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病了，往往病源都在精英阶层？

　　秦始皇，一个争议很多的伟大历史人物。

　　就拿“焚书坑儒”这件事来说，争论了二千多年，有人以此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不尊重读书人。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很冤枉，焚书坑儒被后人误解，根本谈不上暴政，不能让他再背黑锅。

　　那么，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捋一捋。

1、焚书

　　根据《史记》记载，“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时间、背景、原因，统统不同。

　　焚诗书，坑术士，才是正解。

　　到了汉朝，学者孔安国，把“焚诗书”“坑术士”，两件不同事情，简单缩写为“焚书坑儒”。

　　老孔在《尚书·序》文中写道：“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了防杠精，只能出此下策，引用史料。）

　　很明显，老孔曲解了历史，后面学者以讹传讹，导致两个严重误解。

误解一：焚书目的，是监管舆论。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47岁生日那天，召集70多名博士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对同事周青臣的发言，提出反对意见，建议秦始皇推广分封制，这样有利于稳固国家政权。

　　关于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的发言，秦始皇并没有当场发飙，而是让大臣之间再讨论讨论。

　　后来李斯建议秦始皇，国家方针政策，允许大臣在朝堂做民主讨论，最后由陛下裁决定夺，但绝不能放任读书人私下妄议中央。

　　虽然国家实现了统一，但是朝廷颁布政令法规时，民间各流派的读书人，总是根据自己所学的理论，来议论国家政策。

　　这些人，在街头巷尾，唧唧歪歪，通过批评中央政策来吸粉圈人。

　　他们显耀自己学问，博取虚名倒是其次，更严重的是他们会误导广大人民群众。

　　李斯提议，朝廷要加强文化舆论监管工作，这样对朝廷治理会有好处。

　　焚毁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书籍著作，这样就可以有效限制民间办学，从而加强文化舆论监管，统一全国思想。

　　焚书命令下达满三十天后，如果还有人不执行政策，就派他去长城工地上体验生活。

　　当然，像医学、种植、占卜等技术类书籍，不能焚毁，需要保留好。如果民间读书人，想要学习国家法令政策，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报名，向专业官吏学习即可。

　　秦始皇认为这个建议挺好，于是同意焚毁民间藏书。

误解二：大量有价值图书，得到保存。

　　焚书期间，烧得最多的是地摊文学。

　　比如医学、农业、种植、手工业等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技术类书籍，并没有列入焚烧范围。

恰恰相反的是，这些技术类书籍，被官方大量刻撰收藏，由专人负责保管。

　　还有一点，秦始皇下令焚毁的是民间私人收藏的《诗》《书》等书，这些盗版书籍和地摊文学，看上去无公害，实际都夹有大量私货。

　　官方出版的《诗》《书》等典籍，不仅没有焚毁，反而保存很好，并大量刻撰，分类储藏。

如果秦始皇真的大面积焚书，我们现在就看不到《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左传》《诗经》等先秦典籍了。

　　我们反而要感谢秦始皇，他乘机整理了这些典籍，使得它有系统的完整地传承到今天。

　　所以说，焚书这件事是真的，但并没有焚烧先秦典籍。

　　《剑桥中国秦汉史》研究表明：中国秦朝“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更多的是后来毁于战乱。

　　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文章中写到：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

　　综上述说，焚书并没有历史讹传的那么龌龊，秦始皇只不过采纳李斯建议，加强了秦国文化舆论监管工作。

2、坑儒

　　坑儒，历史上指秦始皇坑杀儒生，这件事完全是讹传与污蔑，主要有两处误解。

误解一：坑杀，并不是活埋。

　　坑杀，并不是活埋，而是杀了之后，直接埋在坑里，不允许家属把尸体运回去另外下葬。很多人望文生义，把坑杀直接归纳于活埋，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

误解二：秦始皇坑方术士，并非坑儒。

　　《史记》中有相关详细记载，起因同秦始皇追求长寿的需求有关。（为了不让大家头疼，我就不引用原文了）。

　　当年秦始皇，为了实现长寿的目标，在全国招聘了很多方术之士，来咸阳宫内从事药物研究工作，希望能研制出提高人体免疫力与延长人类寿命的药物。

　　如果用现在观点来解释，搞点药物研发，探索生命科学，并不是什么坏事。炼丹技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冶金、化学技术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里需要做个简单科普：方术，古代指方技和术数，方技侧重于研究医学、药物、养生、人体等学问；术数，侧重于研究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

　　方术之士，简称方士，或方术士。

通俗地讲，就是古代的科研工作者。

很多人犯了历史虚无主义，天真幼稚地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都统称“方术”。

　　我们不能因为没叫“物理、化学、生物”，就否定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这几门学问。

　　深圳市以前不叫深圳叫东莞，难道你能说深圳这块地不存在吗？肯定不能这样讲。

　　由于方术包罗万象，研究对象太过宽泛，人才队伍过于混杂，加上历史宣传问题，导致大家对方术印象不好，认为他们都是江湖骗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方士都是高级技术类人才。

　　秦始皇时期的方士问题，坏就坏在团队鱼目混杂，很多人是过来混饭吃的。可是秦始皇立项之后，投入巨额研发经费，是想要看到研发成果的。

法家的管理思维就是循名责实，要落实岗位责任义务，搞绩效考核，谁都不要想混日子。

　　在科研团队中，有两个大忽悠（卢生和侯生）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取得秦始皇信任后，成为炼丹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这两个大忽悠，给秦始皇画了一个大饼，表示一定能研制出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后很高兴，对此表示深信不疑，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供他们团队从事药物研究（炼丹）。

　　结果，这两个人是个水货，牛皮吹得太大，眼看时间节点快到了，完成不了科研任务，担心领导怪罪下来要吃苦头，干脆卷走科研经费，私自跑路。

　　秦始皇听闻此事后，派人去通缉卢生和侯生，顺便派中央巡视组进驻科研中心，审查科研经费使用等问题。

　　结果，发现科研团队内部，发生塌方式腐败，炼丹方士们相互举报，牵涉了1000多人，最后坑杀了460多人。

　　面对炼丹团队的集体腐败问题，秦始皇还是有区别对待，只是坑杀了问题严重的460人，其他认真从事科研工作，但暂时没有出成绩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反而继续调拨经费，支持科研工作。

所以说坑儒这件事，纯粹是瞎掰的。

如果秦始皇真坑儒，在生日宴会上公然泼冷水的淳于越能善终？

　　事实上，秦始皇很民主，淳于越没事，过得好好的。

　　秦国其他儒生，如郦食其、孙叔通、陆贾、张苍等人，都好端端的。在秦朝，儒生政治地位，虽整体不如法家，但也得到基本尊重。

汉朝学术界，司马迁、班固、王充等治学严谨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当年秦始皇是“坑杀方术士”，而并非儒生。

　　那么，谁把这个问题曲解呢？

　　同西汉学者刘向有关，我们来看看让人头痛耳鸣的史料：

　　《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而刘交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是说，刘向并非普通学者，他是具有皇室血脉的学者。

　　在西汉学术圈，地位挺高，其文章与观点常被后人引用，完全在情理之中。

　　换句话说，刘向误解了秦始皇，后面学者鹦鹉学舌，也认为秦始皇“坑儒”，久而久之，秦始皇就成了“焚书坑儒”的暴君。

综上所述，“焚书坑儒”就是伪历史，天下黑秦始皇久矣。

　　秦始皇历史形象不是很好，同后来儒家当权也有关系。

　　为了满足政治家需要，后面学者搞点秦始皇黑材料，夸大秦始皇的污点也很正常。

　　不但是秦始皇，包括整个法家学派及代表人物，其历史名誉都不佳，最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比如先秦时期的商鞅、韩非子，汉朝的桑弘羊、张汤，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能臣干才，都被描述成阴狠、刻薄、毒辣的代表。

　　法家思想被黑成残暴与专制的工具，对法家依法治国、绩效考核等科学管理思想却视而不见。

　　原因出在哪里？这和历史上儒家长期掌控舆论权有关，这是赤裸裸的学术流氓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奇葩的现象：

办大事的，实施大仁政的，为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呕心沥血的，往往都被历史所抹黑。

而办小事的，实施小仁政的，搞点小恩小惠的，让人民群众立马尝到甜头的，总是被历史所褒奖。

　　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里面，既有普通民众的短视，也有剥削阶级的偏见。

　　民众的短视，源于生产力的限制，对认知产生局限性，为了个体的生存，普通民众更关心自己眼前的近期利益，很难看清长远的利益。

　　剥削阶级的偏见，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故意歪曲历史，通过掩盖历史真想来蒙蔽广大民众，达到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目的。

　　这里面，既得利益集团歪曲历史，设法固化阶层利益，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也是社会走向内卷、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重要内因。

社会病了，往往病源都在精英阶层，而不是底层民众。

　　比如抹黑历史伟人，这种常见的社会病，其病源都始于精英阶层。苏联的崩坍，深层次的原因，始于苏联精英病了，进而全盘否定斯大林所致。

　　秦始皇是华夏民族的伟人，对华夏文明繁衍与传承，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这口历史黑锅，早就该把它砸个稀巴烂，让华夏子孙后代，看到一个更伟岸的秦始皇。

　　最后，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结束这篇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