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推动、响应、督导：新中国初期《人民日报》的舆论反腐
【摘要】通过报纸动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方略的重要内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着对党的高度信任和负责精神，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大胆利用舆论，实施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人民日报》响应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号召和战略部署，开设“读者来信”栏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好人好事，揭露坏人坏事，大胆揭露违法乱纪的案件，指导全国党报开展反腐舆论监督，为当代中国舆论反腐提供了一个样本，可供当代反腐倡廉建设借鉴，以期推进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学界已形成了加强舆论监督反腐的共识，但有关“具体运用报刊舆论反腐”的实操性研究尚未深入。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运动给予了很多关注，相关论著林林总总，但从新闻与传播专业角度研究舆论反腐的成果并不多见。相当多从事反腐研究的学者缺乏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背景，没有专门研究媒体舆论监督反腐的具体做法和功效，同时，相当多新闻与传播研究者不熟悉反腐倡廉专业的研究，或者认为反腐话题太敏感，而回避或较少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倡廉的研究。有的观点就认为，如果强调报刊舆论反腐，就有以报刊舆论绑架反腐倡廉舆情而干扰依法反腐之嫌。刻意淡化报刊舆论反腐容易给人一种感觉，即报刊舆论要尽可能少地介入反腐工作。基于此，本文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舆论反腐的实践，力图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推动舆论反腐的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舆论反腐提供一个样本，可供当代反腐倡廉建设借鉴，以期推进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一、推动：党和政府重视舆论反腐
《人民日报》介入反腐运动的动力来自党和政府的推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能够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信仰、革命热情，克己奉公、鞠躬尽瘁地为人民工作。然而，因为物质环境和工作环境发生变化，由乡村进入城市，由长期艰苦奋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转入按部就班的正常工作状态；由风餐露宿、钻山沟住窑洞到住楼房；由“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到薪金制，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改善了的物质条件可能成为消磨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尤其是领导干部，入驻机关大楼，站在第一线指挥的时间少了，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发指示、听汇报、看材料多了，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少了，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和拖拉萎靡作风。与工作环境相关联的，是人际关系发生变化。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容易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干群关系密切，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但执政以后，一些领导干部难以做到密切接触群众，喜欢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不上来，党和政府的决议也不能够及时贯彻下去。作为执政党，领导干部要与方方面面的人士打交道，不仅有基本群众、党的朋友，而且要与不同性质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如果放松警惕，将难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走向腐败的泥潭。
此时，能否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否跳出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里提到的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成为共产党需要解决的历史性难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在解放战争时期，党采取支持和保护民族资本的政策，但对解放城市中的报刊进行登记、对报馆实行没收的办法，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宣传网。报刊具有向人们传播信息、灌输思想的功能，是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找到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群众有效监督权力”的平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战胜被腐蚀的危险，锻造一个伟大的党，使之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然需要借助报刊的反腐舆论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报纸上发表对消极腐化现象的批评意见，让领导干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党中央和毛泽东深谙报刊的舆论威力，决定大胆让人民群众利用报刊开展反腐斗争，遏制腐败在党内存在、蔓延。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仅半年后及时发表的一个文件，号召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和刊物上公开、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4月21日，政务院批准了中央新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到，“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中央布置有关部门编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的参考文件》，摘录了革命导师、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论述，讲清楚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1951年6月7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提出：“对报纸刊物所载人民群众的批评或意见，各有关机关或工作人员须认真研究处理，并应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复或检讨。”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利用报纸开展反腐舆论监督的工作。
党和政府认识到报纸刊物具有反腐的独特优势。1954年7月17日，党中央做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提出要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揭发和克服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各级党委要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的武器，因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在这之前的5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在讨论这一决议时，解释了报纸具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的独特功能：“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比如党的会议、党内刊物、党报、信件、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人民监察委员会等，然而报纸是最尖锐的武器，因为它同其他东西不同，它有两个特点：其一，射程最远。穷乡避壤，电报不通，但是报纸上一登，那个地方就知道了。其二，受教育的人最多。报纸上发表一个批评，不但全党、而且全体人民都受到了教育，它的影响特别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报纸上发表群众来信成为揭露腐败、提出批评建议的有力、便捷的平台。
报刊能够成为揭露腐败与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建议的平台，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有关，与他们愿意接受人民监督的态度有关。1952年1月23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的李先念专门给省委秘书长何定华并省府办公厅及省委、省府的批示中，要求重视人民来信，肯定了“人民来信是反映情况的一个好办法”，明确了“我们下面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严重的”，批评了“我们有些领导机关也有官僚主义，不重视人民来信，认为是麻烦，甚至还有人存在‘百姓告官犹如杀父’的错误思想”，要求“省委或省政府召集有关机关开一次会议，彻底打通思想，并规定办事细则，务必做到件件有落案，件件处理透彻，对敷衍塞责者以党纪与法纪制裁”。1952年2月1日，《人民日报》批评了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随后，江西省委省政府立即召集了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府民政厅、人事厅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员，几次认真研究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及相关方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和态度进行了自我检讨，一致认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正确的，表示诚恳接受批评。省委和省政府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作进一步的全盘检讨。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和方志纯的《关于官僚主义的检讨》。
党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愿望是真诚的，希望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对党负责、热爱党的感情也是真诚的，愿意向党和政府讲心里话。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当家作主人，热情参与到党号召的反腐运动中来。人民群众参加反腐运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向有关部门和报刊杂志投寄读者来信，揭露腐败现象。陆定一于1954年5月8日，曾说：“《人民日报》最近每天就接到300多封信。但是每天报纸上发表的就没有那么多，对不发表的这些信件，报社要同各有关方面研究，送给党委作参考。”
总之，当新中国成立初期腐败现象滋长开来时，党和政府通过充分发挥报纸和新闻媒体批评和监督的功能，充分发动群众，让民众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鼓励群众揭露和批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当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在全社会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
二、响应之一：设置“读者来信”栏目
党报设置的“读者来信”栏目，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渠道，是人民群众表达反腐意志和愿望，提出反腐建议，展示反腐智慧的平台。群众借用报刊一角，可以交流反腐认识，揭露腐败现象，让上级知晓基层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实际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运动中，党利用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有效引领人民群众的反腐热情。胡乔木专门致信《人民日报》负责人，指导如何办好“读者来信”栏目，“‘读者来信’(包括专页中的来信)应当过一个时候就综合一些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封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据统计，1950年4月《人民日报》共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增加一倍，而5月则增加到2487件。1952年2月16日至20日的5天里，收到读者来信1357封，20日一天收到588封。其中是几十人、几百人的联名信。《人民日报》专门辟出“读者来信”栏目，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挑选刊发以配合反腐运动。效法《人民日报》，许多地方党报如《长江日报》《云南日报》《河北日报》《大众日报》等改变了副刊的编辑方针，辟专栏或整个副刊改为《读者来信》，专门刊登批评建议、群众呼声、被批评者检讨等。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运动，使腐败分子成为众矢之的，腐败分子在民众张结起的天罗地网中无处藏身。
第一，在“三反”运动之初，“读者来信”专栏刊登的稿件，起到了直接批评开展反腐运动迟缓的地方政府、督促其迅速行动的作用。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组读者来信，其中有读者来信说，湖南衡阳专区机关还没有展开“三反”运动，主要由于专区一级领导没有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干部思想混乱；还反映“伪造单据、盗窃国家财富”“搞投机生意，违反国家法令”“任意挥霍，铺张浪费也很严重”等腐败情况，信实名举报，数据详细。《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讲到：“从读者揭发的材料来看，衡阳专区一级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所以没有搞起来，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的手面不干净。有关机关应该立即检查处理。”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中共山西祁县县委办公室的原斌、中共山西祁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武景信联名写的读者来信，对县委书记、县长直呼其名，反映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手上不干净阻碍运动开展、包庇贪污的情况，要求有关领导方面立即检查纠正。
第二，“读者来信”专栏成为人民群众提出反腐方法建议的平台。1951年12月24日和12月28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作品“利令智昏”“秘密的偷窃和公开的破坏”，生动刻画出奸商们用“糖衣炮弹”进攻我党干部的罪行，极其鲜明地揭露出贪污和浪费对于国家财产的危害。这种利用生动的文艺形式反腐的做法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赏。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朱岑风的读者来信，建议说：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多创作以“三反”运动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以配合“三反”运动，“我觉得华君武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幅漫画，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范例”。他希望文艺工作者都能针对群众在这一运动中的各种思想情况，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加以揭露、批判或者表扬，使运动开展得更深入。该意见得到《人民日报》肯定，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积极拿起文艺的武器投身反腐运动。
第三，“读者来信”专栏成为广大读者表达反腐运动体会和感受、表达对腐败现象愤怒之情的窗口。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人民日报》披露了非法资本家猖狂进攻的许多事件，引起读者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认识到奸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攻人民民主政权的本质，表达了对奸商行为的愤慨。有读者来信说：“违法资本家是一群人面兽心的东西。”资本家“不只从经济上向我们进攻，而且在政治上也向我们展开了进攻”。1952年2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奸商王康年大肆行贿并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药品供应志愿军的不法行径，激起了全市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当天和第二天收到读者来信24封，信上签名的人数达181人（另有三个团体）。到2月9日午后，又收到39封来信。这些信件一致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给人民公审。有读者号召，每一个正当的工商业者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坚决斗争。高级知识分子通过报刊表达了对不法资本家的深恶痛绝。1952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清华大学教授华罗庚先生的文章，严厉斥责伤天害理的奸商。
第四，“读者来信”专栏揭露和批评腐败现象，提供了查处腐败现象的线索。翻身做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有强烈的责任心，向媒体反映本单位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渎职行为，不善于经营、不学习业务，致使国家资财遭受巨大损失。1952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揭露中国土产公司苏州支公司领导干部渎职浪费的错误。2月16日发表的读者来信，揭露陕西省南郑市屠宰业的王某等人集体行贿，勾引干部，违法漏税，对抗“三反”运动。2月19日发表署名周维明的读者来信《江西省遂川县人民银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有关部门应彻底检查该行工作》，详细揭露了该银行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为招待在开封市举行的总行视察团总结大会的人员，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了国家资财2亿5千多万元。此事被《河南日报》揭发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注意，仅两天时间就收到各界人民的50多封来信，对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这一浪费事件提出了尖锐批评。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日报》总编室就此事的来信，希望有关方面迅速处理。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将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招待总行视察团的浪费事件，作为大肆铺张浪费的典型材料，要求严厉查处。
第五，“读者来信”专栏成为澄清事实的平台。1952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署名田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堕入资产阶级泥坑》读者来信，其中说：罗惠春“把‘礼物’一直送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处。”此事涉及到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经过调查，发现读者来信中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贺诚于1月30日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澄清事实。2月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发表贺诚的来信，指出罗惠春是在回避贺诚并且在贺诚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东北军区卫生部以给贺诚“送”汽车为名领了钱财。贺诚同时表示为“疏于检查”而担责。
第六，“读者来信”专栏成为倾听人民群众反腐政策意见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制定了许多涉及反腐倡廉的文件。1952年2月29日，政务院第126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3月12日发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许多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信，拥护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读者来信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和响应：“机关生产容易被资产阶级钻空子。经营机关生产的干部，很容易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因此，政务院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是完全适时的。”天津市塘沽区的一读者来信说：“我们热烈地拥护这一决定，并希望从事机关生产的同志们，以实际行动来拥护这个决定。”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鼓舞了各地人民的“打虎”斗志。河北省高阳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的读者来信说：“学习了这两个文件后，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一步。许多贪污分子的顾虑也解除了。”内蒙古的读者来信说：“这两个文件，体现了政府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这说明，读者来信有助于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实现了党和政府的意见与民意民情的良性互动。
第七，《人民日报》设置了配合“读者来信”栏目的“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栏目，成为被揭露出问题的单位作检讨和改正错误的平台。继1952年1月17日发表批评张家口机务段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读者来信后，《人民日报》于3月2日又发表了张家口机务段领导干部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检讨中说：“对我段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内容完全确实。我们已向职工代表会作了检讨，吸收了职工代表的意见。”“我们感谢读者对我们的帮助。”4月18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关于山东师范学院“三反”工作意见的读者来信，随后，《人民日报》于5月6日发表山东师范学院对该读者来信的答复，承认在“三反”工作存在很多缺点，表示接受批评，在今后“三反”“五反”运动的建设阶段，领导同志将重新补课，作进一步的检查。3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南宫县人民政府对读者来信的反应，表示接受读者来信的批评，改造让下属单位强迫请客的习惯。
三、响应之二：高级领导干部接受舆论监督的习惯与自觉
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中国共产党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更凸显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用好手中权力的紧迫性。走向执政舞台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对掌权后的腐化作风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有的老干部老领导革命经验丰富，但容易摆老资格、摆老领导架子，以功臣自居、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轻视组织纪律、轻视政府法律。如果不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如果不加强教育和自我教育，党员干部就有腐化变质的危险。利用报刊开展自我批评与自我检讨，是清除党内政治“尘埃”和政治“有害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群关系良好，群众对党抱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真诚希望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不用担心因为领导干部在报纸上公开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丧失威信，领导干部也不会因为人民群众利用报纸指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打击群众。像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政务院部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接受群众监督，整个社会似乎形成了习惯、习以为常。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群众，并不会因为报纸上出现了领导的检讨而大惊小怪。干部检讨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高级干部自觉、真诚地检讨，为下属树立榜样，消除下级顾虑，取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欢迎和拥护。1952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司法部长史良、司法部副部长李木庵、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桢等领导干部，深刻检讨工作中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史良是著名民主人士，本来没有必要严格按照共产党党员的标准公开检讨，但她认为自己领导的司法部门存在旧司法思想的余毒，有必要带头检讨工作缺点。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铁道部长滕代远在“三反”动员大会上亲自带头自我检讨，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更加赢得群众尊敬。
二是本单位出现了违纪违法的腐败行为，部门领导负领导责任，必须作检讨。武汉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兼秘书长易吉光，敌我不分、滥用职权、挥霍公款、压制批评，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专门于1951年12月25日发出电报，指出：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市长吴德峰同志“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党报上发表了关于“易吉光事件”的一些消息，其中提到张平化、吴德峰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在“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中犯了错误的吴德峰被党内撤职处分、张平化作了深刻检讨的消息。2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吴德峰“诚恳接受处分，并作了自我批评，决心改正错误”。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吴德峰被撤职的消息。1952年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江西遂川县委大部成员蜕化变质受到党纪处分的消息。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新组建的中共遂川县委的检讨《接受遂川事件的沉痛教训》。作为中共遂川县委的领导部门，中共江西吉安地委会也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遂川事件的检讨》。
三是本人犯了工作上的错误而作检讨。1952年1月29日，就纺织部所属的新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发生的基建责任事故，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等3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检讨：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不强，政治上麻木不仁以及工作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的一个沉痛的教训”。他们主动请求党中央“给以应有的处分”。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欧阳山的《我的检讨》，检讨自己领导华南文联的工作上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诚心诚意接受党和群众给他的教育。3月6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甘肃日报社社长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阮民的《我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犯了右倾错误的检讨》。
新中国反腐历史上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中，河北省省委省政府的负责领导在《人民日报》上数次作检讨。1952年1月，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一个多月之前，人民群众对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不满，投书《人民日报》质问：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人民来信发挥了作用。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1月5日和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了题为《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的检讨。《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这个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同志来做，因林铁同志患病休养，故由副书记马国瑞同志代做。”
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爱人弓彤轩，是中共保定市委会委员、宣传部长，在“刘张事件”中犯了错误。在河北省党代表会议上，她初步认识到自己犯有严重错误，向省委写了书面检讨，要求党给以必要处分，在《河北日报》作了检讨，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弓彤轩的检讨《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其检讨不能说不深刻，但并没有获得群众谅解。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的李春和谷雨两同志投书《人民日报》，认为弓彤轩的检讨不彻底、不真诚，建议重新作检讨。李谷两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弓彤轩“没有老老实实地向党向人民坦白、批判自己的错误”“弓彤轩应立即醒悟，彻底向党和人民承认错误”。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李春和谷雨两同志的来信《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并加了编者按，要求弓彤轩应该迅速认真地坦白和批评自己的一切错误。弓彤轩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有几大看点：第一，弓彤轩同志和李春谷雨两同志都是在保定市委工作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关干部，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舆论监督在熟人之间不讲情面；第二，李春谷雨两同志批评涉及到比自己官大好几级的省委书记、革命前辈林铁，直指很早参加革命工作的担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弓彤轩，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舆论监督在上级面前不讲情面；第三，李春谷雨两同志的来信一针见血、不依不饶，直指问题要害，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舆论监督在原则面前不讲情面；第四，《人民日报》不隐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的错误，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舆论监督揭露干部队伍里的缺点错误坦荡公开，不讲情面。
四、响应之三：报纸大胆揭露坏人坏事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反复告诫：“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反复强调：“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不可使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这样讲，存在着一个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出身小农的革命者容易骄傲自满、自我陶醉。毛泽东这个提醒非常及时。全国革命胜利前后，干部队伍里的小农意识暴露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在生活上贪图享乐、嫌肥挑瘦，在工作中拈轻怕重。革命战争年代几百人住山沟、住小山村，不觉得挤，一到城里，反倒嫌房子小、不够住。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了锻造一个伟大的党，必须克服地方基层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化危险和业已出现的腐化现象，党和政府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报刊上大胆地揭露坏人坏事。
1950年5月26日《河北日报》在头版的位置报道了“米巨臣事件”。米巨臣是河北原安新县七区梁庄人，1949年被划为富农。1950年1月，当地干部违反土改法令，强行抽走米巨臣的部分财产并扣押5天。米巨臣不服、不断上告，但有关部门相互推委。《人民日报》就此事件发表社论，为案件得到妥善处理创造了条件。《人民日报》还刊登对这一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长和七区区长的处分决定。1950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总结华北各地报纸认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将米巨臣事件当作贯彻政策改进干部作风的典型事例。
消除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现象，必须清理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报刊媒体披露了非法资本家猖狂进攻新政权的许多事件，如《东北日报》发表爱芝等的《抚顺市的奸商图》、常常的《盗窃国家资财的鞍山“八大家”私营铁工业》、常工的《向钢铁工业进攻的大盗窃犯黄子和》，《沈阳日报》发表牛玉然的《“皮包公司”的盗窃内幕》，《新疆日报》发表霍然的《不法奸商是怎样勾结市税务局留用人员偷漏国税的》、辛波的《迪化市资产阶级非法咋骗国家银行资金的罪行》，等等，揭露了非法商人的罪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林里的揭露重庆资本家“星四聚餐会”的文章：1952年2月29日发表了《从“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来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3月3日发表《垄断和并吞——再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3月28日发表《“星四聚餐会”对成渝铁路工程的破坏——三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4月18日发表《借“公私合营”之名行“合公营私”之实——四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揭露了重庆资本家以聚餐会名义相互勾结，拉拢腐蚀党和人民政府干部，非法牟利等罪恶行为。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党中央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起因是195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列举了山东分局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很快，党的机关报就做出反应。1953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社论，全国性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对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毛泽东指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扩大影响，教育干部群众，“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953年3月15日，就在“新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连着做出两个关于在报纸上公开报道典型事例的批语，一个是写给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的批语：“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还说：“各地的不好的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榷处理。”第二个是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两个负责人的批语：“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
1953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要求各地重视人民来信、抓紧处理人民来信并形成制度。《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的人民揭发官僚主义的来信。在“新三反”运动中，《人民日报》通过刊载人民来信，2月6日批评辽宁省原安东县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3月15日批评山西渭南专署专员张俊贤等压制批评、陷害干部的行为，3月17日揭露了不少地方强迫命令引起的严重后果，5月10日批评江苏南通人民政府对人民来信不负责任的态度，6月2日批评山东烟台市市委、法院、公安局对人民来信互相推诿的现象。
“新三反”运动期间，《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比如1953年1月18日报道了“曹春生事件”：湖南安化县五区年仅22岁的村干部曹春生强迫群众捕蝗，因个别群众有意见，曹春生即于1952年7月召开群众大会，命人将提意见的村民王宏开、王振家当场活活打死，并宣布死者家属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继山东《大众日报》于1953年1月20日公布了“苍山拔棉事件”后，《人民日报》于4月9日、4月19日多次提到这一事件：山东省农业厅在没有试点的情况下，盲目要求全省引进棉种。山东苍山县为了完成任务，在1952年棉花结桃即将丰收之际，强迫群众拔棉490多亩，造成巨大损失。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公开了“黄逸峰事件”：华东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因该校学生向《人民日报》写信如实反映学校的混乱情况，即召开大会斗争该学生，后又逼其退学，并追查批斗其他教职工。3月1日报道了“王书坤事件”：山东济宁县赵五堂乡副乡长兼村农委会主任王书坤为非作歹，鱼肉乡里。山东省滕县地委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存在严重官僚主义，错捕他人。1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来信所揭发的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华北局正严肃处理王振海事件。许多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的事件，经《人民日报》过问，引起政府的重视而得到妥善处理。
五、督导：履行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
非常可贵的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开辟了“报纸述评”专栏，对“三反”“五反”“新三反”运动期间全国各地主要报纸的舆论监督活动进行了督促、指导，对做得好的给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提出批评，指出舆论宣传的重点和方向，提出改进工作的方法。《人民日报》担负起指导各级党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责任，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地方报纸的地方保护主义。1952年2月5日《人民日报》的“报纸述评”《各地报纸应该集中火力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对五大行政区的党报（上海《解放日报》、汉口《长江日报》、西安《群众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沈阳《东北日报》）及《天津日报》配合反腐运动开展的成绩加以评述。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文，对各地报纸向漠视人民意见的地方干部队伍里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现象展开批评和斗争的情况进行了评述。4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正确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宣传》。这样做，起到了履行党中央机关报督导全国报纸的职责。
一是点名表扬舆论监督工作做得好的报纸。“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在1952年1月上半月五大行政区的党报和《天津日报》先后报道了各大行政区、省、市党政机关及各地国家企业机关发动“三反”运动的消息。1月中旬以后，各报又开始报道各大城市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的情况。2月5日的《人民日报》的“报纸述评”，表扬了《天津日报》在15日和16日连续发表的两篇社论，表扬了重庆《新华日报》在第一版设有“人人都来检举贪污分子”专栏，并有时在第一版重要地位发表读者信件，揭发某些负责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上海的《解放日报》也得到《人民日报》的表扬。《解放日报》“通过王灿文贪污案件和第一仓库物资霉烂事件，连续组织读者讨论，先后登载有关文章达四十多篇。这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败思想和作风”。
1953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表扬了批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工作开展得“好”的有《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海南报》《浙江日报》等报；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较好”的，有《群众日报》《黑龙江日报》《辽西日报》等。这些报纸分别揭露了一些典型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并结合这些典型事例初步发动群众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报纸工作述评”，表扬《河北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等“揭发了一些典型事件”“初步发动群众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批评”。《人民日报》表扬了《解放日报》连续报道揭露官僚主义的事件：在1952年12月15日报道了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在报上对官僚主义的提出批评遭报复的事件后，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某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1953年1月19日又揭发了一位干部压制批评的事件，还配发了社论。紧接着，该报为动员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大力展开批评，又发表了该报召开通讯员大会的消息，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在这期间，该报还发表了很多读者来信来稿，对压制批评的思想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二是点名批评并指导舆论监督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报纸。1952年2月5日的“报纸述评”，指出有的报刊工作在反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宣传的火力还不够猛烈，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腐败堕落的一面及其侵蚀作用，揭发批判还不够，打击还很不彻底。《人民日报》指出：在过去这一个月中，虽然多数报纸已经揭露过一两个大的贪污案件，“然而大多是零星的，不是有系统地有重点地从揭露大贪污案件中生动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攻，暴露大贪污犯和不法资本家的深重罪恶，并以此反复地去教育人民群众”。
除了对整个报纸工作的提出总体的批评外，还对具体报纸的具体问题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人民日报》1952年2月5日的“报纸述评”，批评了《解放日报》在1月15日号召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运动的社论中，对于当地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对于他们对待运动的不老实的态度根本没有进行正面批驳。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报道中，小事多、大事少，某些已经发现的大贪污案件尚无正式报道。这些做法对地方报纸的批评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人民日报》还批评《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发表后也没有主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因而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安徽日报》在开展批评方面是被动应付，“虚晃一枪”，再没下文。《人民日报》的“报纸述评”指责《河北日报》比《安徽日报》还要软弱，对《河北日报》编辑部在王振海案件上的暧昧态度，给以严肃批评：《人民日报》对王振海案件已揭露10日有余，“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这“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953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点名批评了《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等20多家地方报纸，批评他们“宣传的目标还不够明确”“缺乏政治胆量”“表现出急躁情绪”，《海南日报》“毫无边际地摆出了许多老帐和琐事”。《江西日报》“不敢正面批评”，《青岛日报》发表的稿件，“基本内容上就不符事实”。被点名批评的还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等地方报纸。《河北日报》和《安徽日报》迅速做出反应，很快在《人民日报》上承认了当地的官僚主义批评不力、缩手缩脚的错误，决心整改。
三是给出工作的进一步指导性意见。《人民日报》1952年2月5日的“报纸述评”提出：“各地报纸要更加发挥指导作用，更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在今后的宣传中，首先，必须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的高涨，集中力量来揭发那些大的贪污案件，揭露那些大贪污犯的严重罪行。”《人民日报》1953年2月1日的“报纸述评”指出：“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人民日报》1953年4月12日的“报纸工作述评”指导地方报纸工作，“首先，必须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的高涨，集中力量来揭发那些大的贪污案件，揭露那些大贪污犯的严重罪行”，“其次，还必须不断地痛斥不法资本家所散布的各种谬论”，“再次，各报还应注意根据各地运动的发展，向群众宣传解释政策。不仅要一般地说明我们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的政策，而且要着重用实例来宣传解释政策，用人民政府对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的各种不同的处置，来教育广大群众，同时向贪污分子和不法工商业者指明出路。必须及时地有力地宣传解释我们对某些罪大恶极、拒不坦白的贪污犯和奸商坚决采取逮捕法办的严厉措施；同时，宣传解释我们对于某些虽然犯有严重罪行而肯彻底坦白的贪污犯和奸商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最后，各地报纸要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宣传中，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报纸编辑部必须在十分珍视群众批评积极性的基础上，对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加以正确的领导。这就是要善于进行调查研究，选择典型，以加强批评对推动实际斗争和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作用。”“各地报纸应该对前一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报道进行一次检查，使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经常地、正确地坚持下去。”
受到《人民日报》批评的报纸，一般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和指导。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批评了《河北日报》，《河北日报》于2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我们决心举起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武器》，诚恳地承认“‘报纸工作述评’”给了我们很大教育”，自己“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工作上，过去是做得不够好的”。王振海事件“已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了，而我们当地的报纸不转登又不表示态度是不对的”。195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的《向压制通讯员批评的野蛮行为开火》的报纸工作述评，批评了《黑龙江日报》在处理一位农民通讯员刘守本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件中的拖拉作风。《黑龙江日报》在4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检讨自己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官僚主义，认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完全正确、十分中肯的，承认编辑部的官僚主义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人民日报》于1953年8月8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几封批评信件的遭遇》，对《河南日报》在处理某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河南日报》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做出回应，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表示一定接受教训，检查错误。
六、功效评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日报》舆论反腐，体现了新政权建立之初的新气象，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和谐亲密关系，有效参与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明。
《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运动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功效。在反腐运动的发动阶段起到了大造声势的作用。“三反”运动的初期，干部群众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清，参与检举揭发的热情不高。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三反”运动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一样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人民日报》迅速做出相应反应。此阶段，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报党刊集中力量，大篇幅报道“三反”运动进行情况，为“三反”运动营造舆论声势。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西北局、东北局以及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道，12月16日报道北京市机关举行“三反”运动大会；17日报道天津举行动员大会；18日报道中央贸易部举行运动动员大会。直到年底，《人民日报》依然拿出大量的篇幅报道“三反”动员大会的情况，有力推动了反腐运动的开展。12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揭发天津地委刘青山等巨大贪污案，会议清算了入城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影响》三篇报道。这些有分量的报道展现了党和政府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心，具有强烈的导向性，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推动了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在反腐运动进入高潮阶段，《人民日报》起到纠偏作用，注意将反腐运动引向深入。1952年1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消息，《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各地就“三反”运动的建议，检举、揭发坏人坏事。1月4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指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随着运动高潮的到来，群众热情高涨，甚至“斗争”的手段渐渐升级，有些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反腐运动中也出现了经济消退、耽误生产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逼供信”和人身伤害的问题等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从舆论上进行引导，加以纠正。1952年2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以防发生混乱现象。2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等，希望把运动纳入正常的轨道。195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经济部门应该加强业务工作》，号召经济部门立即加强和改进各部门的业务工作，争取全国经济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此时，《人民日报》的反腐舆论实际已成为整个运动的风向标，指引着运动的方向，并对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实行调控，使整个运动在基本适度的范围内向纵深发展。
《人民日报》重视舆论反腐，鼓舞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增强群众反腐败的信心。“三反”运动初期，群众对腐败危害性的认识不是很到位，对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认识不足，参与反腐败的热情不足。党中央利用报刊杂志，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把党中央反腐败坚定的决心，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出去，确保群众对腐败现象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1951年11月至1952年6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新闻媒体和各级各地党的机关报对“三反”运动进行了相应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成了当时舆论宣传的主题，《人民日报》发表了相关的社论十多篇，报纸纷纷开辟专栏报道运动的进展、经验。开设了“读者来信”栏目，为群众参加运动提供反映问题的渠道。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众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反而使群众对党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认同感空前加强，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信心。
《人民日报》的舆论监督给违法乱纪者以强烈的思想压力。腐败行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贪污受贿、循私枉法、以权谋私，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必然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个体意识总是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人们日常的言论不知不觉以多数人的说法以正式出版的权威的报纸为参照物。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日报》造就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对贪污腐败分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许多违法乱纪者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选择了坦白从宽的道路。《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些违法乱纪者在强大的压力下坦白自己罪行和错误、获得心理解脱的过程。天津市公安局十一分局科员徐惠梁的例子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徐惠梁原来是留用人员，新中国成立前他学会了一套贿上、欺下、勒索人民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根除掉这些坏老毛病，他在《人民日报》上交代说，是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选择了坦白的道路。
《人民日报》舆论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就会对反腐运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由于运动的政策界线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被《人民日报》调动起反腐积极性的“打虎队员”参与检举、揭发违法乱纪的斗争，其中不少“打虎队员”经验不足，对嫌疑人的自我辩解和拒不坦白、狡辩抵赖不能进行正确区分，愤怒的“打虎队员”往往失去耐性而违反政策。同时，有些坏分子和别有用心者利用群众的积极性，煽动群众，试图把水搅浑，以便转移视线、蒙混过关。许多单位出现了“逼供信”，有些单位使用“肉刑”，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人蒙冤自杀的现象。有些地方“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很多地方发生了‘逼供信’的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诱供现象还比较严重”。党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对此进行了纠正。“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逼〉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制定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人民日报》鼓励人民群众踊跃检举揭发，甚至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检举揭发的竞赛，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震慑，但也产生了一些错案冤案。上海是我国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是民族资本家集中的城市，也是“五反”斗争中中央直接重点关注的城市。毛泽东派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五反”工作。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总体上肯定了上海“五反”“反而不乱”的基本格局，但也提到他去之前的上海“五反”火力极为猛烈，“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反”“五反”“新三反”等反腐运动，尽管有少许遗憾之处，但的确是彪炳新中国史册的成功反腐之举。党坚定开展反腐运动，态度鲜明、雷厉风行，高度重视通过舆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号召人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报刊成为反腐舆论监督的利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各地的报纸参与舆论反腐工作，尤其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并指导全国党报开展反腐舆论监督，功不可没，不仅在新中国新闻传播历史上，而且在新中国反腐倡廉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王传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