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丨中国农业发展：历史辉煌后的西方渗透

　　【编者按】本文是我院高级研究员王今朝教授2016年撰写、201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一书的第四章。农业GDP虽然只占我国GDP的很小比例了，但农业依然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显示西方GDP理论可能的误导性)，“无粮不稳”依然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然而，当下，我国粮食供给侧面临两大相互交叉的主要挑战，一是稳定国内粮食供应的挑战(不能寄过多希望于粮食进口)，二是粮食基因安全问题。这两大问题也与中国未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政权建设(是建立政经一体的基层政权，还是建设政经分离的基层政权?后者显然违背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农村的稳定、城乡差别的消除有着紧密的联系(参见《张文茂：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线索及最新动态》)。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对中国尚不无影响的今天，保证中国国家粮食安全尤其重要。特编发此文，以飨读者。

　　一、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成就

　　这个话题与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有关。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一些外国人打着美国“一流”大学、机构的旗帜，对中国农业生产能力指手画脚，甚至煽动恐慌。比如，美国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既然这些人是美国“一流”大学或机构学者，那一定是科学的代表、真理的化身。其实不然。即使学术没有国界，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唯一的圭皋，也不妨假道学的学者打着学者的旗号兜售别有用心的伎俩。中国传统故事中，一个小孩在狼没有来时却喊狼来了，戏弄别人，狼真来时，没人救他了。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国破家亡了。其实，如果熟悉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非常好地解决了自己的农业发展问题，就不会相信这种“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异见邪说了。

　　中国农业发展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就有“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五谷的记载，而《孟子滕文公》则有“稻、黍、稷、麦、菽”五谷的记载。五谷词义的不同表明，中国古代农业就已经有了重大发展。这与现代一些西方人所说的产品创新是相似的。不过，与我们对现代一些西方创新者的耳熟能详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的许多创新者都不知其名了。

　　中国古代人不仅在农业生产上做出了静态的取舍，而且做出了动态的发展。中国先人不满足于水产渔捕之利，而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史记·八书第七 河渠》记载：

　　“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大禹)“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这说的是，中国古代人密集地居住在黄河流域，他们为了过上好生活而决定治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做那样的工程，必须借助地形之利，抓住关键环节，才能取得成功。大禹首先认识到了黄河发源地的海拔很高，特别是到了大邳这个地方，如果黄河直接东流，因为落差很大，在降水丰沛的年份里，下游河道就会被冲垮，造成灾害，因此，大禹就把黄河流向改为向北，而且把黄河分为两个河道，进一步减轻河水对河道的压力，而在大陆这个地方，又分为九个河流，来承接黄河流水，最后归于渤海。

　　大禹上述的治水策略不仅取得了“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的功劳，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外部性，诱导出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等领域的治水工程：

　　“自是之後，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在楚，

　　“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通江淮之间”，

　　在吴：

　　“则通渠三江、五湖。於齐，则通菑济之间”，

　　在蜀，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秦，韩国间谍郑国

　　“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由以上可见，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就已经非常高超，而且已经把“水利”技术扩散到四面八方了。

　　中国古人不仅兴修水利，而且知道节水。比如，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水稻，但中国古代北方在山陂陵阪地区主要种的不是需要很多水的稻麦，而是黍稷等旱地作物。这种取舍也是中国人民早期节约耕作成本的一种证明。

　　可以想见，既然中国古代人在农业种子、农业基础设施上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不管今天中国农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只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只要继承大禹、李冰、郑国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忘我精神，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劳外国人置喙。

　　二、新中国前30年农业发展成就空前

　　上述中国农业进步主要是从改善生产条件入手。当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收了地主土地，又实施了合作化和公社化，则主要从改善生产关系入手。如何衡量这些举措呢?是否因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就表明中国的这种农业发展战略是失败的呢?不是的。是否解决温饱并不是衡量新中国前30年农业发展战略的科学指标。

　　首先，新中国前30年没收地主土地、合作化、公社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成功依赖于发动农民，而在这个发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人民结成了深厚的鱼水情，难道革命成功之后，就要背叛农民阶级，再让农民遭受地主剥削和压迫吗?地主一旦得到合法性承认，会轻易让中国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去到城市里去做工吗?而且，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深深领教过了。如果采用家庭农场，中国农村就会出现一个农业资产阶级，可以依靠这个资产阶级在城市实现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业化吗?对此，毛泽东很清楚，他在1953年说：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其次，合作化、集体化、公社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既定目标需要粮食等农产品物资。比如，一五计划要求1957年我国粮、棉产量比1952年分别增加30%和34%【1】。从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看，也从西方学院派的投入产出理论看，这将是中国一五计划期间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基石。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完成这两个增产并不容易。对此，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一文中做过理论的阐述。他说：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合作化、公社化为工业发展不仅提供粮食和原料，而且提供了市场。重工业的拖拉机生产、其它农业机器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农用煤油和电力生产等等，只能在农业发展中找到市场。而中国如果是小农经济，农村就无力购买大型机械，就需要发展大型的营销网络来销售化肥、煤油、种子，而这就要发展庞大的服务部门。在公社化后，大型机械、种子、化肥、农药都可以直接销售给公社和大队，而无需销售给个人。可以说，合作化、公社化的方法让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节约了那种分散的市场经济下的交易成本。

　　中国农业的这种规模经营方法究竟怎样还可以从与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比较加以衡量。当时，世界有两种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方法：美国家庭农场和苏联集体农庄。美国家庭农场不用说了，不可能采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呢?

　　首先，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是苏联实行集体农庄的一个基础条件。相比苏联，中国土地少得多，人口多得多。其次，俄国政权主要通过城市革命成功获得，布尔什维克与农村各阶级之间缺少长期联系和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友谊。中国则不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富农中农都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使得中国的地主、富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当了解。尽可能地让中国地主、富农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减少抵抗，甚至把抵抗转化成一种合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利益。这也是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所规定的一个既定战略!中国在革命过程中急于求成造成巨大损失的殷鉴不远。第三，俄国革命成功后即面临内战和外国武装入侵，而此时农村富农、地主以拒绝与城市交换粮食相威胁，苏联面对国内战乱、外国干涉甚至入侵，没有时间、资源去和平地让农村富农地主与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通力合作。新中国建国后没有内战，这就有条件采取相对温和的办法。

　　合作化和公社化到底有没有让中国农业发展取得成效呢?在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11318万吨基础上，1952年上升为16392万吨、1957年为19505万吨，1949-1957年这种年均增产7.0%、1952-1957年年均增产3.5%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了。1976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8631万吨，1952-1976年年均增产为2.35%的数字尽管看起来并不好看，但中国1978年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99年为50839万吨，1978-1999年粮食增长率也只有2.46%【2】。这就表明，新中国前30年的农业发展成就不能否定。更不能因为公社化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否定了【3】。如果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产生了堪比公社解散后的粮食产量增长，却又保证了人民生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资源和市场，那不反过来说明公社化是一个好政策吗?

　　新中国即将庆祝66华诞(注：本文写于2016年)。在她66年的生命中，人口增长了9亿，相当于新产生了三个美国。没有农业的成功，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个最大规模的人口。美国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却只供养了3.15亿人口反而表明，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没有用于提供人民的基本保障。

　　三、中国今天农业发展的两大挑战

　　虽然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但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在西方新古典经济思维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制定农业政策需要注意如下两个重大问题。中国农业政策制定部门和更高级的部门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关注。本书把它们提出来，希望引起更多关注。

　　(一)防止出现粮食大幅减产、减收

　　中国农业早已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个阶段。造成中国局部出现饥荒的那种经济形势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依然不能对农业减产、减收掉以轻心：

　　第一，市场化作用下人口流动的威胁。经过37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化曾经是稳定、改善中国农业的一种力量，但它的这种作用是否依然存在是值得思考的。在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些农村，在80年代初分地时，平均每个人分得的土地是一亩左右。这种格局就大致沿续到了今天了。今天，中国一亩粮食大概只有不到2000元的年净收益(总收益减去种子、化肥、浇地、农药等费用)。如果把这看作是一个农民的工资，假设农民在土地上每年的工作时间是2个月，这就相当于农民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这与他在城市打工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很低的。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里，他还可以在其它的10个月里都有工作、有收入。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农民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自然是要外出打工而不是留在家里了。然而，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持续30年后，让留在农村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同时也就让中国的粮食供给更多地落在老年人身上。再过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老年人活在世上的越来越少，还有多少能从事农业生产呢?中国的粮食供给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威胁。

　　第二，私有化的危险。中国合作化、公有化过程中曾出现较严重问题，今天，中国农业的私有化也可能产生严重问题。在当前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农村劳动力缺乏而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由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契机。中国农村已经不乏一个企业承包、租赁几千亩土地的案例。可以想象，这些私有经济成分普遍以利润为导向，在低廉的粮食价格的作用下，它们很有可能退出粮食生产，转而通过建厂房、工业园来牟利，从而导致中国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这是危险之一。危险之二是，即使这些私有经济成分依然经营农业生产，但由于规模化后大量使用机器，减少人力投入，很有可能出现广种薄收的生产模式，这就会根本改变目前中国这种小农经营的相对精细化经营的格局，从而使亩产量下降。除此之外，还可能会有大量的收获过程中的浪费。

　　第三，农业经营多元化的危险。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的食品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表4-1表明，中国人均粮食、蔬菜和食用菌的消费总量和比重大大下降，肉禽、水产、蛋、奶、食糖的消费总量和比重大大上升。从这些食品的供应看，多元化经营会导致粮食耕地面积的绝对下降。事实也确实如此。参见表4-2。中国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平均每人对粮食的直接需求会更少一些，但由于肉禽、水产品、蛋类、奶类的供应都需要消耗粮食，今天中国对粮食的总需求实际上更大。这样看来，农业经营的多元化对于粮食供给的威胁在于，它让粮食产量和直接供应餐桌的粮食数量产生了重要变数。

　　表4-1：全国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消费量单位：千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表6-2、6-15、《中国统计年鉴·1979·人民生活·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食品消费量》。其中，1978年为油料产量(而不是食用油)。

　　数据说明：酒、糖、奶数据未在总消费量中加以计算。这两年的统计年鉴在统计口径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对于本文的目的，这种统计口径上的差别似乎并不重要。*表示没有数据。

　　第四，错误观点的影响。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划定18亿亩耕地作为红线。然而，中国不乏批评这条红线的声音。从表4-2看出，中国只是在1978年时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了18亿亩。在随后的30多年中，所有年份的粮食播种面积都低于18亿亩。但播种面积的这种下降是值得警惕的。特别是，稻谷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是玉米播种面积从1978-2013年高达80%的上升才没有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更多下降。油料、蔬菜、果园播种面积的增加才是中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想象，如果18亿亩红线守不住，17亿、16亿、15亿亩红线也可能守不住。

　　表4-2：变化中的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即150万亩)

　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2-8“农作物耕作面积”。

　　与那种否定18亿亩红线的观点遥相呼应的一种观点就是，既然香港、纽约不种粮食而可以衣食无忧，中国大陆也可以。如果这种观点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农业减产、减收就不可避免了。香港、纽约实乃弹丸之地，其粮食供给可以借助市场而仰赖世界，不生产粮食而无饥饿之虞。整个中国的粮食供给却不可能依靠任何其它国家、地区，因为它太大了。在市场经济思潮如此泛滥的中国，强调粮食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在历史上，每当中国国内粮食供给小于其正常需求而不得不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时，就会遭遇国际市场的提价，从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对于中国而言的这种巨大损失，对于它国，特别是农业大国，就是巨大经济利益。除了这种经济上的损失，粮食短缺还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这里有两大案例说明，向他国借粮是不那么有保障的。

　　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回“秦晋大战龙门山，穆姬登台要大赦”描述了晋国向秦国借粮成功，秦国向晋国借粮却未果的过程：

　　话分两头。却说晋自惠公即位，连岁麦禾不熟;至五年，复大荒。仓廪空虚，民间绝食，惠公欲乞籴于他邦。思想惟秦毗邻地近，且婚姻之国，但先前负约未偿，不便开言。郤芮进曰：“吾非负秦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乞籴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负之有名矣。”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庆郑，持宝玉如秦告籴。穆公集群臣计议：“晋许五城不与，今因饥乞籴，当与之否?”蹇叔、百里奚同声对曰：“天灾流行，何国无之。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福我。”穆公曰：“吾之施于晋已重矣。”公孙枝对曰：“若重施而获报，何损于秦?其或不报，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与我敌?君必与之。”卆豹思念之仇，攘臂言曰：“晋侯无道，天降之灾。乘其饥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与之为当。”穆公曰：“负我者，晋君也。饥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故，迁祸于民。”于是运粟数万斛于渭水，直达河、汾、雍、绛之间，舳舻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晋之饥。晋人无不感悦。

　　明年冬，秦国年荒，晋反大熟。穆公谓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丰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遏晋之籴，今日岁饥，亦难乞于晋矣。”卆豹曰：“晋君贪而无信，虽乞之，必不与。”穆公不以为然。乃使冷至亦赍宝玉，如晋告籴。惠公将发河西之粟以应秦命。郤芮进曰：“君与秦粟，亦将与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与粟耳，岂与地哉?”芮曰：“君之与粟为何?”惠公曰：“亦报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何哉?”庆郑曰：“臣去岁奉命乞籴于秦，秦君一诺无辞，其意甚美。今乃闭籴不与，秦怨我矣!”吕饴甥曰：“秦与晋粟，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粟而秦怨，与粟而不与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为与之?”庆郑曰：“幸人之灾，不仁。背人之施，不义。不义不仁，何以守国?”韩简曰：“郑之言是也。使去岁秦闭我籴，君意何如?”虢射曰：“去岁天饥晋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贷我粟，是甚愚也!今岁天饥秦以授晋，晋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约会梁伯，乘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惠公从虢射之言。乃辞冷至曰：“敝邑连岁饥馑，百姓流离。今冬稍稔，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不足以相济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谊，不责地，不闭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济君之急，而不得报于君，下臣难以复命。”吕饴甥、郤芮大喝曰：“汝前与卆郑父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计。今番又来饶舌!可归语汝君，要食晋粟，除非用兵来取!”冷至含愤而退。

　　无独有偶，《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一回“美人计吴宫宠西施，言语科子贡说列国”则记载了吴国借粮给越国，反受越国连环算计的故事。它可与上面秦晋故事相互参照：

　　越王勾践闻吴王宠幸西施，日事游乐，复与文种谋之。文种对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岁年谷歉收，粟米将贵，君可请贷于吴，以救民饥。天若弃吴，必许我贷。”勾践即命文种以重币贿伯嚭，使引见吴王。吴王召见于姑苏台之宫，文种再拜请曰：“越国洿污，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困。愿从大王乞太仓之谷万石，以救目前之馁，明年谷熟，即当奉偿。”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吴，越民之饥，即吴民之饥也。吾何爱积谷，不以救之?时子胥闻越使至，亦随至苏台，得见吴王，及闻许其请谷，复谏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势，非吴有越，即越有吴。吾观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饥困而乞籴也，将以空吴之粟也。与之不加亲，不与未成仇，王不如辞之。”吴王曰：“勾践囚于吾国，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吾复其社稷，恩若再生，贡献不绝，岂复有背叛之虞乎?”子胥曰：“吾闻越王早朝晏罢，恤民养士，志在报吴。大王又输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将游于姑苏之台矣。”吴王曰：“勾践业已称臣，乌有臣而伐君者?”子胥曰：“汤伐桀，武王伐纣，非臣伐君乎?”伯嚭从旁叱之曰：“相国出言太甚，吾王岂桀、纣之比耶?”因奏曰：“臣闻葵邱之盟，遏籴有禁，为恤邻也。况越，吾贡献之所自出乎?明岁谷熟，责其如数相偿，无损于吴，而有德于越，何惮而不为也?”夫差乃与越粟万石，谓文种曰：“寡人逆群臣之议，而输粟于越，年丰必偿，不可失信!”文种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饥馁，敢不如约。”文种领谷万石，归越，越王大喜，群臣皆呼“万岁!”勾践即以粟赐国中之贫民，百姓无不颂德。

　　次年，越国大熟。越王问于文种曰：“寡人不偿吴粟，则失信;若偿之，则损越而利吴矣。奈何?”文种对曰：“宜择精粟，蒸而与之，彼爱吾粟，而用以布种，吾计乃得矣。”越王用其计，以熟谷还吴，如其斗斛之数。吴王叹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见其谷粗大异常，谓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散与吾民植之。”于是国中皆用越之粟种。不复发生，吴民大饥。夫差犹认以为地土不同，不知粟种之蒸熟也。文种之计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闻吴国饥困，便欲兴兵伐吴。

　　《东周列国志》虽然是小说，但里面的主要情节都依据史实，再加以敷演。即使上述情节不是史实，但既然有人想出来，难道就不会有人用?

　　(二)防止农业滥用转基因技术

　　除了农业产量和收获量减少的挑战之外，中国农业发展还面临转基因农作物的挑战。

　　首先，转基因作物确确实实存在着风险。一块土地上种植烟草之后，就在未来的数年中不适合种植粮食。土地上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有类似效应呢?转基因作物对其它农作物、动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转基因作物自身的种子能否自身进行繁衍呢?转基因作物在未来会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异呢?不同的转基因作物之间是否会有相互作用呢?在转基因作物对于人的健康、寿命、所居住的环境产生的影响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贸然大面积播种，太危险了，可说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更何况，谁能保证某种转基因作物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不会成为一只引起一场全球风暴的蝴蝶呢?有人说，当年中国引进玉米种植难道不是引进一种新的基因品种吗?国家监管了吗?中国当年引进玉米尽管是缺少国家监管，但至少玉米基因与人体的关系客观上经受了美洲印第安人长期实践的检验。在今天，对转基因如果国家能够监管却没有监管，这至少是政府不作为。

　　其次，即使没有上述风险或者上述风险得到解决，与西方转基因研究相比，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如果西方的转基因研究先进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但西方的转基因应用却落后于中国，那么，西方限制应用转基因研究的成果，中国一些人为什么这么大胆，一意孤行地主张大规模地应用转基因呢?而且，如果西方的转基因研究领先于中国，中国一旦支持转基因产品大量应用，在当今开放条件下，就会让外国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凭借这一生物技术获得巨大利益，中国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而将这种利益拱手让人呢?仅从这个经济角度看，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大面积地推广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最好是严格控制。

　　四、反思一些西方发展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指责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片面强调工业化而牺牲了农业。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比如人力资本理论、市场理论、开放理论，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可是，不难发现，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上述两大挑战，尽管不是受这些西方发展理论支配而产生的，但与它还是有着种种联系。中国实践证明，这些6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强调农业，强调市场，但它们是失败的。

　　(一)农业国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产生的巨大可避免成本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强调工业化，农业部门成为工业化的支持部门，即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资金、资源和市场，但是，至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这种格局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代价。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责这种发展战略容易，但用他们所设计、所支持的战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只能让经济发展中产生巨大的可避免成本。

　　首先，在过去30多年中，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是农村大量青年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走向城市，在城市部门从事着种种职业，却绝大多数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不仅青年人如此，在经济发展的旗号下，有不少中老年农民不情愿地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也无产阶级化了。这个过程与当年英国圈地运动时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它也是一种圈地运动，尽管不是为了养羊。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实行经济自由化，个体的经济理性就会起作用，就会有人做起私人老板，有人成为雇佣工人。沦为无产阶级的人放弃了本来可以在农村发展中得到的机会，还不得不承受背井离乡本身的巨大经济和心理成本。而中国建国后30年的发展表明，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避免的一种巨大成本。这种成本是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命运被改变了。

　　其次，在允许发展私有制的条件下，大多数人的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必然带来少数人的发财致富。不要说通过廉价地获得几亿人、几代人高积累、高建设、低收入、低消费地建立起来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不要说通过股票市场的巧取豪夺，就是在纯粹的实体经济部门，一些人借助私人企业这个工具榨取他人的剩余价值的数量也是空前巨大的。在他们所得到的剩余价值中，不仅包含所雇农民工做出的直接劳动贡献，而且包括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在农民工离乡之后承担他们本来可以承担的劳动所做出的间接贡献。老实说，英国圈地运动后，由于农民已经成为完全的无产阶级，资本家还不得不承担他们全家的支出。而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打工收入不用提供全家的生活支出，打工者的工资就被压低到支撑全家在城市生存的工资以下的水平。这样一来，雇佣者的利润率相对当年英国雇佣者的利润率就高了。在中国，今天远超英国当年的人口，为任何一个有经营头脑的私人老板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今天远超英国当年的技术和资本水平也为任何一个有经营头脑的私人老板提供了远为广阔的获利空间。中国在短短的30年的时间里，就从世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种经济发展过程的巨大可避免成本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还是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都没有考虑的。

　　(二)农业领域对外国资本、外国产品过度开放加剧经济不稳定

　　早在殖民主义时代和半殖民主义时代，外国资本、外国产品的过度进入都是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独立以后，外国资本、外国产品的进入如果不受管制、控制，也必然导致经济不稳定。

　　首先，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外国资本在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尤其善于逐利。比如，中国的粮食价格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粮食价格相比较高，这就使得中国肉食品价格高于西方同类产品水平(还不考虑质量)，在这种情况下，被外国资本掌控的中国企业是否会利用其在外国市场上的资源向中国出口肉食品而获得巨大盈利呢?答案不言而喻。而且，在外国资本获利的同时，使用本国粮食从事肉食品生产的企业会遭受重大打击。

　　其次，动态地看，当个别中方企业借助外力获得成功之外，不难引起其它中方企业竞争性地效仿。而在这种效仿之中，中国自身企业的发展就衰落了。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个体经济没有前途。个体制比不上合作制，合作制比不上企业制。如果仅从利润和利润率的角度看，单一中资的企业制可能也比不上合资制。但如果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些领域完全落入西方人手中，这是一种什么格局呢?这是一种他们凭借枪炮也没有得到的格局，这也是一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格局。而就在无条件的对外开放之中，这种格局竟然就能自发地形成了。难道拥有悠久的历史，最先掌握了水利技术并广泛应用、在农业生产经营上长期居于世界一流地位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就应该是这样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

　　五、结 语

　　以上并不是中国农业所涉及的全部重要问题。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来自权威人士的数据说，中国土地化肥的使用量是世界平均使用量的4倍，每年使用农药大概180 万吨，70%在喷洒过程中喷到地上或者飞到空中带来严重污染，每年有100万吨以上的塑料薄膜残片遗留在土地里，另外，还有整个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的短缺等问题【4】。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很急迫。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与本章前面所谈到的一些问题交叉在一起，甚至是在那些问题产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政策思路是，只有在解决那些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注 释：

　　【1】朱佳木：《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表A30。

　　【3】关于中央对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做的政策反应，参见辛逸：《“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4】陈锡文：《中国农业面临着什么压力》，《中国老区建设》，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