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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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说，《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提出来“征求意见”的时机真是相当不合适，因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一曰抗疫，二曰复工。“外国人永久居留”并不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此时抛出来，引发社会剧烈争议，既分散了决策层的注意力，也涣散了全社会团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的斗志。

　　看了一下“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也研究了一些持支持态度的文章，总的印象是相当一厢情愿，充满了“专家治国”的傲慢。

　　支持“条例”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引进人才。这个理由的哲学基础是工具理性，或者说是技术主义。

　　在这些人看来，“人才”似乎和机械一样，拿来之后安装好，拧紧螺丝钉之后就可以运转了，他们似乎不明白，没有抽象的所谓“人才”，人总是具体的，人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载体、是政治的载体，或者用马克思更为准确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技术主义的眼光是狭隘的，是功利主义的，只见其利，不见其害。

　　给外国人永居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情感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必须统筹兼顾，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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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伤痕必须注意；

　　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繁衍人口，既重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靠外来移民弥补人口不足的需要。

　　去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爆款，“带着地球一起走”被解读为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比如魏晋南北朝，曾经出现过“民族大融合”，以及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迁移的“衣冠南渡”，但这是伴随血与火、伴随着文明倒退的大杀戮进行的。曾经的繁华之地，十室九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就是对当时状况的真实描述。

　　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洋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杀人放火都不受中国法律审判，由此激起了义和团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开始向我国东北大量移民，抢占膏腴之地，日本移民所到之处，中国人就失去家园，背井离乡。

这些历史伤口，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平时可以不提，现在既然谈到移民问题，它就必然会隐隐作痛。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要求社会公众不去联想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关键是要在政策层面做出保证，确保历史悲剧不会重演，并要用耐心、细致、深入的宣传使人民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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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中国人来说，实行引进外国移民的政策，还有现实困惑需要解释。

　　中国是当代世界实行JHSY政策最严格、时间最长、收效最为显著的国家，并且这一政策目前仍未废止，仅仅略为放宽而已。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

　　中国仍然人口过多，以至于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吗?

如果是，那为什么还要引进外国人呢？如果不是，为什么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呢？

　　从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给很多人造成了心理暗伤，此外还出现了很多“失独”家庭，他们难以言说的痛苦就更非常人所能体会。

　　在所有这一切历史“皱褶”都没有被熨平的情况下，在历史积怨没有得到充分疏解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外国人永居权”，不引起情感上的反弹也是不可能的。

无视民间的情感，技术专家自认有理就强推政策，不仅政策本身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阻力，还可能引起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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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必须考虑。

　　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应该说，移民也确实给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增色不少。这也被视为西方国家的软实力。

　　但是，近年来，过度开放的移民政策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日益呈现出来。在美国，政治上的后果之一就是特朗普当选，在欧洲，则是排斥、反对移民的极右翼力量的兴起。

　　为什么，因为移民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和当地居民都有很大不同，难以整合，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最容易成为极右翼势力、新纳粹势力转移矛盾的目标。

　　中国如果因为移民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社会分裂，那么和“引进人才”所获得“效益”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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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夏变夷”（姑且让我借用一下这个词），文化上的吸收、同化问题必须未雨绸缪。

　　“永久居留权”虽然并不等同于国籍，但这种区别，主要是法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并不能感受到太大的区别。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能不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能不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如果不能，以后这样的人逐渐增多，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特性？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谓前车之鉴。

　　2005年，美国最有忧患意识的战略智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了出版一本引起剧烈争论的专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警告说，尽管今天少有美国人放胆预言美国的解体，但问题是苏联解体前同样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如果美国人依旧无动于衷，任由目前的局势蔓延下去，那么2025年的美国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将会是一个“最大的意外”——这一对美国民族认同造成空前威胁的因素就是移民问题。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来自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具体说来包括操持英语，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条规，恪守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和工作伦理，相信人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天国等信念。

　　在亨廷顿看来，移民的涌入使美国的这一“国家特性”受到了挑战，因为他们并不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美国不再是“民族熔炉”，而是变成不同文化拼在一起民族“马赛克”，“谁是美国人”都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美国会因此衰落，失去凝聚力，直至四分五裂。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视为人格化的“美国的国家特性”，他坚持要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理由之一就是要保护美国文化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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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打开移民的大门，文化整合问题，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这是因为：

第一，在世界范围，尤其是相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并不是一种强势文化，在很多领域，尤其是文艺领域，“文化殖民”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第二，中国的文化精英，在八十年代严重丧失了文化自信，把所谓“海洋文明”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鼓吹走向“蔚蓝色”。近年来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文化自信仍然处于恢复的过程中，精英阶层中自认贱民，崇洋媚外的也不在少数；

第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几次“断裂”。由于传统文化不能解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问题，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支撑中国走出近代陷阱的革命文化，但八十年代之后，革命文化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点的世俗理性文化。

　　这三个文化传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也有连续性的一面，但熔于一炉，形成足以成为“中国国家特性”文化，则尚需时日，在此之前，如果大规模引进移民，则会遇到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移民问题，要超越狭隘的“技术主义”的眼光，要认识到文化整合，以夏变夷，才是移民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有妥善的解决方案之前，不宜贸然打开移民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