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大学者：西方数字资本使“血汗工厂”升级为“技术牢笼”

　　从“血汗工厂”到“技术牢笼”：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化

　　陈晓仪 常庆欣

摘要：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发生改变。资本家通过“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模式推动剩余价值生产，强化劳动控制；利用“数字鸿沟”极力占有数字信息与核心技术，增进全球的数字资本积累，加深劳动与资本的两极分化；在“生产-消费”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加强劳动者的情感认同，以标准操作和创新激励开展精细化剥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上述变化恰恰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分化和剥削更为隐蔽深入，而非表面上的互动增进与平等推进。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展开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关系变化的分析，由此焕发技术在生产发展和个体解放上的现实潜能。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正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表征着技术和资本深度融合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探究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过程中将目光转向“数字资本主义”[1],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探究技术进步对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改变。当前，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塑造一种越来越依赖技术革新和数据信息的生产和积累模式，这种模式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尤为突出。技术进步和平台发展促使大量数据信息作为独立生产要素不断涌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同时产生了个体劳动网络化、数字信息商品化、平台资本扩大化等新趋势，深刻地影响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劳动与资本关系互动的场域正从现实的物质工厂向虚拟的网络平台延展，劳动者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认知在“数字精准治理”、“网络信息共享”等意识主张下随之改变。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变”与“不变”,有助于辨明精准治理背后的控制模式和信息共享内蕴的垄断机制，更好了解劳动者个体的生存境况并形成正确的阶级认知。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者沿此方向展开了研究，一是关注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与影响，二是分析平台经济、数字技术等的发展引致的非雇佣剥削、情感剥削等问题，三是在全球化视阈下把握生产方式的变化、数字资本的积累以及阶级关系的变迁等问题。既有研究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但是，由于研究焦点的限制，现有成果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关系变化研究尚存在理论完善的空间。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样态，着重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劳动控制的强化、资本积累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消费”进程的加速中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由此反思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演进的现实影响。

一、“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模式与控制的强化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催生了“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的劳动控制新模式。资本家在数字化工作场所中通过攫取剩余价值而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不变，其所获的剩余价值仍然是来自于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的超过，只是其侧重方式的特点发生了改变。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强制的制度支配，到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隐蔽的技术吸引，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表面上因劳动灵活性的提升而弱化，但实质上是因技术控制力的增强而趋于强化。

　　1.弹性雇佣机制形成资本合理控制劳动的假象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进行过专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别反映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在传统的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家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组织机构变革等提高劳动生产力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由此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在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阶段，资本家不仅关注技术进步和组织机构变革，而且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便捷性和灵活性，通过以“弹性雇佣”为显著特征的制度设计和合作模式来实现劳动与资本的跨时空配对，相应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弹性雇佣，一方面意味着劳动者进入和退出某个网络平台运作系统的低门槛和低成本，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加入某一个或某几个平台以建立雇佣关系；另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安排自身劳动量和劳动时间的灵活性，比如个别网络作者在和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平台达成交稿量、交稿时间和交稿频率等相关协议后，可以相对自由地规划写作进度。一定意义上，“追求弹性工作既是出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也是出于对标准化工作的有意排斥”[2]69。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弹性雇佣的机制似乎是使劳动者对其劳动方式的选择更加多样了，劳动者本身的意愿在更大程度上被尊重了。但实质上，劳动者相对灵活而自由的选择隐藏了一种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形式，这种跨时空进行配对的弹性机制恰好迎合了资本家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家的角度出发，弹性雇佣机制正是运用数字技术的精准匹配功能为其筛选出满足岗位需求但所支付的工资又在“合理”范围内的劳动者，这种所谓的“合理”事实上反映的是在既有条件下对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精准测算。伴随技术和资本的深度融合，资本主义跟随逃离标准化操作的劳动者(尤其是拒绝服从传统福特主义制度的劳动者)“进入相对自治的空间，并沿着利润最大化的定量路线重组了这些空间，从而将劳动者固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3]128-129。此外，弹性的雇佣机制意味着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相对松散的契约和协定，资本家在这种松散关系下能更加容易地淘汰生产效率低下或不满足其需求的劳动者，由此强化了劳动者之间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2.劳逸界限的模糊使日常生活融入剩余价值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绝对剩余价值界定为，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剩余价值”[4]366。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资本家为获得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往往采取的是命令式延长工作日的方式，以一种强硬而鲜明的血汗制度迫使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仍然是深受资本家重视的一大要素，资本家(尤其是平台资本家)往往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实现对劳动者闲暇时间的诱导式利用与工作日的延长，此时资本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相较于以往而言更为隐蔽，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也拓展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并没有规定工作日的界限，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界限模糊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量的考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它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5]平台资本家正是通过持续性地混淆“休闲”和“工作”的界限[6],来充分利用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并使之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进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到更高的形式。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关注到劳动者个体的自由时间问题，并指明在发达国家的诸多机构中已长期存在的24/7的运作方式，即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全天候提供服务的模式。他指出，近年来市场竞争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不间断发展使社会个体的特质和身份被重新塑造，“24/7式的环境披着一层社会世界的外衣，但实际上它是典型的机器世界”[7],人类为了维持这种机器世界持续而高效的运转，往往要付出极大代价。这侧面反映出，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使资本家逐步推进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殖民化。劳动者为资本家提供的无酬劳动时间的量，将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能力的日常价值的高度”[8]832。

　　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正通过社交互动、虚拟游戏等不断刺激劳动者的欲望和需要，不断“诱导”劳动者将日常闲暇时间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再生产的现实运动之中[9]78,并试图提升劳动者“被剥夺”的闲暇时间的使用效率，以增进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强化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

　　3.网络信息的跨平台互联强化资本的数字监控

　　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生产出的商品价值在向价格转换之后，“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由原先局限在单个资本主义企业范围内，进一步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整体”[10]。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互联网高度的连接性，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是局限在某个具体的平台资本之中，而是在多领域交织。同一个数字商品可以在多个平台上进行买卖交换，同一组数据信息可以在多个平台上传播并吸纳更多信息。就互联网中的数字劳动而言，某个自媒体作者的原创视频作品可以被“一次支付，多次使用”[2]34,即由资本家投放到不同的视频网站以获取更多用户关注和反馈数据，从而大大激发数字商品本身的收益潜力。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背后蕴含着“封闭”与“开放”的二元对立。于劳动者而言，各式各样的互联网平台及其功能的拓展促使开放的网络体系向愈益“封闭”的应用程序转变。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移动终端实现网络互动，各大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拓展并关闭数据收集”[11]124,同时使大量劳动者的个人信息被聚拢和被利用。于资本家而言，相对封闭的应用程序为劳动者生产率的分析量化搭建了良好平台，这意味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的丰富和开放。网络信息的多领域互联和数字商品的多平台流通使资本家不仅能充分提取和使用广大用户的网上活动数据，而且有更多的途径搜集和分析劳动者本身的数据信息(如劳动者的电子信誉、责任感、忠诚度等等),由此实现对劳动者日常生产活动的监督，以及对数字商品生产体量和流通方式的控制。数字技术的使用强化了资本家“关于科学管理和相关劳动控制的实践”[3]130,不同平台间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正实现着对劳动者的“封闭”和对资本家的“开放”,进一步引致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内在紧张。

　　总体而言，“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的模式是一种资本家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筛选符合需求的劳动者、推动剩余价值生产，同时以数字监控促进生产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使现实中的劳动主体为了物质生产生活的存续而更加依赖资本，由此难以抗拒技术和资本深度结合所形成的强大控制力。

二、劳动和资本的“数字鸿沟”与积累的深化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4]47,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数据已成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一种能够参与到物质生产生活之中的独立生产要素。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数据信息的大量涌现致使“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现象出现，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和资本家拥有信息量的贫富不均与运用信息能力的高低不等。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数字鸿沟”的拉大，加剧了二者收入的两极分化，使之陷入更加不平等的物质技术条件和阶级关系之中。

　　1.财富积累：平台发展与资本集中的双向强化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收入两极分化的情况——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不断“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43-744。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正是资本单向的集中和集聚造就了垄断，由此助推资本家的财富积累；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发展与资本集中的双向强化促使资本开启弹性积累和强势垄断，且这种垄断正不断从实体生产资料的垄断拓展至数字信息的垄断。占据垄断地位的平台资本主义企业往往将用户数据视为重要的生产资料，通过发展平台、集中占有数据来实现市场份额的瓜分；资本的集中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将平台塑造为更为完备的“数据的提取装置”[11]55。基于此，平台中的劳动者通过内容创造或数据加工服务于资本积累，但劳动力价格(工资)远低于产品价格，利润由资本家获取。

　　目前，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使资本家逐渐掌握了用户数据和市场信息，使得产业资本不得不通过同平台资本的深度融合来创造价值并实现价值，进而相应让渡了一部分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这为数字垄断企业在一国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随着平台资本的发展，数字劳动的主体正逐步扩展，劳动方式也渐趋灵活，不同时空下的用户都有机会建立个人主页、进行自我雇佣并获得一定的收入，成为数字信息产业价值链中的一员。但是，这种个体化的自助劳动模式在现实实践中不得不面对诸如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巨头公司的挑战，其在后续的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难”[2]408。为获取现阶段的超额剩余价值，数字垄断企业致力于吸纳分散在网络和现实场域中的有益信息和创造性要素，由此巩固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数据的私人占有实质上反映为对劳动者智能以及核心技术的极力争取。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已经看到劳动者智能在生产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从而通过模糊工作和闲暇、生产和消费、动荡与稳定等界限引导劳动者从事永久性的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内容制作等活动，不断实现着对劳动者智能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由此推动资本家的财富积累。

　　2.贫困积累：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军的“信息贫困”

　　马克思曾对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和工人阶级的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由此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具体而言，社会财富的体量及其增长规模越大，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及其劳动生产力便随之增大，这也意味着劳动的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壮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4]742,他们的贫困同遭受的劳动折磨形成正比。资本的膨胀在导致产业后备军扩大的同时对现役劳动者造成威胁，从而在整体上加剧劳动者的贫困积累。这种资本积累的机制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有所体现，只是劳动者的贫困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军的“信息贫困”,即劳动者群体所占有的信息量的匮乏及其信息运用能力的薄弱。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12]的理论依然适用，数字资本的增加意味着数字劳动者的数量及其生产力的愈益提升，也意味着劳动者贫困积累的加剧。一方面，当前的“产业后备军”已经从以往机器大工业中以妇女、儿童占多数的低薪劳动群体转化为互联网领域中具有数字信息生产能力的个体，亦即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无酬网络用户。此类用户往往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为平台中的资本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化内容，甚至是贡献了专业的技术操作。这使资本家在近乎零成本的情况下吸纳了更多数字信息，坐拥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相反地，这些用户在对外输出数据信息的同时难以对内输入更多的信息量和信息运用能力，加剧了产业后备军的“信息贫困”。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动者投身于互联网相关行业之中而成为软件工程师、网络作者、游戏玩工等，这些劳动力“现役军”不但在一定的契约关系下让渡了个人的隐私信息和产品使用权；而且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更直接地面临着“劳动力过剩”危机，工作效率、流量变现能力等成为衡量劳动者是否被淘汰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累积伴随着劳动重压的累积，使劳动现役军的生存境况更加恶劣。

　　无论是劳动的后备军还是现役军，他们在数字资本的运作过程中正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着数字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而非数字技术的真正拥有者和获益者。在数字信息商品化的过程中，资本家不断攫取劳动者的智能以进行财富积累，这种积累的增长进一步压缩了劳动者可能获得的信息体量和技术运用能力，引致劳动者“信息贫困”的积累，甚至是带来“信息贫困”和物质贫困的双重困境。

　　3.全球扩张：劳动与资本的鸿沟加大与对抗激化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由福特主义式的大规模生产向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方式转变”[2]40-41,这种模式主要围绕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数字信息技术、标准化生产等展开。在灵活积累模式的作用下，“数字鸿沟”的产生往往会被资本家归结为劳动者个体知识和技能的不足，由此遮蔽了包括主体、地域等差异在内的结构性鸿沟。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鸿沟”已经不单纯出现在不同的阶级主体之间，而且在地域上表现为全球范围的技术扩张和资本扩张。首先，不少领先的数字企业极力“将劳动过程最大限度地分解为可以辨识的任务，并对每一个所完成的工作支付最少的报酬”[13],以数字化分工推动全球范围内平台用工的任务化和生产操作的标准化。其次，在推进资本积累的数字化扩张的过程中，跨国的数字垄断企业特别关注欠发达国家中的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例如，当前不少英美的数字企业已进驻印度的软件市场，开展劳务外包和技术外包的业务。具有较高知识教育水平的印度软件工人主要进行着“低阶编码，针对出口市场的软件设计与测试”[14]的低薪劳动，这使领先的数字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中持续获利。此外，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数字监控的加强和法律管制的滞后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扩张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有利条件。由于劳动者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的施行往往迟滞于数据搜集和劳动控制技术的更新和运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也存在时间差异，因此，跨国的数字垄断企业恰好能借助“存在于法律和技术之间的这种时空分离”[15],聚拢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有价值的数据信息，进而构建出数字化浪潮下新型资本积累和扩张模式，进一步深化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地位。

　　“数字鸿沟”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与资本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体现，也促使劳动者(尤其是大量数字劳动者)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资本积累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排斥性将伴随资本外部剥削能力的增长而增长，资本积累的数字化扩张致使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走向紧张对抗。

三、“生产-消费”进程的加速与剥削的精细化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算法推荐、虚拟现实等技术正不断实现对消费者需要的精准引导和对商品生产有计划的调节，各式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进一步缩短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费”过程和商品流通时间，由此加速了再生产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实行劳动控制的对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拓展，他们往往借“消费”之力弱化劳动与资本冲突的在场感以及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监督和控制，形成精细化的剥削体系。

　　1.“产消者”的出现与资本再生产的加速

　　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正不断模糊，这使不少理论者将数字劳动的主体界定为生产性的消费者或资本主义“工人-消费者(Worker-consumer)”[9]159,由此提出“产消者”(Prosumer)和“产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等概念。近年来，关于“产消者”的讨论呈现新发展。部分理论者持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互联网平台中进行内容产消活动的用户是被剥削的，因为他们的劳动并没有被支付，这种剥削无酬劳动的过程被视为“资本和劳动之间互相建构和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16]。批判理论者认为，产消活动意味着剥削拓展到了工作场所之外，进而涵盖了整个社会[17]。不仅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融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而且劳动者在现实中的偏好、欲望、个人发展性和享受性的活动等都被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8]691生产和消费虽然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并列的可独立进行考察的范畴，但二者是具有同一性的。马克思关于“生产直接是消费”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对资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考察，这里的“消费”主要表现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进行的生产性消费以及劳动者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个人性消费；而“消费直接是生产”的观点，主要基于对个体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关注，这里的“生产”突出表现为对现实产品的新需要的生产。由此可知，“产消者”是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劳动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出的新样态，凸显了劳动者的现实需要、个人情感和创造力等“主体性”要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进程的推动作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可能实现角色融合。劳动主体在互联网平台上投放的个人经历或内容既是一种数据信息的生产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对互联网平台本身的服务甚至是对其附属商品的消费。此外，商品交换渠道的不断拓展，以及数字商品复制成本的降低，客观上造就了“潜在用户不经市场交换就占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可能”[18]。这进一步缩减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个别环节甚至是整体进程。劳动和资本要素加速流动，资本再生产的效率随之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产消活动时依然有效，大量“产消者”的出现催生了资本剥削的新形式，甚至为“不同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出新拜物教的能力和潜力”[17]。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操纵的确定性正试图推进产消合一，进而遮蔽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对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由此加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这一加速和整合的过程中，资本剥削的程度加深且阻力削弱，劳动者不仅面临其自身和物质生产资料的分离，而且正逐步失去个体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2.资本日常渗透与劳动者情感认同的增强

　　随着技术和资本的深度融合，资本家不仅仅关注物质生产资料的丰富性，更关注情感和道德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当前，包括情感计算、定位追踪、产消调节等在内的劳动量化新形式，促使资本家从劳动者的日常经历与日常关系中不断实现个体智能的商品化，同时使情感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本家强加给劳动者的“道德”义务。

　　首先，数字化环境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的组织动员和管理监督提供便利，由此增强劳动者的情感投入和劳动自主性。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暴露在资本和技术共同建构的数据网络之中，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和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改变了劳动者的异化体验。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体会到的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43-744,是一种被外在于自身的力量强制支配的折磨感，表现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压迫。在虚拟网络空间的弹性机制下，劳动者的体验不同于机器大工业下迫于生计而形成的折磨感，而是出现劳动自主性的提升。多样的网络平台和相对改善的劳动环境使劳动者在时间、地点和工作方式等的选择上更加灵活；工作和休闲之间界限的模糊可能带来告别“束缚”的释放感，促使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将自身的劳动确证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将休闲活动和娱乐活动融入对“生产-消费”过程的考量之中，由此发展出“玩劳动”、“玩工”等概念，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动者对现实境况的不满或反抗。劳动者的情感和精神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被动员起来，进一步走向劳逸界限消失后的剥削无限。

　　其次，数据的使用和权力关系的介入，使资本家有条件对劳动者宣扬和展望一种协作共享的网络环境，侧面激发个体意识的生产性和创造力。在数字化环境中，尽管弹性的劳动机制强化了劳动自主性，但不少劳动者仍持续承受着同行业人员的竞争和失业危机感，资本和技术的支配并未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字资本企业往往通过发展平台和技术来传输一种“扁平化的网络思维”[2]309,营造出一种受技术合理配置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愿景，由此带动劳动者在情感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协作。资本家运用情感劳动和意识文化的渗透，为劳动者呈现出一个和谐自由的“技术乌托邦”,并直接地把资本的统治力量嵌入看似客观的合理性之中，促进了对劳动者智能和创造力的“变现”。

　　3.资本剥削的精细化与劳动者的再技能化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正不断推行一种“数字泰勒主义”[20]的模式以实现对劳动者的精细剥削。“数字泰勒主义”反映出传统的泰勒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样态，其更加突出数字信息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测算和精准分析，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在此制度模式下走向进一步的分散状态。尤其是在数字产业之中，数字资本或平台资本正通过碎片化的任务切断劳动者与网络终端知识工作的联系[19],由此影响劳动者技能与劳动过程的社会融合。

　　资本剥削的精细化迫使劳动者实现再技能化。在资本再生产不断加速的过程中，既有的生产工艺和组织管理方式也经历着更新迭代，这势必要求劳动者不断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工作环境，不仅要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而且需要对自身的技能进行改造和提升。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更加注重劳动者在执行碎片化任务的过程中的技能学习，以具体环节操作的标准化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大型的数字企业为巩固自身地位，更加强调劳动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旨在抢占核心技术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平台用工的任务化加剧了劳动者技能的分化，并且这种分化只为极少数劳动者提供了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机会，却无法促进整个社会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若不改善自身技能，则有可能沦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用阶级”[21]而被抛向失业大军之中。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进程中，马克思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批判，通过揭示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证明社会依赖于一种剥削体系来“祛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性”[22]。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劳动的新样态及其主体生存境况的分析对于探究剥削议题而言可谓举足轻重。劳动者被迫的再技能化以及资本对劳动者智能的私有化恰恰是印证了资本剥削正以一种更为隐蔽、精细的方式作用于劳动者的个体生命之中。随着异化体验的改善和剥削实质的深化之间的交织发展，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并有可能产生“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物质基础的重要条件。

结语

　　总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蕴含着“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尽管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方式，但资本家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的并未发生改变。只是，在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作用下，传统机器大工业时期累积着无知、贫困、粗野的“血汗工厂”正逐步演化为数字化浪潮下更为隐蔽和严密的“技术牢笼”,新的劳动群体(如数字劳工、游戏玩工等)和新的资本样态(如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劳动和资本关系研究的技术维度。

　　随着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劳动者处于受资本家控制加强、与资本家鸿沟加大、被剥削程度加深的境地之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表面上体现为交流互动的增进和平等关系的推进，但其内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和显现。首先，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从强制命令转向灵活隐蔽，资本家正通过以“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为显著特征的方式开创劳动控制的新模式，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趋于强化；其次，劳动者和资本家拥有信息量的贫富不均与运用信息能力的高低不等，推动了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和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并且这种两极分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劳动与资本的鸿沟逐步深化；最后，“产消者”的出现使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资本家得以借助平台互联和信息互通加速日常生活渗透，推进劳动者的情感认同和技能提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走向精细化。上述变化整体反映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正使智能机器在减轻劳动的同时成为“折磨人的手段”,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对抗性本质不变，但其表现形式和对抗程度正在发生改变。

　　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支持。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4]493劳动与资本矛盾对抗的新发展与新变化，并不指向单纯否定或拒绝技术进步的悲观论，也不指向加速技术进步能根本消解现实矛盾的乐观论，而是要求更多的理论者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来探索控制与依赖、积累与扩张、奴役与剥削等议题背后私有制的经济根源，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走向对不合理制度的变革和对既有形式、关系的积极扬弃，由此焕发技术在劳动与资本关系上的解放潜能，增益社会发展与个体解放。

　　（陈晓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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