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烈火英雄》：英雄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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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在豆瓣的评分很低，只有6.6，和《哪吒之魔童转世》8.6的高分形成鲜明反差。这似乎证明豆瓣的网友——通常意味着被好莱坞和日本动漫等浸润、建构过的小资与文青——还没有做好接受堂堂正正的“中国英雄”形象的心理准备，“中国英雄”让他们感到不舒适，并产生抵触情绪，以至于在评论时失去了客观性。
类似哪吒这样“烟熏装朋克小魔头”，有点邪性，甚至邪恶，为了自己牛x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英雄”，他们可以接受，但类似《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黄晓明 饰)、马卫国(杜江 饰)、徐小斌(欧豪 饰)等这样把职责、荣誉等看得高于生命的英雄，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不愿承认的潜意识是，这种从容赴死的英雄形象，是预留给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英雄的，如今，中国人占据了这样的位置，这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于是就情不自禁地要挑一点毛病出来。
看来，文化上的去殖民化，绝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内地甚至更迫切。文化、心理上殖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能接受主动赴汤蹈火的中国英雄，中国人只能在被迫或偶然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英雄。
扯远了，继续聊《烈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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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被人说烂了，但我是第一次引用，因为我不太喜欢其中的“张爱玲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和平年代的英雄，就是用自己的身躯，包括健康与生命，为我们挡住了破坏“静好”的种种危险，包括不期而至的烈火。
《烈火英雄》聚焦的就是这样一群用身躯挡住烈火的英雄们。
影片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做依据，即2010年辽宁大连新港油罐区716火灾爆炸事件。剧本改编自纪实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导演在叙述时保持了极大克制，但还是令观众感到惊心动魄。
实际上，真实情况比电影中表现的还要残酷和无奈。比如，关闭输油阀门需要用手转动操纵盘8万转而不是影片中的8千转;徐小斌的原型张良，根本没有机会与新娘拍摄婚纱照就牺牲了，为了确保远程供水，他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不断潜入满是油污的大海清理垃圾，而如果油罐全部爆炸，大连转瞬之间真的就会成为“死城”。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飞行员时，曾经在大连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不止一次从美丽的大连上空飞过，想到大连有可能会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真的有点不寒而栗。
感谢那些挽救了大连的烈火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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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的特效和大场面，都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在这个层面，中国电影已经一点都不输美国大片了。
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影片中的几位英雄人物。
黄晓明扮演了主要英雄人物江立伟。这个角色虽然戏份并不是很多(《烈火英雄》是一部群像式影片)，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他在《太平轮》中扮演的那个矫揉造作的国军中将雷义方强太多了。
江立伟本来是一位自豪、自信的消防中队中队长，也是儿子和市民心中的救火英雄。但在一次普通的救火行动中，却因为指挥失误，发生了爆炸，并牺牲了一位队员，他也因此被撤销中队长职务，受到嘲笑，并成了“PTSD患者”(即创伤应激障碍，指那些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面临被迫退役的窘境。
油罐区的大火，成了他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在最后时刻，他用“欺骗”手段，把唯一的逃生机会让给战友，他在烈焰的包围中微笑着向战友挥手告别的镜头，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接替江立伟担任中队长的马卫国，却一直被父亲藐视。父亲是一位老英雄，是他的偶像，也他面前的一座大山，他梦想能够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更梦想有一天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同。在扑救油罐区大火的战斗中，他率领中队坚守油罐区与化学品区之间的最后防线，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做好了与化学品区共存亡的准备，他也成了烈火英雄。
在影片的尾声，马卫国回到家中，父亲在身后出现了，他身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郑重地向儿子敬礼。马卫国半是仓皇半是兴奋地回礼，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而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吃饭吧!”
这是导演的神来之笔。在中国，男人与男人之间，父亲与儿子之间，公开表露感情会被视为一种软弱。父亲向曾经在火海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儿子敬礼，就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但这种极度的含蓄与隐忍，反而能够让观众体会到他心中的极度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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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当代中国，英雄主义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国度，从来不缺乏英雄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史诗。
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流文化和文艺作品中，英雄主义大致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三十年，基本上革命英雄主义占主流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主要英雄人物，如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麦贤得等，都产生于这个时代;
八十年代之后，革命英雄主义受到嘲弄与解构，逐渐进入了“去英雄主义”或“反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背上了“虚伪”的原罪，范跑跑这样的“反英雄”反而受到追捧;
新世纪后，尤其是近10年左右，英雄主义开始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基础已经和第一个三十年有很大不同。
简言之，今天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精神，主要不是来自于对“革命”的认同或政治认同，而是来自于性别(“爷们”)和性格(“血性”)认同，外加一点民族主义，如《亮剑》。在有些作品如“战狼”系列中，英雄精神甚至来自于对美国英雄的模仿。
但在《烈火英雄》中，英雄主义精神出现了新的升华，主要来自于职业责任和职业荣誉，来自于亲人的嘱托和期待。
这种英雄主义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但从长远来看，英雄主义精神还是应该建立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这才是最坚实、最强大、最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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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英雄》无异是一部充满视觉奇观的商业大片，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得到一次酣畅淋漓的视觉享受。
但《烈火英雄》的意义远不止此。
侯勇饰演的支队长在通知江立伟准备退役时，说自己也曾经患上“PTSD”。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讨薪女工从塔吊上跳下来，从此一看见塔吊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港口的油罐区发生大火后，“滨港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混乱，市民争相逃离这座可能陷入灾难的城市。
大批的市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涌向地铁、海港和机场，到处都是丢弃的行李，到处都是狼奔豕突的人群，没有看到志愿者，也没有看到基层干部。没有有组织的有序疏散，更没有有组织的支援前线。
反倒是油罐区的火灾前线，尽管随时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大爆炸，但一切都井然有序，井井有条。
敢于赴汤蹈火，组织良好的纪律部队身后，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这是《烈火英雄》呈现给我们的场景——这比影片呈现的视觉奇观更值得我们关注，也更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