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爱玥 ：从莫言的“捡麦穗”说起，那些“社会主义巨婴”把脸伸过来！

　　前些天，“捡麦穗”突然成了网络热词。“捡麦穗”背后的故事出自莫言2012年12月领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稿《讲故事的人》。这个“捡麦穗”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这个故事真假姑且不论，有人从中读出了前三十年的“黑暗和贫穷”，有人从中读出了莫言母亲的“宽恕与包容”，还有人读出了看守人的“冷血和残暴”，当然，也有人说莫言的“捡麦穗”的故事“可信度太低”，不过是又一个版本的“伤痕文学”。到底哪种说法更契合实际，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捡麦穗”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由于牵涉到莫言的母亲，至少我是很难相信莫言会用自己的母亲编故事的。不过，即便是真实，也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因为这里除了莫言的说辞，没有任何其他旁证和物证，属于典型的“孤证不立”——要证伪很难，但要证明同样难度很大。

　　做个让步推理，就当莫言讲述的“捡麦穗”的故事是真实的吧。那为什么要捡麦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愚蠢，还能为什么，肯定是因为穷、因为饿呗。那为什么穷、为什么饿呢？这个问题总可以问问吧。有人为莫言辩解说，“假如说莫言这样的说法都要挨骂，我想，那些让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更该被骂”，顺着这个角度说，那到底该骂谁呢，或者说，到底是谁“让老百姓吃不饱饭”呢？

　　先说说这个律师吧，我觉得他吃不饱饭，他首先该骂的可能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母。毛主席曾说，“过去有些人骂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也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毛泽东年谱》下册第三卷第11页）可这位律师的父母一口气生了十三个孩子，想必是没有“订出个家庭计划”的，当然，这位律师的父母也是相当厉害了，十三个孩子，虽说将三个女孩送养，但要养活剩下的十个孩子，没点本事肯定做不到。

　　这个律师说，“那些让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更该被骂”，虽没明说“那些让老百姓吃不饱饭的”到底是谁，但应该不是说的不是他的父母，那到底是谁呢？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个问题。前两天，在《谁养活了14亿中国人》一文中，我曾说过粮食产量要有保障，百姓要吃饱饭，至少要满足长久的和平、发达的工业化水平、完善的水利工程、足够的耕地面积、以及科学家的贡献以及合理的分配制度等多个先决条件，我们不妨从这些先决条件中寻找答案。

　　新中国总体是和平的，但是，我们不该忘了，新中国还是有四场对外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除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其他三场战争都发生在前三十年。四场战争都打赢了，打赢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打仗要钱啊，我们不是美国，打赢了先杀一波、烧一波、抢一波再说。除了钱，工作的重心肯定要有所转移的，虽说打仗和建设并不冲突，但总会分心的，更不要说，前三十年美国和苏联还轮番对中国搞核讹诈，特别是美国，还核讹诈多次，说白了，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心思都放在经济建设上的。不是不想，是不能！不能！不能啊！

说到这里，那位律师应该能明白“让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是谁了吧？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可还在，骂两声美国给我们听听？

　　和平之后就是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是需要时间的，新中国只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大国，在时间上完全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了，但再神速也是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的。同样，修建水库，水渠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同样需要时间的。这些怪谁呢，要怪就怪底子太烂了，要怪就怪民国政府太无能了，先是军阀混战空耗了大量国力，接着又被日本鬼子趁虚而入，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这些才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吃不饱饭的罪魁祸首。

说到这里，那位律师应该能明白“让老百姓吃不饱饭”的是谁了吧？骂两声中华民国和日本鬼子来听听？

　　和平的环境需要巩固，工业化和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时间，最现实的就是扩大耕地面积了。根据前两天网友提供的数据，新中国从刚刚解放时的14亿亩耕地面积，到1976年的23亿亩耕地面积，净增耕地9亿亩，这说明在这个点上，新中国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至于垦荒“破坏生态环境”之类的废话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那些垦荒开辟出来的耕地，你去哪生十多个孩子还能都养活？

　　还有，科学家的贡献也是相当重要的，但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时间，成果转化更是需要时间。以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为例，事实上，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试种成功已经是1973年的事了，那时距离国家支持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已经过去快十年了（1964年开始）。好饭肯定是不怕晚的，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但是，这漫长的成果转化时间对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就是解不了近渴的远水了。

　　说起来，新中国唯一能全程掌控的就是分配制度了。正是“社会主义人人有饭吃”这个铁的原则才使得很多人虽然吃不饱饭但不至于饿死。既然粮食产量一时半会很难有质的提高，那就只能节约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饭，毛主席带头节衣缩食，甚至为此还得了浮肿，现在该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会说“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了吧。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吃到饭，当时还一度提出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口号。为啥？为的就是人人都能有饭吃啊。你说你吃不饱很痛苦，问题是如果你吃饱了，可能别人就要饿死，或者别人吃饱了，你就要饿死。敢问那些“控诉”前三十年吃不饱的人，你们觉得，大家都饿点但都有饭吃和有人吃饱但有人饿死，哪个更好，哪个更人道？

　　实话实说，为了建设国家，毛主席时代那一代人真的吃了几代人的苦，不过，如果不吃几代人的苦，那一代人又怎么创造几代人的成就呢？那代人为了吃饭，捡麦穗、除四害、摘野菜……啥苦都吃了，啥罪都受了，该想的法子都想了，该用的法子也都用了。可是，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那代人是怎么过来的了，他们将围湖造田说成“破坏生态环境”，将除四害从麻雀嘴里抢粮食说成“残杀生灵”，他们大概以为那一代人的成就是唱着歌，喝着咖啡就能做到的了吧。讲真，这种人，真的不配享有他们祖辈、父辈千辛万苦攒下的共和国的家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可现在有些人不想吃苦，以为好日子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过几天苦日子就哭天喊地，怪这个怪那个，要我说，那些“社会主义巨婴”真的不是脑子有问题，而是良心坏了，大大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