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再评《伏罗希洛夫射手》——复仇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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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
人们之所以喜欢复仇故事，大概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制，包括制度性的压制。
复仇，快意恩仇，可使人们由此产生的情绪得到宣泄，也迫使人们在惨烈的结局面前，正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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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熟悉的复仇故事，可能就是武松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为哥哥武大郎报仇了。
有意思的是，武松在决定采取直接暴力实现正义之前，也尝试采取合法手段为哥哥伸冤，但碰了县太爷的软钉子。
只是县太爷也没有料到，他拒绝逮捕西门庆，本意是要保护他，却相当于签署了西门庆的死刑执行令。
武松的行动，客观上宣布了大宋的制度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已经堕落成庇护罪犯的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松既没有可能推翻赵宋皇帝的天下，也没有可能设计一套新制度取而代之，所以他只能选择向衙门归案，直到最后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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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是，在红色经典中，《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也是复仇故事。
在早期版本的《白毛女》中，喜儿被少东家黄世仁强奸，她在逃往深山的途中还产下了一个婴儿。
但喜儿不是复仇的主角，她不仅没有能力推翻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统治，甚至也没有能力以个人暴力向黄世仁复仇，她只能靠顽强地活着来控诉吃人的旧社会。
喜儿沉冤得雪，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八路军来到了这里，摧毁了原来的旧秩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镇压了恶霸地主黄世仁，喜儿被救出深山，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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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毛女》相比，《红色娘子军》则更进了一大步。
吴琼花也受到南霸天的欺辱，比喜儿幸运的是，她没有逃向深山老林，而是在洪常青的指引下参加了红军，这使她有机会成为复仇的主体。
但吴琼花一开始仅把个人复仇看成是参加革命的目的，所以在执行侦察任务时看到南霸天就忍不住开了枪。经过洪常青的教育，她才明白了“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
《红色娘子军》的结局是最理想的：椰林寨被解放，南霸天经过公审后被判处死刑。旧制度被摧毁了，吴琼花也报了深仇大恨。
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
这里，“盛大节日”是第一个关键词，压迫性的旧制度被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黄世仁、南霸天威风扫地了，人民群众由此产生的解放感、自由感是无与伦比的!
“新社会秩序”是第二个关键词，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复仇，而在于使千千万万的喜儿、吴琼花可以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永远不再被黄世仁、南霸天们欺压、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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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好地理解《伏罗希洛夫射手》，还应该看看另外两部电影，一部是1975年的法国电影《老枪》，另一部是2014年的俄罗斯电影《利维坦》。
第一次看《老枪》，还是八十年代。其中德军士兵在古堡中用火焰喷射器将风情万种的女主角克拉拉烧成一具焦黑尸体的镜头，使我一直对这种武器有心理阴影，没想到前两年，冯小刚又把这一镜头照搬到了《芳华》中。
老枪的男主角西里安，是巴黎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过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还在乡下买了一座古堡供全家人度假。
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心满意足，甚至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都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工作。尽管他讨厌德国人，但还是选择了与德国人合作。在他的医院里，既有秘密养伤的抵抗运动成员，也有受伤的德国军官。
由于巴黎风声日紧，于是西里安把爱妻克拉拉和女儿送到乡下古堡暂避。但几天之后，他前去探望，却发现她们已经被逃进古堡的一小队纳粹党卫军杀害了。
于是，这位中年发福、戴着近视眼镜、爱吃醋的法国绅士，瞬间升华成了一个复仇者。他找到了父亲留下的一柄双筒猎枪，凭借自己熟悉古堡结构的优势，将这一小队德军一一击毙。
不知道《伏罗希洛夫射手》的导演戈沃鲁辛是否看过《老枪》，但这两部电影的基本框架的确很相似。
西里安之所以选择个人复仇，是因为当时法国处于德军占领之下，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渠道为妻女讨公道。此外，这一小队德军本在撤退途中，已是惊弓之鸟，次日就要逃之夭夭，他必须立即动手。
在整个复仇过程中，西里安虽然有机会使用缴获的德军冲锋枪，但他一直坚持使用祖传的“老枪”(除了最后用火焰喷射器为克拉拉报仇)，表明他认为这一小队德军都是野兽，只配死在猎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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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伏罗希洛夫枪手》一样，《利维坦》也触碰到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只是令人感到更加沉重。
《利维坦》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西北部巴伦支海沿岸的一座小港口城市，主人公科里亚和前妻的儿子，以及年轻貌美的妻子利里娅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科里亚有自己的小楼，落地窗外是美丽的海湾，小楼底层经营着汽车修理店。而当腐败的市长以公用设施建设为名前来强行征收房屋和土地时，悲剧的序幕拉开了。
《利维坦》片长近三小时，冗长、沉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市长虽然是“民选”官员，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的“土沙皇”，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从警察局到法院，从媒体到黑手党，他知道如何驯服不顺从的人，为了阻吓从莫斯科来的律师介入案件，他甚至搞了一次“假枪毙”。
最后的结局是，律师惊恐万状地回了莫斯科，利里娅莫名其妙地死在海湾，科里亚因杀人嫌疑被捕，儿子被收养，房屋被拆毁，土地被征收。
这就是俄罗斯引进西式民主制度20多年后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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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这么远，现在可以继续谈谈《伏罗希洛夫射手》了。
显然，在后冷战时代的背景下，老战士伊万的复仇，不可能是喜儿、吴琼花式的，只可能是武松、西里安式的复仇。
伊万面临的困境和武松非常相近，既不能依靠制度也不能推翻制度，于是就只能靠自己。
也就是说，伊万的复仇本身，构成了对制度的一种控诉——诺大一个国家，看上去有模有样的“现代民主制度”，居然无法满足一个曾经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对公平正义最低限度的诉求，这像话吗?
因此，伊万从窗口扣动扳机的那一刻，等于同时从政治上宣告了从苏联向俄罗斯“转型”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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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也有类似的与体制内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但主角矛头所向，都是指向个人、团伙，而最终还是要依托体制解决问题。
所以，美国这一类的电影通常都是以主角在法庭或者国会听证会上宣誓“我讲的都是真话”而结束，其不言而喻的暗示在于，美国的司法程序会自动实现正义。
但在《伏罗希洛夫射手》中，伊万完全是在制度规定的合法程序之外，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寻求正义，他最终也没有回归制度。
当然伊万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比如在《利维坦》中，男主角科里亚选择依靠制度，他请律师、诉诸媒体，却被制度吞噬，就像沉没在沼泽地里一样，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其实，警察局长距离抓获伊万只有一步之遥，他已经找到了伊万藏枪的房间，并进行了严格搜查。但没有料到的是，最早接受伊万报警的警察柳什卡，非常同情伊万和卡嘉的遭遇，他先于局长找到了这支狙击步枪，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让局长扑了空，也让伊万“逍遥法外”。
警察柳什卡和伏罗希洛夫射手伊万，他们共同保存一个惊天的秘密，并且共同拥有一支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事实上已经成了体制外一个“革命性力量”。
难怪俄共支持者、老战士会热烈地拥抱这部电影，而俄罗斯的“公知”媒体却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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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柳什卡和伊万是“没有革命目标的革命性力量”，苏联虽然向他们提供了精神方面的支持，包括荣誉感、英雄主义等，但他们不可能重建苏联，他们憎恶当下的一切，却也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取代它。
影片之所以会在《孤独的手风琴》这样忧伤的旋律中结束，也许正是因为看不到出路吧?
这种苦闷不是伊万独有的，而是后冷战时代人类共有的。
作为开辟了人类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还有能力给人类带来惊喜吗?
《伏罗希洛夫射手》与其说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