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德国经济“困境”可能只是暂时的

　　德国政府发言人12月3日表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将不再前往迪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因为他需要留在国内就2024年财政预算进行谈判。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说，“德国陷入了一场自身造成的奇怪的财政混乱”。今年以来，有关德国经济的坏消息没怎么断过。11月30日，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11月失业率为5.9%，高于前一个月的5.8%；11月24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GDP萎缩0.1%。作为曾经的欧盟经济“头马”，德国如今马力不足了吗？

　　对德国当下的经济，笔者认为，其关键缘由在于德国对其“旧结构”的革新、面对全球“新经济”的转型，以及对其“旧金融”的补足。今年大概率的经济负增长，恰是德国启动革新、转型和补足举措难以避免的“成本”。

　　首先，德国在对“旧结构”进行革新，即对其既有经济模式，包括基于出口的德式贸易结构和基于廉价供应的高耗能型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德国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里的“出口”不仅针对欧盟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也针对欧盟内部的其他经济体。德国经济之所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常能一马当先，除了战略和地缘考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变成德国的市场，是其产业、产品和市场的原始驱动力。

　　对德国而言，对欧盟在贸易上的高度依赖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将欧盟市场内化为德国市场，获取越来越多的低成本上游原材料和半成品，以及越来越广阔的下游市场，尤其随着欧元区的逐步扩员，将有助于进一步大幅降低德国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商业交易成本。德国六七成的进出口交易均在欧盟内完成。在能源供应上也是如此，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德国的能源供应主要依赖俄罗斯，尤其是天然气。由于贸易和能源的对外高依赖度，一旦出现地缘政治危机或能源危机，例如爆发俄乌冲突，或者欧元区普遍居高不下的通胀，德国经济就难逃这二者的负面影响了。

　　其次，面对全球“新经济”，德国在进行转型。面对全球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包括基于绿色环保、低碳减排的绿色经济，以及基于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经济的“数慧经济”，德国启动绿色环保产业和数字智慧产业的转型行动。

　　德国工业体系在战后不仅成功实现了多样化，还保证了其产品总体的高质量，进而建立起著名的德系四大支柱产业——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工制药业以及电子产业。强大的制造业确保了德国在欧盟和世界工业经济界的领先地位，但产业属于重资产型。在世界进入后工业的新经济时期后，与注重资产轻型化的美国产业构架相比，德国重资产型产业转型难、数字化成本过高等固有劣势就暴露无遗了。德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些产业顽疾，并且启动意在中长期的新经济产业转型。

　　只是，重资产型产业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耐心，这也是今年德国的经济成绩不太好看的原因之一。其实，倘若往回追溯就不难发现，2000年至2020年间，德国差不多每隔六七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现象。所以，对德国经济今年可能的负增长，不必过于担忧。

　　最后，德国在对其“旧金融”进行补足，即对其基于银行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运作模式开始尝试补足式金融重构。在所著的英文版金融专著里，笔者将金融运作划分为基于市场的英美国家金融模型、基于银行的欧洲大陆国家金融模型，以及二者兼具的中国大陆金融模型。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市场”指的是融资等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银行”指的则是包括银行、金融公司和财团等金融机构。

　　上述三种金融模型各有优劣，尤其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前者重在市场和利润的驱动力，更注重项目自身的创新和盈利性，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后者则重在政府的主导，要求更多基于审慎性的担保和质押等。此次德国经济成绩不佳，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德国这种典型的欧陆金融模型，但德国金融模型的欧陆特性，在其产业转型之际确实会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和反应迟滞的负面作用。这就是为何笔者多次呼吁，期望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能够效仿中国大陆成功的金融模型。只有如此，才能将英美模型和欧陆模型的弊端加以去除而取二者之优。（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