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波：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层逻辑
作者：刘力波
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THINKING》2024年第1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阐发，精辟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两个结合”实践探索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习近平在讲到“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时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解这一重要命题，必须回答一些问题，如“第二个结合”与思想解放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结合”在推动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上具有怎样的优势？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对上述命题中蕴含的深层逻辑进行分析和把握。
一、从理论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充分彰显着党对于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
在本质层面上，“第二个结合”就是为了实现思想解放，二者具有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上的同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实现思想解放中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解放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自身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关于解放思想的含义，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中可以得出，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中解放思想。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一直是阻碍人类思想进步、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所谓习惯势力是指“人们在长期传统生活中养成的特殊方式的行为倾向和社会态度的定向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列宁就曾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习惯势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顽固地成为人们理论创新的强大阻力。而主观偏见则是指在偏颇心理影响下人们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识情感去看待事物，从而形成的对某种特定对象的负向态度。主观偏见也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言：“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可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对于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破除内在地呼唤着启蒙理性，其要旨在于呼唤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地进行思考、判断和发展、创新，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马克思、恩格斯既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又以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启蒙的批判、推进和超越。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从理论形式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这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而得以明确呈现。马克思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恩格斯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正是由于不断开展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史上才持续推动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和觉醒。
（二）“第二个结合”具有在实现思想解放中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
“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最大法宝”，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这一实践探索，在实现思想解放中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至新境界。在“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对于推动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关键和深远的作用。
其一，“第二个结合”的论断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前，人们往往容易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仅仅是政治领域内的命题，或者将其视为一种理论体系自身的递嬗演进。而“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提出，则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视域，得以清晰地洞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身就是一种与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紧密相关的独特文化现象，其推进构筑着一部宏大的社会文化融合与跃迁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运动规律上，除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相较而言，“第二个结合”对于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更为关键。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经济等层面，只有不断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心理深层，才能在更为深入、有效的结合中实现更加彻底的思想解放，从而加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其二，“第二个结合”的探索通过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更为自觉、主动的思想解放。文化主体性是指特定国家或民族在其生存发展实践中能动地运用各种文化资源为自身文化传承和创新服务的特性，具体地呈现为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衰弱和动摇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带领中国人民维护、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邓小平也曾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习近平指出，这种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结合”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确保“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历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指引我们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而以更为自觉、主动的思想解放推动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
二、从历史逻辑来看，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过程就是一个在思想解放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
“思想发展的过程同思想成果产生的过程相一致”，党对“两个结合”的持续探索是一个不断提升理论自觉、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文化资源。比较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两次飞跃中，党对“两个结合”的探索方式，是将“第二个结合”寓于“第一个结合”之中，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的新的飞跃中则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概念，开展了高度理论自觉条件下的实践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一）初步探索阶段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框架中，对“第二个结合”的初步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思想文化土壤。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离不开延安整风运动中对于思想解放的持续探索。延安整风前，由于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尚不够成熟，经常会出现“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两种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教条主义影响下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因此，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深入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讨，不仅党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对此，周恩来就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这种思想上的明显的解放和进步，与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具有紧密关系。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党在延安整风时期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蕴含着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要实现思想解放除了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深相结合，也必须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
这种文化层面上的深相结合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阻碍思想解放的因素的揭示、批判和摒弃，更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组成部分的发掘、转化与弘扬。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科学地对实事求是的意涵加以分析，“‘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现代诠释之所以能够彰显理论创新的魅力，源自于党将作为现代理论思维最高产物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实事求是思想的结合，赋予中华民族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以新的科学的时代内涵，“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之理论机制的认识”，充分体现着唯物论、辩证法和反映论的有机统一，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此为代表，这种理论上的创造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还有一个“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也就是必须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来思考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积极推动思想解放的鲜活表现。这一时期，伴随着结合新的实际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党在“第二个结合”方面的探索，突出地体现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挖掘与研究，这些都有力支撑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二）持续探索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首先，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伴随着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量工作，通过倡导、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宣传、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邓小平在被誉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所指出的：“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这场大讨论以解放思想为切入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伟大转折离不开党对于“两个结合”的持续探索。此时，“第二个结合”虽然仍寓于“第一个结合”之中，但党进一步加强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对传统文化中“务实致用”“革故鼎新”等优秀组成部分的挖掘、转化和继承、运用，既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开启提供了丰沛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开辟了空间。
同时，党对思想解放的推动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上。邓小平专门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为此，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右的错误的体现，盲目崇拜西方，主张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但其和“左”的僵化倾向一样，也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本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节。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是一种“洋教条”的表现。为此，党的十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了党章。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难，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此时，不仅“左”的思想与势力获得了抬头与发展的机会，而且，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被誉为“第二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的南方谈话，从理论、思想和精神的层面上，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这里所说的“闯”和“冒”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而“气”和“劲”则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形象化表达。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整体来看，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不同阶段具体实际的变化发展，持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向上加以探索，构筑了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精神支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得以形成和发展。
（三）系统建构阶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在这一阶段中，党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产生了质的跃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得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而保障新时代10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其一，习近平对于“两个结合”论断的系统阐述，为持续推进思想解放奠定了思维方式上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对“两个结合”进行强调，并对“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分别进行了具体阐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着重对“两个结合”的价值地位、内在机理、重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尤其是对“第二个结合”的特殊重要性进行了专门强调。这些理论上的创新使得党对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探索牢牢地建立在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系统谋划之上，在党对于“第二个结合”长期探索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史来看，“两个结合”理论创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鲜活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论断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深入到思维方式上的思想解放的成果。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与方法的哲学表达，其要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内核，以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和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基础，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而言，这种思维方式的创立和运用，为世人展示了如何在思想解放中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基础上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
其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推进了思想解放。2013年1月5日，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习近平就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为了运用好这一根本思想武器，党不断开展“两个结合”，尤其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将思想解放推动至新的境界，实现了由原来更侧重批判和抵御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到主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系统性理论创新的跃迁。这一转变鲜明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之中。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就是“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贡献鲜活地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上。在基于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建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结合；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均平共富”思想的结合；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思想的结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思想的结合；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协和万邦”“讲信修睦”思想的结合。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堪称“两个结合”的典范，尤其以“第二个结合”的突出贡献推动了思想解放的全面深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三、从现实逻辑来看，“第二个结合”正在以新的思想解放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从现实层面出发，着眼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关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论断，不仅仅是对于已有经验和规律的精辟总结与科学揭示，更是对于进一步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号召与指引。具体而言，以“第二个结合”推动新的思想解放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在破除“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验逻辑中实现文化祛魅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涵之一。这一文明形态之所以“新”，首要的就是因为它是世界现代化史上首个非西方式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明形态进行过划分，例如英国学者汤因比的26种文明形态说、日本学者伊东俊太郎的17种文明形态说、美国学者亨廷顿的8种文明形态说等。然而，从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之后的历史来看，在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前，真正称得上现代文明的只有西方现代文明这一种类型。而且，自19世纪末以来，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扩张逐步将众多非西方的传统文明都纳入了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文明实施文化赋魅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排斥、吞噬非西方的民族性，迫使非西方的文化传统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建的需要，并且在现代化理论上坚持立足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一元单线论”，从而在文化观念上不断宣扬和强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桎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西方文明在主导建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依凭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也形成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在此情势下，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往往会因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而被套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枷锁，陷入文化和文明认同危机之中。一些国家出于对器物层面现代化的渴求，或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西方，激烈的“审父”式的反传统思维不断闪现，从而在民族心态上无法很好地悦纳自身文化传统，面临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和文明主体性危机。
“第二个结合”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文化祛魅的作用，这是其推动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第二个结合”，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以自身的成功一举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神话”。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国家发展思维独立性的强调中，生动呈现了在维护自身独立和尊严的条件下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鲜活案例，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并在对思维独立性的强调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拓宽了人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路径选择。因此，当前重视发挥“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就突出地体现在要以作为“两个结合”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努力破除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为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境界凝心铸魂。
（二）在对文化传承发展的科学认识中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文化血脉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向来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文明的形成离不开文化发展的长期积淀和厚实支撑，同样，文明的转型也离不开文化发展的助力推动，文化就是充盈于文明有机体之中的气血。反之，文化的断裂与危机则可能会导致文明的停滞与消亡。中华文明正是因为自身文化的强大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而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成功的现代化有赖于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双向互动，“失败或不太成功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过程，现代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摧毁”。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必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贯通赓续中的推动与支撑。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已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现代化，从而也无法支撑和推动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此，中国思想界一度陷于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之中而苦苦寻求，找不到通过中国文化现代化实现文化传承的正确道路。面对上述文化困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现实需要，主动地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并得以开展“两个结合”的探索。这一文化选择的意义极为重大，中华民族探求到了一种既能指导自身构建现代文明，又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与超越的先进思想武器，中国的现代化在党对“两个结合”的逐步探索中得以深入到文化层面，才彻底打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化血脉，造就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汇通共生。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以“第二个结合”推动新的思想解放的又一种表现就是，要以成功的明证澄清思想领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没有契合性、究竟能否实现结合的迷思。长期以来，以海外新儒家和一些华人学者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缺乏接合点，无法实现结合与交融，如果强行而为，则会造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并危害民族文化主体精神。而一些西方自由派学者在肯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的同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文化传统所同化的结果。例如，费正清和史华慈等美国学者就提出了“异端论”。这些观点不仅得到了一些国内学者的认同和呼应，而且在民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前，伴随“两个结合”理论创新的系统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两个结合”典范的价值愈益彰显，进一步发挥“第二个结合”在思想解放上的作用就是要能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卓越成效，不断对上述错误观点和偏颇认识进行彻底的驳斥。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对这种高度契合性的深入研究和把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因为文化根基的不断拓展延伸，进一步展现出自身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
（三）在挺立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筑牢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思想心理保障
如前文所述，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了不同形式的挑战，其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挑战就是深层和尖锐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曾遭受了严重的危机，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动摇。由于当时西方文化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前现代阶段的传统文化存在巨大的“文化势差”。这客观上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交流机制和文化生态的破坏，面对着大量纷至沓来的外来强势文化，无法依凭原有机制进行选择、吸收和融会，从而产生空间方位感的迷乱，失去自身发展的方向与目标。这种文化主体性上的窘境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自近代以来思想界反复探讨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古今中西之争”。从文化的传承发展来看，如果长时间反复陷于“古今中西之争”中将无法实现彻底的“文化自觉”，既无法清醒地认识自身的文化，也难以形成正确对待其他文化的合理心态，从而影响在多元文化世界中重建文化选择吸收机制的基础。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就在于彻底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两个结合”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实现文化自觉，巩固和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不断开辟，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都彰显着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伟大成就，也成为指导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党团结带领人民的不懈奋斗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这样一个关口，即在不断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彻底破除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自由主义西化论、教条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和思维方式带给人们思想上的禁锢与误导，实现又一次的思想大解放。历史和人民呼唤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两个结合”，在此基础上不断明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文明方位感，以新的眼光了解世界、认识自身，优化文明交流互鉴机制，进而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会通以求超胜，在理论和制度创新上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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