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时代未变，主题在变——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系列

　　胡杨，沙漠中唯一乔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中华民族就是人类世界的胡杨，屹立东方数千年，在世界历史上刻录下无数丰功伟绩。近代以来，故步自封，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中国进入一个任人欺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不断革命，终将中国带入一个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千年历史，百年变局，演绎国家发展与安全系列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与安全道路揭示：发展愈发靠竞争，安全主要靠斗争，即经济发展愈发依靠（特色社会主义塑造的）市场引导企业竞争，国家安全主要依靠（马列主义武装的）党领导人民斗争。国家安全哲学的核心是矛盾斗争。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时代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标轴，时代性是国家安全哲学的鲜明特征。

　　一、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

　　国家，对于这个概念，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与欧洲文化西方文明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西方文明处于强势，拥有压倒性话语权，如此，国家的内涵、本质特征也就由西方来确定，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欧洲体系到雅尔塔协定确立的国际秩序，主权国家基本上是依照西方认定的标准来塑造。然而，各个民族国家在共性之外都有自己的个性，在依照国际（西方确立）标准与国际（西方主导）秩序治理自己国家的同时，总会或多或少地趋向本国利益损害最小化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实际中成效如何，当然跟国家实力、势力与意志的大小强弱紧密相关。但是，一国的实力、势力与意志是变动的，国家安全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安全威胁。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的一座丰碑，在中西方文明交汇中孕育，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在中国革命中锻造，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检验，在人民伟大斗争中被反复证明为系统性真理，是重要的立党立国思想。国家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当然离不开绕不过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在2021年初夏一次盛大而庄重的国家安全思想研讨中，有多个学者很肯定地指出，毛泽东没有提出“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国家安全学正在强劲地成为显学，因此这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澄清、具体明确的问题。实际上，在毛泽东讲话与著述中，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提到“国家安全”，而且不同时期对中国安全维护和塑造提出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46年6月22日发表的《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这段话揭示几个方面的意义：国家安全密切联系着内政，联系着一国内部和平、团结、稳定和发展，但是与外部因素紧密相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美国霸权强权紧密相关，旧中国这一外部因素十分突出。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操控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实际成为美国独占殖民地。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党政军最高统帅，毛泽东一直心系国家安全，他多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这样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毛泽东传》（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6页。]这是毛泽东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对国家领导体制提出的重要建议。“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国家权力集中有好处也有坏处，毛泽东认知到其中存在的风险。认识感知风险，是维护塑造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只有准确地认知风险，才能有效地防控风险与承担风险。对于中国来说，政治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领导人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今天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这个重要论断是有渊源的，几代领导人一脉相承。

　　国家机构中设国家主席，这同党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以及当时正在酝酿的党内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社会主义革命渐趋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毛泽东便不止一次地认真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中央领导分出一线、二线。“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一线二线的划分旨在分散风险，包括分散决策与执行风险，也是为了更好地防控风险与承担风险，国家安全思想由此更进一步。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个统筹在实际工作中有个过程与过渡，就是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9页。]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应当夯实一下，如装沙袋，敦一敦，可以装得更多；如建房子，要夯实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当然，毛泽东理解的国家安全远远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安全，而是广泛地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等方方面面的安全。“三把尖刀”说，就反映出这一体系性安全思想。当美国悍然干涉朝鲜半岛统一，出兵帮助南朝鲜打内战，并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的时候，毛泽东高瞻远瞩，“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保家卫国，就是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于关乎中国利害的每一把尖刀，毛泽东都有相应的国家安全表述。对于头上的尖刀，他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36页。]；对于腰上的尖刀，他说“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36页。]。“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在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对于脚上的尖刀，他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坚定反对美帝国主义，拔出插在中国身上的三把尖刀，从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初合计二十多年间，是毛泽东国家安全的重要实践。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内含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宝藏，需要以谦逊而细致的态度逐步发掘提炼。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笔者认为，这个言简意赅的概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关于国家安全的核心要义。

　　二、国家安全具有时代性

　　时代是历史的片段，时代性是大历史的折射。管子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形势》。]预见基于古往，落脚今来，有大历史观的人才能有大预见。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只有清楚从哪里来，才能知晓到哪里去，才能具有预见性，故了解历史，以史为鉴，非常重要。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时代性是国家安全的首要的鲜明特性。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习惯于、也擅长于在历史长河中把握事物及其发展规律。鸦片战争后的旧中国是一个黑暗时代。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前赴后继地找出路、求光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权，努力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理想很丰满、很蛊惑，现实很骨感、很残酷，中国迎来的是由对外怯战变成军阀混战、一袋土豆变成一盘散沙的混乱时代。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和李达一起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新时代》月刊。毛泽东在为《新时代》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写道：“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1923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这样写道：“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他在文章末尾呼吁：“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毛泽东集》《北京政变与商人》（一九二三·七·一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collect/01-012.htm。]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命就是革除积弊，翻天覆地，实现新生，中国人用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用几千万的牺牲换来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新时代，迎来了“花果山时代”[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美西方排斥。1971年10月，新中国的不懈斗争得到世界多国的积极帮助，联合国接纳新中国，联合国秘书长致电中国外交部，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大。毛泽东高兴地戏称，中国游荡在联合国之外为“花果山时代”，中国代表团联大发言《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就是孙悟空告美国这个玉皇大帝的状。]。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辞：“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迎来国际新格局、发展新时代的奠基礼。其中，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往往也会有时代局限性。超越时代，是谓“左”；落后时代，即为右。出左偏右，过犹不及，都不好，因此要戒“左”戒右。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毛泽东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页。]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4页。]戒“左”戒右的告诫，既要避免在工作中出现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又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当然，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人还要敢为人先，当时代的弄潮儿。

　　开启伟大斗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全新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建设。鉴此，在革命建设过程中，党的道路探索出现“左”和右的曲折是正常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国内矛盾恶化，风险交织叠加，使得党和国家面临复杂而艰巨挑战。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2页。]半个世纪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斗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斗争”的继承与发展。

　　三、游牧、农耕、工业与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

　　使用石器的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有集体安全问题，但是国家尚未形成，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国家安全。现代社会还有部落（联盟），有联合酋长，有相对独立的主权，其集体安全则会成为国家安全。人类在家庭、私有制基础上孕育出阶级与国家。社会学家认为，国家形成后，经历了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而每一个时代的国家安全都有自己的特点，值得我们去深入细致思考研究。

　　游牧时代：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应邀参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安排的宴会。毛泽东和于右任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于对毛刚发表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而毛对于的《越调·天净沙》夸奖有加。这两首词除了美妙的意境、深邃的内容和磅礴的气势外，都涉及一个“风流人物”或“大王”[于右任曾在成吉思汗陵墓前赋词一首《越调·天净沙》，内云：“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辟并成就了草原帝国的辉煌，将游牧时代与游牧文明推向了巅峰。一般认为，人猿揖别，率先进入狩猎游牧时代。游牧，游动放牧，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牛羊铺天盖地，徜徉蓝天绿地，生活幕天席地。正常风调雨顺、草长莺飞、羊肥牛壮的年景，与周边地区一般相安无事，甚至还有商旅往来频繁的边贸繁荣。但是，一旦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历史表明这种遭遇具有一定周期性——如旱灾、雪灾、蝗灾，生产生活生计即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时候，就会对周边地区实施侵犯掠夺，假以某种政治雄心壮志，就是一种征服。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军事行动的作战方式上高度统一，如蒙古大军拥有烈马、弯刀、牛肉干三大法宝，在冷兵器时代，在短兵相接的时代，在肌肉体力充分展示的时代，这种高度统一使得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在竞争战争上经常占据优势。

　　历史上，匈奴、回鹘、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诸多游牧民族，都曾如洪水泛滥、周期性地南下中原，用侵略掠夺方式，从外族外界获取生存发展资料。但是，只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像配备核动力一样开疆拓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成就一个无比庞大的草原帝国。蒙古人的铁骑弯刀杀遍欧亚大陆，他们喜欢“风吹草低见牛羊”，差一点就把所有的农田都变成牧区草场。由此，西方视蒙古乃至东方为“黄祸”；再后，将东方人或直接将中国人视为“黄祸”。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曾命令画家绘制著名的《黄祸图》，“黄祸论”随即在欧洲传播开来。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谈到：“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55页。]今天中国刚刚有了初步发展，美西方便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可见草原帝国引致的“黄祸论”阴魂不散。只是等到科技发展、生产力进步、智力而不是体力当先之后，定居民族取得竞争优势，周期性被游牧民族袭扰的状况才告结束。

　　由于主要依靠自然力生息繁衍，游牧时代生产力总体落后（一公顷草场能放牧的牛羊与一公顷耕地所收获的小麦，其养活的人口难以比拟），游牧民族人口一般相对较少，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人与人关系是比较松散的，凝聚力较差，文化水平较低，精细化管理不足。蒙古帝国无度扩张，地域辽阔，但是不久便四分五裂，出现多个大小汗国，汗国之间相互争斗以及汗国庙堂宫闱内讧不断，大帝国盛极半时便走向衰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结束非常干脆利落，由大都全面撤出迁到上都，便一次结清了所有账目，不拖泥带水。

　　农耕时代：中国很早就进入农耕时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由此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国后人所拥有的历史自豪感，多半则是祖先在农耕时代创下的农业文明。有文献研究说，宋代江南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由此而导致的经济社会繁荣将人类农业文明推向极致。但是，正是那个赵宋王朝，经济繁荣，贯朽粮陈，拥有世界上最大都市，市容齐整洁净，上下水道错落有致，市民享有比较周到的社会保障。然而，朝廷重文轻武，皇帝不问也不懂国事，舞文弄墨，诗词书画样样精通，“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搞得像个名士，而名士沉醉青楼，醉生梦死，“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国家军事孱弱，政治不堪，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欺凌，缔结一个个城下之盟，最终演绎出大小二王被游牧强邻俘虏“北狩”，严重伤害民族自尊与国家威严，“靖康之耻”和“精忠报国”也由此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又是弱质产业，对天时地利依赖甚大。新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大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为此，治理大江大河，大兴水利设施，夯实农业基础，调整生产关系（如合作还是单干），提高粮食生产。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此后被视为农业八字宪法或八字方针。著名科学家袁隆平曾经质疑八字方针的不周延性，在他看来，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时”，即不误农时、天时。其实，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科学家竺可桢时说：“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八字宪法’在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之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竺可桢后来明确地说，毛主席说八个字现在看来应加日光和气候，成为“十字宪法”。在所谓“政治高压”年代，年轻的袁隆平并没有因言获罪，继续从事自己的水稻研究。问题是，他并不清楚毛泽东早已意识到八字方针的局限性与片面性。

　　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百年尽受欺侮的沧桑，表明泱泱大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中国若要不再受人欺负，就不能停留在农业文明上，不能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如礼义廉耻——来描绘世界，不能听任历史的惯性我行我素，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1955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讲话：“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中国的这个制度、计划，就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有组织地实施工业化，成为工业化社会主义强国。

　　工业时代：明代以降，尽管中国还是那么家大业大，泱泱大国傲视世界，但是农耕生产内卷化严重，经济社会政治日渐落后。西方利用美洲白银“买了一个三等厢座票”，搭上了“亚洲经济列车”，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司机。东降西升，在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大背景下，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打倒日寇》讲话，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以一化三改造为起点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自主过程中，以抗美援朝为契机而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配合战争及其装备需要，苏联在中国东北援建了几十个项目，加上此后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合计170多个。]，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到70年代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工业产值比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还要高，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遍布世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地指出“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强大能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强大的制造能力基础上的强大的国防能力。

　　信息时代：通常是指计算机时代（或网络时代、数字时代），是由工业化延伸、衍生而来的。从传统工业经济转变为以信息管理为主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式状态纷繁复杂，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就让人眼花缭乱。随着信息化发展，国际关系正在被格式化，人际关系也在不断重塑，太阳底下的一切似乎都是新的。但是，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矛盾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愈发重要的甚或根本性的问题，即主权安全问题。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日新月异，然而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要义没有改变。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要与中国一起建立联合舰队，并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以及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资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王鹤滨《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长征出版社2011年版。]在一些人士看来，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算不了什么大事，中苏不因一次小摩擦而搞僵了两党两国关系，但是他们忽略了，舰队与电台背后是国家主权问题，主权问题乃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不能当交易筹码的。近代中国百年革命，首先解决的是民族主义，就是主权问题。1973年11月10日，已是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来华访问，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突然提出，为应对苏联威胁，中美两国应增进预警合作，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即特定用途的秘密热线，又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便严肃地告诫：“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信息时代发展一日千里，但是国家安全须臾不可懈怠。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在信息网络安全中，主权问题时最突出、最关键核心问题。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尊重网络主权。《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反对网络霸权，反对利用网络干涉他国内政，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

　　实际上，当今世界生产力参差不齐，很多国家还是农业国，处于农耕时代；一些国家或一些国家的一些民族或地域甚至还处在游牧状态和游牧时代；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看上去如火如荼，实际也只是刚刚跨进工业时代的门槛；信息化似乎不是独立成型，它与工业化、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部分曾经的新兴经济体因为工业化停滞或中断，而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少数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经历金融化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社会两极化的痛苦之后，又在努力搞“再工业化”。工业化是一国繁荣富强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一国港湾内所有的船。所谓发展与安全战略，就是一方面在游牧、农耕、工业、信息化上，不断提升自己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甚或视为死敌的，实施降维打击，使之工业化停滞或中断，或停留在初级产品生产或中低端制造上。当然，更有极少数霸权国家，动辄叫嚣，要动用一切手段让对手回到石器时代。

　　四、同一时代不同阶段不同主题下的国家安全

　　横看成岭侧成峰。时代从不同视角看，有着不同的划分和理解。从全人类全世界历史看，时代就是大历史之大时代。大历史之大时代当然可以细分，细分出许许多多时代，常见的“新时代”实际可以理解为大时代的一个新阶段或新时期。不同时代有不同主题、命题，就是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主题、命题。被恩格斯赞誉为“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从文明视角，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现代社会学家从生产力视角，把人类社会分为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视角，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社会即是不同时代。列宁主义特别指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阶梯、入口，在资本主义时代与社会主义时代之间，存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帝国主义时代没有变。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二十八日通过），新华网，发布时间：2021-05-07。]

　　周恩来所指的时代，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是经斯大林发展而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沿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概念。列宁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主要存在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战之后不久冷战开启，世界还是帝国主义时代，因为三大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后来的苏联领导层不同意这一判断，赫鲁晓夫不仅全面否定斯大林，而且对列宁主义做了系统性修正，概括为“两全”“三和”“三无”。[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当时毛泽东就指出：“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并预言，当苏共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时，苏联也就完了。实际上，苏共领导人在修正列宁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即戈尔巴乔夫，彻底丢掉了列宁主义这把刀子，苏联真的也就解体了。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质疑甚或否定鹊起。实际上，因为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一系列科学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据此拥有锐利刀子，而一直遭到敌人的忌恨。自十月革命经冷战至今，西方世界否定列宁比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更为起劲。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所阐述的三大矛盾始终存在，并且还在加深。针对所谓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的质疑，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我们的观点概括地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的特征没有改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2页。]陈云则大呼特呼，“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79页。]

　　正是因为我们清醒认识到时代没有变，帝国主义没有变，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既警惕右（警惕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又防止“左”（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在风雨如晦的国际恶劣环境中，中国社会主义屹立不倒，并正在迎来民族伟大复兴。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没有变。当今世界相较百年前，已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各类资产阶级学者引用当代资本主义在具体形态、个别特征上的变化，用诸如新经济、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称谓来遮蔽帝国主义，美化资本主义，然而都未能改变“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在全球化浪潮中，在和平与发展的迷彩中，垄断的势头还在不断扩散增强（如互联网下的平台经济），对世界的剥削压迫变本加厉，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基础上，又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蛊惑而放弃革命斗争的时候，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即颜色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止，如此不少发展中国家上了很多当，吃了很多亏。毛泽东早就告诫，苏州小姑娘林黛玉都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我们很多高级干部不明白这一点。直到今天，百回千转，总有一些人对美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抱有幻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一方面肯定时代没有变，“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另一方面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8年9月3日）。]。这是不是有矛盾？当然不是，而是多年来很多学者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即把“时代”与“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混为一谈。不同时代有不同主题、命题，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主题、命题，就是同一时代的同一阶段，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理解和应对的不同主题、命题。“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即独立、解放与革命曾经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题。“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和平与发展的维系成本越来越大。

　　和平发展与动荡危机、战争革命或将构成时代交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使得和平与发展面临威胁，动荡与危机愈演愈烈，战争（传统与非传统战争）与革命（颜色革命之反革命）一直在地域上不断扩大，时间上不断延长。和平与发展，不会从天而降，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可以实现的。和平与发展，是争取来的，是斗争来的，也需要在斗争中维护和延展。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实际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23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新兴市场开新局，美西方则陷危局。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国际社会正在失去中心，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阶段。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政党政治普遍僵化与极化，大国博弈白热化，如此全球各类乱象将长期持续。这表明：“动荡与危机”或将取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而“战争与革命”一不留神很有可能成为时代选项。毕竟，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动荡与危机”甚或“战争与革命”似乎比“和平与发展”更显常态。倘若如此，则给那些“利用和平，实现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发展。发展，在和平条件下发展，这是十分理想、惬意的状态。中国有古语，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但是，和平不是想有就有，想来就来。实际上，和平也不是发展的唯一条件。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苏联综合国力的快速成长，中国建成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都表明在帝国主义不断威胁战争、反革命横行的年代，同样可以实现宏伟的发展蓝图。中国历史、西方历史、世界历史反复证明，一些国家能够在非和平的条件下，甚至在动荡与战争的条件下，在非同一般的条件下，也能够实现发展。当然，我们应当努力地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发展，但是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周全地战略谋划与细致地战术安排，努力在非和平条件也能够实现发展，壮大国家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作者：江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