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镇平：驳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几种错误观点
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错误观点辨析
石镇平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人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他们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第一个惯用做法，是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等同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立起来，通过否定苏联模式达到最终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目的。他们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第二个惯用做法，是制造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思想对立，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去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他们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第三个惯用做法，是把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讲发展，不讲坚持，借“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之名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实。这些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任何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声音不绝于耳，其实质和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听之任之。
一、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表现及其危害
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进行贬低和否定。有人提出，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论证“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需要商讨之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称作“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是不现实的”“在学理上有明显缺陷”，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经济称作经典作家的“误判”，把按劳分配称作“平均主义”，甚至指责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来社会科学预测思想内容的《国家与革命》充满了空想主义色彩。有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19世纪中叶针对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根本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设想了未来的新社会，而不是根据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际状况和实践发展，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模式和建设路线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称作“经典社会主义”，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称作“传统社会主义”，并断言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已经“走进坟墓”，扬言要“从经典传统社会主义解放出来”。他们宣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百分之百的设想，没有下定义，没有词条式的表述，更没有任何的细节设计。他们提出：马克思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何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上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贬低和否定，从方法论上看，不外乎以下三种：或者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等同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立起来，通过否定苏联模式达到最终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目的；或者制造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思想对立，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去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或者把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讲发展，不讲坚持，借“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之名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实。
这种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肆意贬低和否定，危害极大。
第一，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绝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两个必然”也就不成立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被否定了。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目的和归宿的科学社会主义被否定了，那么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站不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也就更谈不上了。
第二，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就否定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如果共产主义理想被否定了，那就意味着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都走错了，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剩下的就只有回头搞资本主义这一条路了。
第三，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就否定了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就会陷入伯恩施坦“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泥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共产党人就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也就无力抵御任何风险和挑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就会重演，帝国主义“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图谋就会得逞。
第四，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很多，但只有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如果丢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还有什么区别？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有必要吗？抛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除了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就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
第五，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否定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科学社会主义都被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站得住吗？
对于这种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错误观点，我们决不应坐视不管、听之任之。这不仅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解疑释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需要，更是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权的需要。
二、要科学认识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关系
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贬低和否定，采取的第一个惯用的方法，是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简单地、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立起来，通过否定苏联模式达到最终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目的。他们往往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仍然需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来否定经典作家所说的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仍然需要发展市场经济来否定经典作家所说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经济。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因为他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我们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们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义语，二者在科学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指的未来社会的同一个社会形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划分了未来社会的两阶段以及两阶段不同的分配方式，但是，他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叫作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叫作共产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分别叫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从列宁才开始的，并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我们不能按照今天人们的使用习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指的人类社会的第五种社会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义语），是生产力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所有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已经实现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也是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同于20世纪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公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所谓社会所有制，指的是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联合起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人与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人人又都是劳动者，所有者与劳动者已经合二为一，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从而避免了一部分人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和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可能性。当然，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至今尚未出现，这是因为目前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所有制的水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逻辑，只要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自然不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社会，由于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人与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人们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当然也就不需要再经过价值的形式表现为商品，而是直接作为消费品供大家共同享用。因此，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只不过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阶级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指的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在未来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实现，人们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阶级和阶级差别自然也就随之消失。国家是阶级的派生物，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必然自行消亡。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是科学的结论，并非空想。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比，生产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已经由过去的小生产变成了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依旧沿袭了过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内容，改变的只是私有制的形式。狭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容纳不了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必然导致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看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具备这些基本特征，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实现。相反，在不具备这些基本特征的条件下，所谓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几个基本特征之间具有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他们所说的社会所有制只有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由于社会所有制的实现，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人们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劳动的产品当然不需要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为商品，而是直接作为消费品供人们使用，所以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代之以有计划的产品经济。由于社会所有制的实现，人与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阶级和阶级差别自然不复存在，国家也随之走向消亡。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他们对待未来社会的态度是科学的。关于未来社会，他们只限于揭示其基本特征，而从来不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已经被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自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其生产关系已经进行了四次调整，从单个私人资本所有制到股份制，从股份制到垄断，从垄断到国家垄断，从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这就说明：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向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妥协、退让的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四次调整，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离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越来越近，与私有制越来越远。因此，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大趋势。
20世纪以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尚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义语）。如上所述，马克思说的是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实行社会所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实现了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两种公有制并存、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是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仍然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而且都还只是一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因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处在马克思所说的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仍然处在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阶级和国家，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阶段。马克思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经阶段。因此，拿马克思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来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不对的；同样道理，借口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否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测的科学性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立起来，通过否定苏联模式来否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三、要科学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创始人的关系
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贬低和否定，采取的第二个惯用的方法，就是制造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的思想对立，用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去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我们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从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由全社会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实行无差别的共同占有，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消灭了阶级和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所谓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发现的未来社会新世界，是未来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自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都是在探索如何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向全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是通往马克思说的全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后继者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最终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后继者虽然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获得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列宁深刻认识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甚至还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下了定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当然，列宁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全国电气化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只要实现了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了。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的确提出：“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但他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也就是说，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合作社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关系，改变的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并不是说，只要实行了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了。列宁虽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还专门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做了科学解释，他指出：“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如此，列宁还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在《国家与革命》中，在讲到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时，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斯大林虽然阐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同时认为，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还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必须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虽然在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确立起了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并存、特种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他仍然认为，集体所有制只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公有制形式，两种公有制将来必然要发展为一种公有制；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商品生产必然会消除。斯大林始终把消灭阶级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这说明，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社会主义的许多新认识。比如，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要发挥商品生产作用的思想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否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而是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思想。比如：在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指出：“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953年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时，毛泽东指出：“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在1959年12月18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并没有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就否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他还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等，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为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就放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他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这说明，邓小平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新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依然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他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他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从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20世纪自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都是在探索如何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向全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对未来社会的称谓有所区别，但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一以贯之的共同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是通往马克思所说的全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后继者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最终奋斗目标。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否定后继者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深化认识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后继者在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测的科学性。
四、要科学认识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关系
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贬低和否定，采取的第三个惯用的方法，就是以“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为名，通过断章取义的办法制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我对立、自我否定，然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已经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否定了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我们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同样是站不住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把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讲发展，不讲坚持，这实际上是借“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之名行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实。
有人难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就不需要发展了吗？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他们只是开辟了认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结束对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是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他们只限于揭示其基本特征，而从来不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这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待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的确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当然需要后人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要求后人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具体内容。那种只讲坚持不讲发展的教条主义态度，我们当然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必须以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为前提。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都不要了，还能说这是在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吗？
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方面，他们拒绝对未来社会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坚守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的曲解和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被严重遮蔽了。因此，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还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未来社会的真实态度。
常常被用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下列几段论述。
在1843年9月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段话常常被一些人用来作为马克思否定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重要依据。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新世界”即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认识来源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科学说明“批判旧世界”与“发现新世界”的辩证关系，目的在于强调“批判旧世界”对于“发现新世界”的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像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教条式地预见未来。“新世界”只不过是他们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的，不“批判旧世界”就无从“发现新世界”，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所以，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旧世界”。但是，如果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那么，“批判旧世界”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说不清楚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了。从这里根本得不出马克思否定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结论。
恩格斯1867年11月在《为〈杜塞尔多夫日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指出：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他将从这本书里得知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指望得到这种乐趣，谁就大错特错了”。“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含糊的暗示。我们将了解到，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在这里，恩格斯一方面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社会，马克思只揭示了其基本特征，没有而且也反对对未来社会作具体的细节描述，因此希望通过《资本论》来了解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形的愿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他们对资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确信不移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社会所有制，因为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为基础的，是建立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这里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确切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积累”篇和《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从这里根本得不出恩格斯否定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结论
1881年2月1日在给考茨基的信中，针对讲坛社会主义者要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恩格斯表示自己“决无义务去满足他们的愿望”。恩格斯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恩格斯的这段话，不仅批评了讲坛社会主义者把只有在现存制度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机械地移植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混乱做法，而且断然拒绝为生活在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在这里，恩格斯反对的只是对未来社会提供细节设计或政策建议，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还明确表达了对他们关于计划生产代替商品生产这一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坚守。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这段话常常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恩格斯晚年否定他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测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曲解。造成这种曲解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了恩格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而忽视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全面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明确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永远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即使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二，他们不会对未来社会作任何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从他们那里根本不可能找到关于未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任何细节；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守他们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即他们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特别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在坚守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问题上，他们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如果把“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理解为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也说不清楚，就会陷入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得出类似伯恩施坦“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显然又是与恩格斯随后特别强调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即社会所有制相矛盾的，因而是不符合恩格斯原意的。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中指出：“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明确表达了拒绝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流合污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而且明确表达了坚持和捍卫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坚决态度。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也坚决反对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贬低和否定。他们对待未来社会的科学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态度时，不断有人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对未来社会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作为他们否定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依据，故意隐瞒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守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历史事实。这不仅有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反对的，只是对未来社会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而不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他们坚守的，只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
被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最典型的材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下面两封书信。因此，有必要对这两封书信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封信是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给斐·纽文胡斯的回信。斐·纽文胡斯1881年1月6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回答一个问题，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在2月22日给纽文胡斯的回信中指出：“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在这里，马克思和纽文胡斯在信中谈到的压根就不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因此，拿这段话作为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实际上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运动”范畴的问题错误地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题来讨论。
第二封信是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给爱德华·皮斯的回信。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段话常常被用来作为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又一个依据。笔者认为，这同样是对恩格斯回信内容的断章取义。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的信很短，只有397个字。我们不妨来看看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回信的全文。
以上就是恩格斯给爱德华·皮斯回信的全文。笔者认为，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显然没有否认马克思和他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看法之意。恩格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拒绝爱德华·皮斯要他就未来社会的看法写600字概述的请求。
恩格斯为什么要拒绝爱德华·皮斯的这一请求呢？信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两个原因：一是最近一年都太忙，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二是因为，在恩格斯看来，你要我把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限制在600字以内，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任务，我无法再简短了，我不可能仅用600字就完成你的任务。我们并没有制定什么未来社会的现成方案和详细蓝图。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的新世界，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得出的确切的结论。我必须结合这些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才能加以阐明，离开这些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就没有了根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没有了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这些基本特征还只是限于经济方面，对政治和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未触及，因此，你要我把字数限制在600字以内，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恩格斯的这段话的上下文来看，根本得不出恩格斯贬低和否定他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结论。
把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对未来社会作具体详细的细节描述当作他们否定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依据，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坚守，为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埋下了隐患。
正如恩格斯1894年10月4日在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注释略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