法而毁掉在重蹈覆辙中。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根基深厚,影响广泛。要改造也难,因为难,常使欲为者望而却步放弃,转而随流。毛主席思前虑后,创造性的发动“文革”改造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还是因为“深厚广泛”,不但未能铲除掉多少,反而引发了“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恶性反弹回潮。
五千年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观念,也包括同其有内在联系的残缺不全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多,据理而争、奋发向上少。从思想性、阶级性上分析,主要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建糟粕,为上层人、不劳者设计的生存和统治理论,贬低劳动人民,欠缺民主性;从科学性上剖析,迷信、宿命论充斥,科学性稀缺;在实践施行上,形有其名,难得其实,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涵孔孟之道也不例外,“只讲好听的”,不讲实际的,似是而非。主要特征是倡导性的、号召性、要求性、自律性的居多,与之相配套、相适应的实践性的、制止性的、批判性的、惩戒性的欠缺建树。只有其一: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干;欠缺其二:不怎么办不怎么干的应怎么限制、中止、惩戒?因而没有什么约束力,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很少在社会的具体管理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然酿成全社会普遍的言行不一、说干不一、表里不一等失德行为。只要看看现在各类机关堆积如山的文件,究竟落在实处的有多少就可看而知。比如社会治安同以前比照,谁都会得出法规文本越多,坏人越狂坏事越多的体验。
人格品位不高也是传统性的缺陷弱点,欠缺起码应有的羞耻心态,文过饰非,口是心非,很少坚持政治思想原则的勇为之举。什么都能随意表示拥护和反对。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难干,戈尔巴乔夫一类人干别的“社会主义”时,举手表示拥护,放弃了自己曾经信誓的人只多不少。
追溯历史,平静分析,我们缺少积极健康、进步文明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习惯,积习淹没了我们的理智,淡漠了我们可以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观能动性的进取心,丧失了应有的美好和幸福。那样的小丑把那么多的人统治、压迫、践踏了那么长的时间,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政治和道德素养如此之低下,“软处好取土”的外国人怎能不侵略、欺侮?我们认真的分析过把我们不当人的、“他人”的那些肉体以外的政治和道德素养上的“质量标准”吗!这是对比的抽象思维。
反复了很长时间的辛亥革命,总算成功了,中国社会进步了一会,随之又夭折了,前进的趋势被复辟倒退的势力所替代,并不见有多么的困难。尔后军阀混战,不知多少人为多少错误的举措,有些是明摆着的错误行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或者对错误的潮流听之任之,或者为其效忠,或为虎作伥,一再延续着政治和思想道德养低劣的现状。不断的续写中华民族耻辱的“篇章”。抗日战争中那么多的人当汉奸,为敌人效力,而日本战败了,并没有几个人投降。中国为什么洋奴汉奸卖国者那么多?这类事非界限难道不好区分?
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目光短浅,迷信,爱生人不善于教人养人是我们民族的基础缺陷,支撑了错误的东西飞来舞去。中国几千年落后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可以说这是“基因”性的弊端,骨子里的顽症,制约、束缚性的致命的谬误,又具有细小、存在于千百万人中。这是几千年消极文化和习惯的“积累”,历史源远流长的特殊性的瑕疵。藐视这一点,任何新生的机制、机遇都会在千百万人日常的“渐进性”中被瓦解、修正,扼杀在不易觉察的错谬之中。和一条干净的街道一样,不长时间被许多人都是一点点“无所谓”的脏物所污损那样不难理解。高度的文明是点滴的积累,反之亦同。最可悲的是对这种日常的消极行为没有清醒的认识,更无有效的批判和抵制,甚至“尾巴主义”的予以赞赏。
一九四九年后,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搞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有人诬蔑成封建主义,也有人诅咒成独裁极权,但是全体中国人走进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没有私有制的社会环境中。那时党基本路线形成的基本理论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着手清理历史文化的垃圾,批判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旧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
当一九七六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时,不知多少人都发誓“继续革命永向前”,不几天就几乎全部又讲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想信仰和政治原则的转变在瞬间完成。还是那些人,死去的并不多。这到底叫干什么?把政治品德和思想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多了,谁不讥笑谁。
千百年历史流传的旧思想文化、不良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按风使舵的人格陋习,把大量的领导班干部在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训练”成应付自如的,口头上什么话都能说、也会讲,内心世界什么理想、理性、良知也没有的高级精英人物。在社会制度转变的十字路口,大都抛弃了政治道义原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时的利益和职位,很少有人选择、坚持完整一贯的理想信仰。曾经信誓旦旦地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在不久前还表示要永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海枯石烂永不变,而今呢?还有较为完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信仰、信念和政治立场吗?时代交替,对社会制度和个人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认识领悟和理解过分短视化,非常重视眼前利益。妨碍了最大化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导致长期利益、权益贫困化,而这又加剧了功利短视化的惰性循环。常想自己和后代人安居乐业,不关心政治思想建设,几千年了,有多少时间是安居乐业的?只想乘凉,不思栽(建)树,无任何可能性,五千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习惯于屈从,没有坚贞的政治信仰;千百年形成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陈规陋习,进步的和落后的混杂在一起,没有认真筛选清理过,基本上承袭下来,随意屈从当权者,这是精神枷锁酿成奴性的典型表现。《红楼梦》书中林黛玉房前的鹦鹉,良禽都不愿随意改变、也不随意选择确立自己的喜好。相互对照,应当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谁呢?
我们有众多的人口,但缺乏众多的有道德和政治素养的人群。略加比照分析,涉及到具体的那些有知名度者,才能清楚的表现出政治信仰的转变是多么的随意。就是因为缺失道德和政治原则,更不能持之以恒坚持,使人民受尽了屈辱和灾难。现在仍缺彻底清除的时限,要清除的意向也不多见。
我们的要害是未确立一个大众化的政治信仰、思想文化和道德情操,长期的积习熏陶、辐射延续着不愿革命的邪气,无端默认了不知多少妖魔鬼怪横行霸道,从无数的灾难和落后中未得出应有的教训和认识,欠缺联合起来力量大的思维。
没有先进稳定的政治信仰、思想文化和道德品格,因而也就没有持续的进步和发展。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大家通过不反对,一会儿再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大意见,怎么能有广大人民的发展和进步?转动社会航向,十几亿人这样随意,怎么能搞好社会主义呢?不改变中华民族基础性的落后习惯和意识形态,在这块土地上,任何主义干成功都是曲折坎坷的。这就是几千年,从清朝几百年以来的惨痛教训。退一步,即使干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私有制),恐怕也要如蒋介石一样成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
注1:据《历代人口官方统计数》,清世祖顺治8年(公元1651年)人口1063.3326万人。《清实录·世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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