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道远：警惕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然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惯于在经济竞争中操弄意识形态霸权，塑造全球舆论和公共意见，政治化乃至于污名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正当经贸行为，以助力西方跨国企业攫取超额利润、实现跨国剥削，维护西方对全球的经济统治。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误导全球公共舆论和政治价值观走向歧途，不利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对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的全局性、隐蔽性、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惕，运用综合手段进行有效反制，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关键词]国际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经济贸易全球化是造福于全人类的历史大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历来是其最大获益者。然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固守经济问题政治化、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利用占优势的政治权力、文化权力、舆论权力干预国际经济竞争，以期通过意识形态博弈、文化心理战阻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崛起，从而继续获得和维持跨国超额利润。从中美贸易摩擦到“华为事件”，再到“新冠疫苗事件”“新疆棉花事件”等，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操弄意识形态霸权的行径一再上演，为世界人民认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真面目提供了丰富而又鲜活的现实案例和反面教材。要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高度分析研判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现实影响与发展趋势，切实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一、国际经济竞争中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霸权作为西方“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世界统治权力的关键支柱。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世界政治中日益活跃，成为一种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弥散性权力”，兼具西方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新时期西方政治渗透新变化的显著特点。这种权力越来越频繁而又深刻地介入国际经济竞争中，扮演了影响甚至左右国际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的角色。
1.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根基，发挥其维护西方霸权体系和西方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功能
冷战以来，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文化霸权尖锐对立，意识形态冲突与国家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国际纷争的主线。苏东剧变之后，西方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以观念打败观念”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伴随着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西方迅速占领了原苏联东欧集团的势力范围，并不遗余力地进行民主输出和制度输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世界范围内强势扩张。“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1](P80)作为一种政治“软实力”，西方意识形态的“霸道”自然有其“硬实力”基础。正因为西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为意识形态权力的构成和“膨胀”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条件和底气，才使得西方民主人权宣传和“普世价值”神话获得广泛市场和受众青睐。同时，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权力在文化传播、思想建构、价值主导、制度输出上的优势，有效弥补了经济、军事权力在某些领域运用受限的短板，亦成为维系西方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军事行动遭到国际道义的强烈谴责，推动“颜色革命”和制度输出的实践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国家接连破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层次、体系性矛盾不断暴露，再加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失策失利和社会矛盾激化，预示着西方霸权的系统性危机和国际权势结构的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经过对维系霸权体系的资源投入和战略成本细致考量发现，不能单纯依赖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等“显性”做法和赤裸手段，需要更加积极运用意识形态软权力遮蔽真实意图，采取灵活、柔性、管用的“隐性”战略手段，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立体渗透的方式方法，塑造西方主宰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从打击和削弱战略竞争对手的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入手，从根本上维护其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2. 以助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为主要目标，开展舆论造势和文化塑造
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以上，[2](P12)正在实现整体性崛起。这种发展趋势，将通过各国产业发展分化、国际分工布局变化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逐渐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宰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面貌，对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然而，西方跨国企业不能容忍国际产业布局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后的跨国超额利润的丧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甘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终结。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资本“不是单纯地为我们效劳，而是为了大大地捞一把”，“靠独霸世界市场来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3](P193)因此，某些西方国家以霸权主义思维和“零和博弈”视角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不愿意看到垄断利润的“流失”和政治经济制度与其相异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突飞猛进。他们一方面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风险转嫁、税收竞争等经济措施阻碍国际竞争对手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配合以政治、舆论和文化手段，形成全球经济竞争的“立体攻势”，[4](P3)重点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竞争对手所重点扶植的5G、新能源光伏、基因工程等战略新兴产业。在近代数百年的全球扩张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主义传统，近些年则借助更为先进的现代传播手段，将西方的理念、价值和文化渗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维系全球经济统治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同时，相比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意识形态权力对比变化一般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滞”，文化惯性和思维定势则往往能够持续较长历史时期，这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操弄文化霸权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通过意识形态霸权发挥的价值观建构作用，促使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认同西方制定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照搬西方输出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仰慕西方塑造的品牌文化，规避各种对西方利益不利的经济行为和影响，致使“非西方”世界始终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利益链的低端，最终“自觉”成为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体。总之，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以文化帝国主义政策配合经济帝国主义行为，意在通过柔性手段打击和消灭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潜在对手，以继续实现和维持跨国剥削和垄断利润。
3. 以话语霸权、媒体霸权、网络霸权为功能支点和传播载体，实施全球密集渗透
西方话语霸权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内核”，经过数百年的建构，西方的观念、思想、制度内嵌于一整套社会科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中，其话语体系、概念体系、价值体系深深影响了全球公众，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感染力和价值观渗透力。自由民主理论、“普世价值”学说再加上以学术创新为名炮制的各种学说和以“客观公正”著称的反映各国政治民主、人权状况、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数”，共同释放了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系性辐射和立体性影响。[5]通过对民主状况、人权状况进行所谓“科学”排名，进而对战略竞争对手开展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含有民主或人权的政策目标。[6]同时，掌握了全球性、受众面广的电视、广播电台等传媒机构是西方的传统优势，世界传媒市场中90%以上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7]按照西方政治理论，媒体是监督政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公器”，然而，私有化下的媒体机构却无时无刻不按照自身的牟利逻辑和行为规律运转，即传媒根据政府和利益集团的要求“定制”生产新闻等产品，政府和利益集团则通过资源输送“反哺”传媒，形成了政府、利益集团和传媒机构之间的行为默契和“共谋”。在“新疆棉花事件”上以BBC、CNN等为代表的西方传媒为政府和利益集团马首是瞻，不遗余力设置议题、制造舆论，开动宣传机器为西方跨国公司利益张目。在网络时代，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借助网络信息化优势突破主权国家物理边界，在虚拟空间继续上演政治宣传、价值塑造、商业传播“三位一体”的把戏，将网络霸权运用得淋漓尽致。西方网站论坛、微博、微视等网络空间配合传统媒介，采用动漫、短视频等形式提高网络覆盖面和粘连度，其中充斥着妖魔化华为公司、中国新冠肺炎疫苗和新疆棉花的论调，引导网民形成先入为主的消极印象，借机网络营销西方产品，实现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双丰收”。
4. 以政治污名化、歪曲历史、罗织罪名和安全威慑等为主要手段，配合经济渗透和商业操作
在近期国际经济贸易中，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凸显，政治问题成为影响乃至主导商业竞争结果的重要选项，尤其是操弄人权和民主议题，是某些西方势力实施经济制裁屡试不爽的招数。在此过程中，西方政府和媒体通常戴着有色眼镜对情况进行先入为主的判断，或是一味夸大、吸引眼球，或是片面解读、不惜歪曲事实；相反，对于对西方不利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则往往“选择性失明”。某些西方国家枉顾中国新疆棉花已经大范围机械化采摘和新疆籍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人身自由从未受到任何限制的事实，经过大肆舆论炒作，强行将新疆棉花贴上“强制劳动”“侵犯人权”的政治标签，进而联合西方多家企业以维护人权的借口堂而皇之地“抵制”和“禁用”，相反，却对美国这个“棉花帝国”曾经强迫黑人在南方种植园劳动的血腥历史闭口不谈。同样，为了打击伊朗的石油工业并迫使伊朗当局低头，美国以伊朗国内民主问题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理由，对其进行长达数年的经济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禁运石油加工设备和原材料。经历美国数年制裁之后，伊朗国有石油公司运营艰难，出口下降幅度极大，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伊朗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这却使美国为首西方控股的石油巨头占据了更多国际市场份额，攫取了巨额利润，实现了美国排除异己、操控石油美元的初衷。此外，为了打压华为公司和中国的5G全球业务，美国提出了从盗窃商业机密到违反对伊朗制裁法令等20余项指控，无理要求加拿大长期拘押华为公司相关负责人。极为讽刺的是，美国对待西方阵营内部的竞争者也丝毫没有心慈手软。《美国陷阱》一书深刻描述了以商业贿赂为名，美国检察机构利用“长臂管辖”拘禁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负责人，进而达到起诉、拆分和强制收购该公司、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8](P2)事实证明，只要谁动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奶酪，在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上对其构成威胁，西方掌握的暴力机器和统治机器便会快速启动“应激反应”并实施“歪曲事实—罗织罪名—舆论造势—司法审判”的完整操作流程，直至将竞争对手的商业形象完全破坏、商业竞争力大大削弱，暴露了赤裸裸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强盗托拉斯”的本质。
5. 以影响全球消费者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为路径，融合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于无形之中
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活日用品、电子娱乐产品等商业宣传的“具象化渗透”不断释放和塑造这样的信息：作为西方价值观的“商品呈现”，西方商品中蕴含了民主、人权、自由等人类美好的价值追求；相反，某些“非西方”国家制造的商品与“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等历史过往和现实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其商品“有问题”，所以商品生产背后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也有问题”。因此，按照他们的宣传口径，西方商品不仅占据着“品质的高地”，还占据着“价值和道义的高地”，钟爱西方商品不仅意味着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本身，还象征着商品消费者对美好价值观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商业与政治融合渗透的目标在于使得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大受众形成消费的价值偏好和路径依赖，进而产生强烈的心理投射效应。[9]事实证明，结合商业宣传的价值塑造工程的弥散化、渗透性和感染力极为惊人，这个结论已经被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和多国“颜色革命”之中崇拜西方商品的青年受众的政治行为实践一再验证。尽管存在偏好西方商品和品牌却“反美”“反西方”的个别现象，但是总体来看，西方商品文化和西方政治价值在青年受众思维中存在张力和冲突的案例并不多见，而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0](P280)从商品崇拜、企业崇拜、品牌崇拜，进而升级到价值崇拜、文化崇拜和制度崇拜，最终，实现从品牌忠诚到制度忠诚的“内在转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过程和心理过程。类似的，通过歪曲甚至抹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商业行为，“符号化”“标签化”“脸谱化”其商品和品牌，引导消费群体对其自动作出负面评价，沿着“商品—企业—国家—制度”的逻辑层次一步步演化为消极心理暗示，也是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期望达到的重要结果。这一结果，对于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被西方视为另类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尤为巨大，会导致商业竞争和制度竞争的被动局面。因此，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看似经济行为中夹杂着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实则意在通过更为隐蔽和整体的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对经济发展和制度较量结果进行“重新洗牌”。
二、国际经济竞争中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现实危害
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不仅仅影响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其风险溢出效应牵连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诸多重要领域，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对其现实影响和发展趋势加以认真分析研判。
1. 威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作为西方经济、军事霸权的延伸，日益频繁深度地介入国际经济竞争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变量”和“外力”。它破坏国际经济贸易公平规则，跨出国家正常经济行为的“边界”，利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做文章，设置所谓的“民主指标”“人权指标”“廉洁指标”等各种非对称“门槛”，采用政治化、妖魔化、污名化等手段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造势，将国际竞争对手置于政治被动、舆论被动、商业被动的境地。这类行径将直接损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形象、产业形象和国家形象，迫使其在国际“围剿”的形势下变换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产生巨大的企业发展成本和产业内耗，影响支柱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壮大，甚至大大削弱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能源光伏、现代农业等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产业基础、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博弈能力，进而使其追求进口替代和振兴民族经济的努力半途“夭折”。在此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平衡将受到干扰，外汇储备削减和国际债务增加难以避免，国际金融风险和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进一步上升。一旦时机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跨国资本将紧随政治渗透、文化渗透一并进入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各种手段“肢解”竞争对手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经济主权，延续和扩大其跨国剥削和超额利润。如果任凭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继续操弄意识形态霸权，将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从经济上、技术上“卡脖子”到政治上、文化上“卡脖子”的厄运，愈发在国际分工中掉入陷阱、在国际贸易中受到盘剥，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鸿沟和竞争力“鸿沟”，难以摆脱在经济上对西方的“依附角色”“边缘地位”。
2. 构建符合西方利益的全球商业文化观和政治价值观
从根本上说，国际贸易行为产生于各国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国际分工，具有合作、共赢、互利等基本特点，与国际政治行为亦存在明显的“边界”，并不能简单将国家之间的经贸行为和关系等同于政治行为和关系。但是，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却能够巧妙地将商业行为和政治行为“两张皮”完美结合起来。一方面，它不断操作政治议题、意识形态手段影响国际经济贸易的结果，为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服务；另一方面，又擅长“隐身”于商业行为和经济交往中，进行自我复制、自我传播、自我扩张，将“经济”活动所承载和内嵌的“政治”基因精准“植入”全球目标对象肌体和头脑。尤其对于后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给予高度关注和警惕。因为，其绝不仅仅关系到某些时期国际经济竞争的具体结果，而是关乎整个西方价值观的全球统治的根本性、长远性问题。在这个领域，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将“宏大叙事”与“具体细节”结合起来，将“历史旧账”与“现实问题”勾连起来，将“商业行为”与“制度优劣”评价捆绑起来，将政治理念与商业宣传融合起来，不露痕迹、化于无形，暴露出对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政治心理战的处处心机与深谋远虑。这种局面在近期国际政治实践中相当突出，亦将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成为常态。可以预见，“裹挟”着政治议题的国际经济竞争或将较为频繁地出现，除了打击竞争对手之外，其目的在于对全球公众进行“规训”和“洗脑”，即反复灌输这样的价值判断：只有符合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商业行为才是“好的”，才能够得到西方“青睐”，而这种“青睐”无疑象征着“文明、进步和美好”；与其相背离的行为和制度则代表着“落后、保守和邪恶”，将不被西方世界和国际主流所“认可”。这种意识形态攻势是后冷战时期西方价值观渗透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新延续、新发展，而其构建符合西方利益的全球商业文化观和政治价值观的巨大能量被历史和现实一再验证，并在继续加速扩能发展。
3. 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重大消极影响
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11]该行径是冷战思维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延续和嬗变，其本质是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看作其利益竞争者、对立者，逆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而动，为了维护西方霸权利益和西方全球统治不惜扯下一贯主张的国际经贸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外衣”，采用意识形态手段进行舆论“围剿”和政治“压服”，阻碍产业竞争对手的发展壮大。事实上，“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12]冷战思维及其实践在国际关系上树立了极为恶劣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企业文化等均要“低人一等”，因此，它们只能以西方国家产业配套的角色存在，任何与西方国家形成产业竞争关系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将受到联合绞杀和严厉制裁；同时，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考虑，西方国家可以肆意践踏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以西方价值观为衡量标准和评判依据，运用“非经贸”手段解决正常的国际经贸问题。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权势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是国际行为体力量此消彼长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历史必然，也是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价值必然。然而，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强权国家却回避事实、违背规律，在主观上以道德优势、价值优越自居，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扮演卫道士角色，实则自私自利、包藏祸心；在客观上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窒息”、经济滑坡、发展停滞，最终会继续拉大全球贫富差距、激起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仇恨并引发“起火的世界”，给解决全球和平发展问题带来更大变数、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三、解构国际经济竞争中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路径选择
针对国际经济竞争中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新动向新特点，要大力创新斗争思维和方式方法，采取综合手段有力回应，将思想舆论引导、话语体系建构、国际联合斗争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等有机结合起来，逐渐变应对被动为战略主动，切实维护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1. 深刻揭露国际经济竞争中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实质
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立体渗透，除了经济、军事实力支撑之外，其本身的弥散性、隐蔽性、迷惑性特点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要下大力气去除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身上的各种“包裹”和“外衣”，将其“资本与权力合谋”的关键密码[13]解读出来，将其以思想控制和文化殖民配合经济殖民的本质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在国际传播方面，要从历史的维度揭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创伤和恶果，从现实的维度分析后冷战时代霸权主义的新动向新表现新特点，从发展趋势的维度评价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贡献及其光明前景，尤其是要讲深讲实讲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进一步争取主动的国际舆论局面。在国内宣传方面，要揭露西方操控媒体开展舆论战污名化中国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政治制度的真实意图，揭穿西方打着“人权牌”“民主牌”进行施压背后的“动机硬伤”“史实硬伤”“数据硬伤”和“理论硬伤”，揭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一步形成强大的国内思想共识。在青年人思想教育方面，要通过历史回顾把党带领人民开展经济建设和民族产业振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努力和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通过比较的方法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优势和产业劣势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对近年来祖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腾飞的深切感受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把对祖国的品牌信心、产业信心、制度信心、文化信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进一步通过极富现实性、针对性、批判性的形势任务教育启发青年人、培养青年人。总之，既要高度警惕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带来的威胁，也要把这种现实挑战当作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制度自信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难得契机和鲜活案例，在全党全社会真正破除价值观“迷雾”，实现思想“去魅”。
2. 加大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政治话语权构建的力度
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14](P46)正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话语体系的“弱小”和东西方国际话语权的失衡，才使得西方意识形态能够处处占得先机、咄咄逼人，导致了“非西方”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失声失语、动辄得咎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长远谋划、精心布局、根本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掌握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主导权。针对国际传播中政治话语“贫困”和概念供给不足的问题，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5]大力构建能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取得的经济成功、政治发展、社会进步进行有效解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大力构建能够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历史生成、现实表征、衰落趋势进行有力批判和预判的认识体系、概念体系、知识体系；大力构建能够对世界多极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度解读的理论范式、分析范式、对话范式。尽管“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短期难以彻底改变，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样本基础上的话语构建，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折射出的“中国之治”“西方之乱”图景，将有助于加速解构和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同时，要在话语塑造中进一步拓展生成空间、运用场景和附着载体，将话语权构建与经济贸易、商业宣传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善于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创造生动话语，善于在网络营销、品牌塑造、形象建设中使用特色话语，着力增强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性，持续扩大话语的覆盖面、增加受众的接受度，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优势、道义优势、人心优势不断转化为话语优势和舆论优势，逐渐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一言堂”和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范畴的自私定义和独家垄断，有效解决“失语”和“挨骂”的问题。
3.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更加自觉的联合斗争
终结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力量不会从其内部自动生成，只能从其外部成长起来。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式微和消解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时间长短和加速频率均取决于西方世界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以更加坚定的历史信心和历史决心破除“西方中心论”，通过自觉的国际联合斗争争取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首先，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世界和平发展和服务全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己任，开展更加密切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联合。习近平指出，“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12]在摆脱贫困、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威胁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上，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和以邻为壑的行径。其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维护国际经贸中的共同利益，切实尊重和保护彼此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建立国际舆论斗争中的联合阵线，发出一致声音，表明坚决态度，旗帜鲜明反对经济问题政治化、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和国家形象污名化，有力回应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攻势、舆论攻势、网络攻势，共同树立为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积极斗争的良好国际形象。再次，要保持长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破西方国家技术垄断的战略定力，统筹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6]持续将资源要素投入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线，逐步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鸿沟、产业鸿沟“填平”，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贸中的话语权、议价权、裁量权，不断削减西方发达国家的超额利润和跨国剥削，最终通过科技超越、经济超越、实力超越消解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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