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批判马克思，用马克思拯救马克思——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题记

　　这个题目写了半年多，迟迟没有完成，总想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去除潜在的因沿袭而顽固的陈腐表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突然觉得今天应该借用这个时机初步做个交待，供有心人参考。删去认为不太成熟的段落，删去作为附注的个人思考，便定稿刊于此。

用马克思批判马克思，用马克思拯救马克思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兼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

　　一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看待。必须站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的时代历史唯物地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1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发生巨大变化，修改马列毛主义大量具体观点，可能是背叛马列毛主义，也可能不是，而可能是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运用，但如果不做任何修改，或者只做少量修改，则肯定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叛，而且是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直接背叛。

　　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和知道的历史的真实发展大大不同于马克思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考察，结论也必定大大不同。比如列宁当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事实是一百多年过去，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发展。这时还坚持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就直接不符合历史，但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说列宁的观点错了，因为列宁所处时代毕竟终结了殖民体系资本主义世界，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更加符合殖民体系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因此就需要将列宁这个观点的真实历史意涵揭示出来，即所谓最后阶段不是指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是殖民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阶段。

　　这一分析不仅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反而恰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准确揭示列宁观点真实的历史意涵。这也不能表明比列宁聪明，而只是比列宁晚生一个世纪，看到了列宁生前看不到的后来的历史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和列宁所判断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所主张的却和其所处现实又有高度一致的部分，这时还完全坚持列宁原来的观点就是刻舟求剑，是教条主义，是原教旨主义。除去不一致部分，准确表达一致部分的历史意涵，才是历史唯物地看待列宁及其观点。

　　1.2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其自身，即他们所组织、推动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建设，并不因为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而必然属于他们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属于他们所宣称的共产主义。换言之，一种言行、学说或政策的现实功能和社会属性，不决定于当事人或当事组织的良好愿望、真诚动机和所宣示的目的或价值，而决定于这言行、学说或政策在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实际位置、历史内容和实际功能，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方法重新审视马恩列斯毛主义及其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们的历史社会性质依然必须放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特别是放到他们没有看到的、又与他所判断的发展趋势极不一致的最新历史进程中去看，把它们看作一个连贯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考察他们具体的历史社会性质，而不是直接根据他们所宣称的内容去判断。

　　所有的主张都必须放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才可能知道这些主张真实的社会意义和阶级属性；如果没有对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准确地揭示这些主张真实的社会意义和阶级属性。纯粹地根据这些主张所表达出来的主观态度乃至道德情怀来判断其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危险的。

　　特别是，如果不懂得分析理论表述在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实际意义，就会因为看到漂亮的政治表述而直接感激涕零。

　　1.3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成为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批判中才可能被证明为科学的，只有在物质生产劳动者的解放实践中才可能被验证为科学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前者是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物质生产概念的具体揭示，后者是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的革命化实践的具体展现。没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对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一种假设，而不能被视为科学的。

　　脱离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说是科学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抽象的存在方式，总是具体的存在，即总是被具体的人具体的理解和使用。这种具体的理解和使用，如果缺乏对自身及其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不仅不能说是科学的，而且必然是唯心的和反动的。

　　分析历史社会事物，如果没有对历史现实和当下现实进行双重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直接照搬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成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也做不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成为科学，这个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而现在要加上一句：历史唯物主义要继续成为科学，依然需要对新现实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否则就是教条主义，是反动的。政治经济学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综合而彻底地批判，在批判中揭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从而发现新动力、新可能和新解放。这一条也适用于列斯毛的现实社会主义。

　　1.4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以生产方式的运动方向为基础思考问题，要求面向未来，历史地看待一切现象。这一切现象当然包括马列毛主义、国际共运和现实社会主义。面向未来，历史地看待问题，未必是马列毛主义，但没有面向未来，历史地看待问题，肯定不是马列毛主义，而且肯定是反马列毛主义。当有人以面向未来、历史地看待问题为由批判地发展马列毛主义，可以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这种人借此颠覆马列毛主义，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疑神疑鬼，不允许对马列毛主义进行任何的批判和发展，以致固步自封，刻舟求剑，而应积极争论，辨识哪些是真的批判地发展马列毛主义，哪些是假的。只有这样，马列毛主义才可能有新的发展。

　　马克思预言是否实现，这问题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家。那可不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呢？当然可以讨论，但需要事先界定预言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意义上讨论？如果是在具体事件上对下一步所做的判断这一层次上说，那马克思确实不太成功，在他身前他所期望的革命高潮没出现，巴黎公社是在意料之外情况下发生的。在类似问题上，比如俄国二月革命，也是在列宁意料之外发生的。这恰恰表明革命并非人为原因造成的，而列宁他们之所以能领导十月革命，是因为此前做了大量理论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社会矛盾一旦激化，就能抓住机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矛盾激发，也没有机会可抓，正如加速主义就从来没有等来机会。

　二

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需要注意的。

　　2.1所有制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形式，是生产力的社会关系内容，不是想有就有的。分析所有制可能的新形式，要从最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中分析出来，而不是从政治形式中分析出来，不是从马列毛著作中分析出来和寻章摘句出来，更不是从道德愿望中分析出来。

　　马克思一直坚持这一分析方式，但误判了生产力水平，以为当时的生产力具有了发展出新所有制的水平，于是探讨新所有制的政治形式。

　　前一段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后一段是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要继续探讨所有制，首先要坚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直接坚持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只有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当代世界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做细致的研究，才能讨论所有制的新可能及其政治形式。

　　恩格斯晚年曾经反思他与马克思多次误判革命高潮到来的失误，认为他和马克思都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而事实是在恩格斯的晚年，资本主义又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马恩的误判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直是用当时的工厂制生产方式想象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此为基础设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这两点后来在列斯毛那里被集中发展。这个集中发展也成为后来所谓左翼的桎梏和咒语。

　　2.2不能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这是要命的地方，结果就是在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间非此即彼的机械选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越来越社会化的私有产权。这一点马克思也是有相当揭示的，以致因此直接通过否定之否定哲学推论出劳动者社会个人所有制。但马克思生前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从现在来看是极低级和极简单的，自然也无法对更加社会化的私有产权做出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别说对劳动者社会个人所有制有一丁点政治经济学描述。如果不从所有制所有权不分、公有产权私有产权非此即彼的教条中走出来，依然只会落后于现实的自我空想。

　　2.3不能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要命的地方还在于把公有产权直接当作公有制，而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公有产权最直接的形式是权力所有者共有制，无非有大的权力所有者共有制和小的权力所有者共有制，因为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没法改变权力所有者对公有产权进行实际控制。迄今为止的生产力都不具备改变这一状况的条件。私有产权越来越高度的社会化，则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性，需要认真对待。

三

抽象的资产阶级，抽象的无产阶级，抽象的资产阶级与抽象的无产阶级的抽象对立，抽象的世界无产阶级，这些观念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

　　3.1要使用“雇佣劳动阶级”概念，而不是“无产阶级”概念。

　　《资本论》的阶级概念是纯粹分析方法，纯粹的资产阶级、纯粹的雇佣工人、纯粹的土地所在者。现实中的阶级只有在极其尖说的阶级矛盾中才会表现为纯粹阶级，而在多数情形中是混合型的，《资本论》的纯粹分析在这种混合情形中应理解为这些混合型阶级的主要属性和内在属性，而不是具体属性。

　　不能只读《资本论》第一卷，还要读第二卷、第三卷。不生产价值，不等于不生产剩余价值。这可参见第二卷对不生产价值的商业劳动的分析。只要雇佣劳动有无酬部分，就是剩余价值。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还论述货币资本家对职能资本家的剥削。

　　不采用“无产阶级”说法，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使用“无产阶级”描述的状况，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尚无法实现普遍温饱的工厂工人阶级。他们其实大多是刚从农民脱离出来的第一、二代雇佣工人。这种状况根本不符合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雇佣工人。死死抱着这一概念，其实就是死死抱着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有制观念，从而是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产力的反对和拒绝，成为顽固守旧力量，自然也不可能为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者争取新的相应的权利和利益。

　　二是“雇佣劳动阶级”概念更揭示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属性，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阶段，不会因为历史内容的具体变化而变得不适用，反而可以附加不同阶段的历史修饰语，也适用于全部处于被雇佣状态的各种类型的劳动者，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的团结，从而最大化地争取一时难以终结的雇佣结构中的利益，比如工作日缩短，从而自由时间延长，比如增加工资，比如改善劳动条件，比如改善劳动管理，比如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比如增加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比如增加提高发展能力的机会。

　　3.2人民即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只是一种形式自由，它既强于此，即所有人都能行使公民权利，在阶级上则既有资产阶级权利，也有雇佣劳动阶级权利，但也弱于此，即会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程度而带来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所行使的形式自由是不对等的，从而公民权利的实际意义而因此不同。

　　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结构虽然常常需要国家权力加持，但主要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技术构成是基础性一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具体的资产阶级类型是不一样的，其具体的利益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历史的资产阶级类型与雇佣劳动阶级的关系也是不同的。比如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阶级的对抗性远大于原始积累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阶级的对抗性，因为在后一时期雇佣劳动阶级已经确立雇佣劳动阶级权利，从无权利转向有权利，尽管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权利的实际使用的显著的强弱差别。

　　比如工业资产阶级与创新资产阶级也是有显著差别的，随之而来的雇佣劳动阶级也发展出不同的历史形态。19世纪马列所阐述的无产阶级概念，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只适合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条件下原始积累时期第一二代雇佣劳动阶级，而不适用于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的以G7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阶级，需要后来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原理重新研究。

　　3.3主观上反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多得是。主观上反资本主义而客观上维护资本主义的左翼也多得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同样可以都是资本的人格化，两者可以是资本人格化的一体两面。不存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那一刻在主观上不再是资本的人格化这一说。关键是要看其所处于的历史条件。如果并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无论反对资本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都只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因素。维护资本主义的，既可能是维护资本主义里落后守旧的旧势力，也可能是支持资本主义里的新生资本形式。反对资本主义，也既可能维护资本主义里落后守旧的旧势力，也可能是支持资本主义里的新生资本形式。因为他们所主张的主观内容的实质内涵是由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给予。

　　3.4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共产义并非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因为它属于人类自然历史进程范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可提前实现或延迟实现。

　　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则是物质生产劳动阶级为实现与现实生产力相匹配的最大化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其中自由最重要的尺度是工作日长度及工作日以外时间的自由程度，也即工作日不断缩短，而劳动时间以外的时间又确实称得上自由时间。最终目标是劳动时间也成为自由时间的一种形式。

　　从迄今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正反经验看，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实质自由并不是直接掌握国家权力。权力是双刃剑，必须从权力崇拜中摆脱出来。权力必须成为不断被限制的东西。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实质自由，只可能是雇佣劳动时间缩短从而不断延长的自由时间与公民权利、民主权利的结合。三天工作制将来可能是一个巨大拐点，即一周时间里物质生产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已经超过雇佣劳动时间，那时雇佣劳动时间的社会属性就可能转向由自由时间决定，而此前的自由时间的社会属性依然由雇佣劳动时间决定，但随着五天工作制向四天工作制、三天工作制的转变，这种决定会越来越弱，从而发生逆转。在这一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是一个不断量变从而不断累积的过程，其间会不断有小的质变，比如多增加一项权利，比如缩短一天工作时间。

　　为了区分作为经济形态的共产主义和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可以把后者称为雇佣劳动者自由运动，也就是自由时间延长运动。

四

　　局限性包括个人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前者指历史已将某事物呈现出来或同时也被他人揭示出来，却因个人的能力、偏见和视野等而未纳入自己的认知和表述中，以致不能形成更周延、更严格、更科学的知识表述，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及其效果。后者指历史尚未将某事物呈现出来，或者虽已有一定呈现但尚未达到人们可以认知的量，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获得相应的科学认知，都无法形成相应的科学实践。

　　5.1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被马克思称为“他最好的著作”，《贫困的哲学》被马克思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很长时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蒲鲁东是作为一只彻底的死狗存在，他的书都懒得翻一页。

　　180年过去，纵观在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必须承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甚至斯、毛的现实社会主义也是具有工厂工人阶级（可视为特殊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三重性。它们与后来的社会主义相比，根本差别在于后者只有官资社会主义和小资社会主义的二重性。

　　从洛克在理论上确立所有财或财产权的神圣性到蒲鲁东宣布“所有权就是盗窃”，可以说形成理论的一个发展闭环，而马克思是在蒲鲁东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开辟人类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我们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的科学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洗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残留？一个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强劲地成为普遍民众和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观念，尽管不少披上马列毛主义的外衣，这说明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对待这种状况？

　　5.2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缺陷，即残留了普鲁士庸俗国家学说，《共产党宣言》十大对策多数是主张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国家及其权力的地位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实在太高，尽管他假设国家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尽管高调国家最终是要消灭的。问题是暴力革命之后宣布国家所有远比无产阶级掌握国家容易得多，用迄今为止的历史看，两相对照，可以说前者唾手可得，而后者难于上青天。

　　我们不能用一个比结果的实现难无数倍的假设条件去论证结果的可取性和正当性。这在方法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实践中则只能根据结果的真实机制去理解其假设条件的历史意涵。

　　我们不能说如果你有一个亿，赚一百万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么说了，我们就不能说这是对普通劳动者说的，而是对资产者说的。如果说的是：“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国家所有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我们则应认为这不是对无产阶级说的，而是对官僚资产阶级说的，在工业化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还实际控制着国有生产资科，这种官僚阶级便被定义为“官僚资产阶级”。其在历史社会中的实际意涵就是如此，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

　　社会主义，就是要比资本主义还擅于从社会层面解决问题，而把国家权力压缩得小小的，否则无以自由和解放。越是民生的，越不能掌握在国家手中，否则便是人们最大的软肋被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死死拿捏着。这些资源被资本家掌握，人们至少还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斗争，在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还多多少少有点选择权。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关键资源都被国家控制，这便是一个国家是一座大监狱的直接基础。

　　革命胜利后，先锋队不实际控制国家权力，而是依然作为社会力量组织劳动者去掌握国家权力，它便依然是先锋队，否则便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不是由先锋队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其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