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仍强烈呼唤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今天是2023年冬至，在这个据说是史上“最冷”冬至的深夜，我在家中反复踱步夜不能寐，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周前在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瞻仰时触发的问题——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仍强烈呼唤毛泽东？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那么，未来到底在呼唤什么？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经47年了。我是个大学里的“80后”教员，我的学生都是“90后”和“00后”。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在当代中国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热爱程度在不断提升。由于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政理论课讲授，我持续观察学生们的“偶像”选择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变迁。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随着时代变化，青年人的语言词汇使用会出现细微调整，比如今天大学生谈及“偶像”二字时往往狭义化为娱乐明星群体，而不是如我们这些“80后”把偶像当作是“值得崇拜和学习的人”，所以当你调整提问方式，问他们“最尊敬的人”是谁时，据我多年跟踪调研，近乎9成以上大学生都会选择毛泽东，其余选择较多的是周恩来、袁隆平、父母等。
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21世纪中国青年内心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偶像？如果说我们这些80后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还感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和熏陶，而我的学生们则显然完全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更多的全球信息，他们享受着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面对着更多的娱乐选择，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持续强烈地呼唤毛泽东？
我想，大体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反“内卷”，要“外卷”，青年呼唤毛泽东。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内卷化”本是一个专业学术概念，在最近五六年逐渐成为全社会流行的大众词汇，以至于该词也不断简化，“内卷化”——“内卷”——“卷”，大意就是付出更多劳动却收获甚少。今天中国青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再想重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迅速“爆红”，概率已经微乎其微，整个社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明晰的秩序和分层，青年实现阶层跃升的难度在加大，周期在拉长。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加入以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所获得的历史机遇期红利正在不断衰减，西方主动与我们脱钩并极限打压日益增强。
当外部红利充分的时候，“内卷”或者说“勤奋”是有明显效应的，正如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的恰恰是亿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积极性。但当原有国际格局下外部红利抵达极限后，“内卷”已经无法再发挥出原有的效应。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强烈的，也是有历史传统的。实现阶层跃迁是中国家庭几千年的不竭奋斗动力，这就是为何物质生活明显大幅提升后，中国人依然要“卷”（奋斗）的内在动力机制。
21世纪的中国青年要想“出人头地”，其实大家都已经逐渐明白，这已经绝不是个人努力奋斗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中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展的世纪竞争的问题，是涉及到人类命运前途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当代中国只有带领全球南方国家闯出一条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解决自身现代化发展中遭遇的诸多挑战和困局。
通俗的说，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青年，若想再进一步“出头”，仅仅“内卷”已经远远不够了，时代需要的是“外卷”。所谓“外卷”，就是全球视野、“三个世界”、一带一路、“出海”，其实就是在更宏大的体系格局中解决原先具体的局部微观问题。“内卷”就是专注个体和内部，失去对外部和宏观结构进行观察改造的视野和动力。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张骞的凿空西域、班超的万里觅封侯，将中国的全球第一生产力与世界的资源、粮食、市场、文化进行更好的联结，建立更加均衡和谐的全球新秩序。
而毛泽东无疑是“外卷”的最杰出代表，他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侵略者和美国侵略者，在险象环生的20世纪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独立生存发展空间。在此次韶山参观中，我们学习到青年毛泽东面对家庭屡遭变故时，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如何“冤有头债有主”在家乡解决具体恩怨细节，而是跳脱出来站在整个贫苦农民的阶级立场上解决全天下的问题，以及后来站在全球格局中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代青年崇拜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继承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从毛泽东身上汲取和寻找“外卷”的力量和智慧，他们已经凭直觉明白“内卷”是没有明天的，“外卷”才有出路。
第二，抑豪强，尊人民，青年呼唤毛泽东。
“六亿人民尽尧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社会历来尊重官员，“官本位”是传统，但同时还有另外一句箴言时刻制约着官员，就是“民为本”。“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民敬官、官爱民，是一体两面。当官民一心、上下同欲，则往往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冉冉上升，反之则一盘散沙、走向衰败。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是因为他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关爱普通群众，强调平等意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普遍的准则。毛泽东向来反感才子佳人主导历史的叙事，在国民党“向上看”的时候，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向下看”，去人民群众中寻找力量，从那些一向被忽视、被侮辱、被轻蔑的底层劳动者中发现未来。数以千万计的穷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而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共产党把他们当人看，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用毛泽东话的说，“人民就是上帝”。
毛泽东让共产党员俯下身子去，走群众路线，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防止共产党蜕化为特权群体，这样的警告时至今日仍然有益、有效。革命战争年代俯下身子比较容易，因为不这样做就动员不了人民群众，就会立刻遭遇强大敌人的围剿打击而失败。获得政权后，容易“由俭入奢易”，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人性有其缺陷性，所以就需要“党性”来克服，党性就是人性中的光辉甚至神圣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开展各种学习和运动，为的就是不走苏共的脱离群众而瓦解的覆辙。
当代中国，“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到底是“公务员”还是“党的干部”？准确的说，两者皆是，但更关键的身份还是党的干部。如果仅仅强调“公务员”，仅仅强调照章办事严格执法，而忽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初心，则必然会走向只知执行、不问是非的官僚，甚至蜕化为“官油子”。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城市，但却是在广大乡村中获得了力量赢得了胜利，带有明显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就是跟老百姓的亲近感。而随着历史发展前进，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俨然进入“城乡中国”甚至“城市中国”时代，常住人口的2/3已经在城镇，整个党和治理机器也都带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特征，而城市化一般意味着“理性化”，理性化与官僚化是天然契合的。这才是今日中国干部队伍体系“官僚化”倾向的深层次动力和原因。
在市场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干部也是普通人，也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理性化计算来维持生活和生存，理性化的核心就是会算账，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核心也是此理，付出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多的职业收益。
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天然导致两极分化和等级森严，青年群体中的绝大部分均在市场中获取就业机会，对此体会深刻，可谓“天下苦秦久矣”，“打工人”的自嘲正是典型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纠正和改善这种压迫性结构的力量，只有共产党这一庞大组织。而如果共产党放弃这样的追求，反而自身也蜕化为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则青年的愤怒和失望自然难以抑制。
今天，包括青年在内的全社会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诸多嘲讽和厌恶，本质上是呼唤国家抑制资本保护社会，干部亲近百姓有所作为。毛泽东亲手缔造了全世界最有力的科层组织，但毛泽东一生都是反官僚的先锋，他是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希望和灯塔。
第三，反庸俗，求理想，青年呼唤毛泽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其重要特征。这种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持续勃兴了半个多世纪，有人认为其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回归理性、回归常态、回归生活。
今天的“90后”“00后”青年自幼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饱受洗礼，但事实证明，“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生而为人，人区别于禽兽，恰恰在于人对“意义”的追求。所有人都是注定要死的，要朽的，但人恰恰是要在这个注定要朽的人生中追求“不朽”。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出现了解决温饱之后迅速转向文化消费的趋势，对精神世界需求的满足成为重大社会转变。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鼓励号召大家，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自己的一生正是这样积极实践的。市场经济让当下的年轻人接受了深刻的功利化训练，利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虽然也会产生一定的奋斗动力，但这种动力能量较小，且极容易让人心力交瘁、难以持久，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所谓“小人长戚戚”。在青年人中不断增长的各种心理疾病和精神苦闷，恰恰是这种市场化浪潮和城镇化发展的副产品，化解的方法只有是弱化小我、升华大我，把自己融入到更大的集体中去。
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和探索，中国正是借助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朝着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断前进。在冲刺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必然还会遭遇很多挑战，只要有困难，中国青年就一定会“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作为一个大学教员，对比毛主席，我时常深感惭愧，在面对各种困难而灰心丧气时，我总是从毛主席的人生经历中汲取力量和意志，支撑我继续奋斗下去。
毛泽东从未远离我们，他的光辉业绩永远照耀着我们奋勇前行。
2023年12月22日冬至夜
作者：刘炳辉，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