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西方借思想殖民对外搞“柔性控制”

　　近现代世界历史几乎是一部西方称霸史。西方大国谋霸历来是军事扩张、经济掠夺、意识形态渗透“三位一体”。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来软的，意识形态渗透就是其中“软的一手”。相比于武力征服和经济控制，意识形态渗透隐蔽且威力强大。如果说军事霸权目的是攫取他国领土、迫使他国屈从，经济扩张是最大限度攫取他国资源和财富，思想渗透就是着眼于控制、摧毁非西方的价值观，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摧毁、颠覆乃至替代对象国的信仰体系、价值标准和文化自信，推动这些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意志与利益思考和行事。

　　思想领域，从来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尤其是在殖民主义瓦解的背景下，西方影响世界更多是借助这样的间接方式，这就使得思想殖民的塑造力和穿透性进一步凸显。凯恩斯曾说过：“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却往往已沦为某个过往经济学家的奴隶。”更重要的是，这些特定的思想和观念一旦外化为战略和政策，将对具体国家的现实政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首先，诋毁对象国整体形象，为西方干涉和打压提供舆论铺垫。西方大国总是在想方设法动摇、削弱乃至颠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根基。一个突出例子是，西方媒体针对亚非拉国家的报道，总是集中于它们不稳定、犯罪和灾难等阴暗面，对它们的积极一面甚少报道。在中东地区，那些不听从西方国家号令的政府，经常成为西方媒体冷嘲热讽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为推翻摩萨台政府，美国舆论将摩萨台描绘成一个穿着睡衣在床边举行会议、在公开会议上哭泣的人。而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以及苏丹的巴希尔政府，在“政权更迭”之前，就已成为西方媒体的攻击目标。

　　其次，误导对象国的发展战略，使之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在殖民时代终结后，西方控制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于经济控制。关键举措之一就是，通过意识操纵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使之尽可能继续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它们亟需开辟更多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此在对外宣传上总是刻意渲染“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忽悠”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用本国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交换西方国家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不同于欧洲扩张主义者以前传播的思想观念，当前西方对外思想殖民的重中之重，就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到处传播。

　　美国许多知识精英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华盛顿共识”那套东西，如制造“市场万能”神话，解除资本管制，国家信用靠国际金融机构评定，鼓励进口依赖等等。在引导和塑造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发挥着重要却不为人知的关键作用。学术研究表面上远离政治，实则是塑造话语权、参与政治决策的强有力方式。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一条只能继续同西方保持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的发展道路。

　　第三，诋毁对象国信仰体系，诱导其盲目效仿和照搬西方模式。

　　“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变化，是影响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这是因为，信仰体系处于整个价值体系的上游位置，信仰决定理论，理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因此，一旦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发生变化，便会使原有的审美观念和道义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有价值体系将瓦解，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会更易于按照他国指挥棒行事。

　　实施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有很多，包括在现有价值体系中掺杂“杂质”，以达到破坏传统文化根基的目的；谋求实现社会的“个人主义化”和“原子化”；宣扬“金钱万能”；刺激民众，特别是精英层的物质欲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价值观念一旦遭到瓦解，一些民众将不可避免陷入信仰危机和价值迷茫，知识精英也可能丧失理论辨别力，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思想的俘虏。

　　2011年的中东剧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是在西方长期的思想渗透下，一些中东国家的精英沉迷于西式民主的理论与道路，他们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盲从西式民主的失败过往，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毫不犹豫地将“西式民主”当成纾解国家困境的救命稻草。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民主化转型”，使相关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