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没有白天和黑夜

　　列车穿过一大片工业厂房，窗外的风景骤然间变成了典型的北方县城的模样：街道两侧堆满了二三层的商住两用房；横穿而过、在头顶交织成片的电线，在街角处被拧成一团。颇有设计感的绿化带和高压输电塔有序地伫立在河堤的一侧，整洁得像是在宣告着这里仍是某高端城市一部分的事实。沿着路向南，殡葬服务的门店摆满了一整条街。零星几家饭店夹杂在卖寿衣和骨灰盒的之间，其中一家麻辣烫店已经不营业了，门窗上还贴着转让的告示。

　　紧密排列的商铺间偶尔会留有些口子，穿过通道就可以进去。不夸张地说，里面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看似胡乱搭建的房屋，每个窗子上都挂着铁栅栏，晾衣架、空调外机和外挂楼梯架在墙上；生锈的卷帘门和墙壁上被人拿油笔写下了一些奇怪的字；崎岖不平的水泥路，上面流淌着一些不明的液体；蓝色铁皮墙和电线杆上粘着小广告和被撕下过的痕迹——招工、办证、性服务，还有戒色吧的宣传广告。印着红底白字的化纤布挂满了各个角落，从4元一桶的自助洗衣店，到白天不开门的自助成人用品店，再到村委会选举的告示牌旁。j镇的务工人员就寄居在这些月均租金800左右的社区当中。

　　镇中的十字路口是整个j镇最集中的人力资源中心。晚4点左右，一些年龄较大的男性开始聚集在路口的东北角找工作。护栏旁停放着一排共享单车，求职者们在单车上跨坐着歇息。他们有不少是年龄超过45岁的，而绝大多数工作要求年龄必须在18-45之间。他们两三个人聚在一团聊着天，几个胸前挂着塑料套子的中介穿行而过。如果是要求较少的重体力工作前来招工，便能吸引不少上前问询的人；偶尔会有几个出药厂工作的中介拿着喇叭喊话，不过并不会有什么人会围上去。有一个手持着一个奇怪的仪器的小伙，在人群里看上去很显眼，他告诉我们他是在为政府工作，仪器是用来监测人流量的。有几个看出我身份的人走上来攀谈，聊学什么专业，聊学习无用论，聊成功学，甚至聊到了夸赞邓小平上面去。这时其中一个人连忙指出来，“邓小平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我顿时都笑嘻了。

　　因为一些原因，我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复印件，没有携带原件。后来遇到的第一个中介告诉我，药厂要求身份证，不过身份证复印件也是可以的。临近登上前往药厂的大巴之前，一个管理者模样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反复强调携带身份证和手机，不然领不到工资。再三咨询后，无奈之下，我再次回到了那个路口重新寻找工作。

　　时间临近晚六点半，阳光已经开始减弱。街边停着一些形形色色的面包车，一旁的工作人员叫喊道：“药厂临时工，230一晚，一餐，不拧瓶盖！”我连忙上前报了名并询问身份证的事情，他满口答应只有复印件也可以。那人简单清点了一下人数便关上了面包车的后门，车子掉头并拐了几个弯后把我们送进了一家中介公司的门口。填表、扫墙上的码，十分钟后，又一辆载着11个工人的面包车把我们从j镇拉到了h镇。七点半左右，车子停在了生物医药基地的某家工厂附近。下车，我们被要求穿上一件写着劳务公司名字的绿色光条马甲。我们五人一列，和其他人排成一个方阵，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指挥着几个其他穿着绿马甲的人把我们带进工厂里。

　　人员调配花了一小时左右，我们最后被要求上交手机，安排插队到8号生产线。工厂的环境比较简陋，没什么明显的的电气化设备。白色的长桌子沿着墙上标注的生产线摆放着，空旷的屋顶找不着主动通风设备，白色的氙气灯照得人睁不开眼，一旁悬挂着红布标语，上面写着：

　　“视质量如生命”

　　“全力支援全球抗疫，快快快！”

　　“外包最大质量问题：漏装组分，发现一例返工全批！”

　　线长大声告诉我该做什么，但是他的命令还是被淹没在人潮里。我反复回问了几遍，最后他递给我一个装满药盒的框子。前半夜的流水线任务是组装印着德文的鼻咽试纸，物料员把带印痕的纸板送到上流，经捏成盒，贴标签，装试纸、棉签袋、紫色试剂管和说明书，称重质检，封口装箱。我被安排和另外两名工人一起捏纸盒子，一旁的小哥主动告诉我怎么捏比较快。一个小时后，我逐渐习惯了这个动作，大约4-5秒就能接手下一个。手里的工作中全自动地运行着，同时还能多余出部分精力用来观察着周边的环境。

　　“别他妈说话了”，监工重复地叫唤道，“你叫什么名字？”隔壁的7号生产线被点起来一个人，她不情愿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罚款20啊！交头接耳！”难听的声音从电喇叭里嗡嗡发出来，也不知道他所谓的罚款是否能真的通知到中介那边。那位被“罚钱”的工友坐下后不断地埋怨自己被冤枉了。

　　流水线是一种很吃配合的组织形式，整个生产过程不能有步调不一致的，过快或是过慢都不行；同时，下游的加工还要配合上游的给料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物料堆积，引得线长和监工前来叫骂。我不太能理解的是，如果物料堆积，上游的工人也可以帮助下游的完成工作，或者调整不同岗位的人员安排，也可以安排几个人动态地调整工作内容。容不得我想这么多，监工带着喇叭再次靠近我们8号线，把我的思路打断了。本来少许交谈还能多少缓解半夜工作带来的困顿和疲倦，和工友们有说有笑地配合转眼间变成呆板的固定动作，困意再一次地浮现出来。听一同前去打工的朋友说，4号线的线长一面在配合监工督促生产，休息的时候又吐露到自己也是招进来的临时工，只不过在厂里做得多了才捞了个线长当，做了些对不起各位的事情，心里还挺忏悔的。回去时又听别的人说，整个工厂几乎没有几个正式员工，甚至连监工也是招的长期的临时工。这种层级鲜明的管理模式甚至并不是把生产效率当做第一要务，而是为了管理而管理。

　　时间刚过凌晨一点，7到12线的工人被安排去食堂吃饭。这是一个位于另一栋楼四层的食堂，大概也是委托方外包给食品公司来组织烧的菜。食堂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餐桌上还残留着尚未被清理的骨头和洒出的汤汁，少有能找到桌面环境还能再容得下一盒子饭菜的。内容很简单，一碗没有任何味道的汤，一块硬得难以咀嚼的炸鸡胸肉，一些切碎的白菜、木耳和鸡肉，外加一盒米饭。前台有卖饮料的，理论上只能用现金购买，可还是放着一个微信收款的二维码。回到工位前，年轻的男性工友们在捡之前捆绑物料用的橡皮筋弹着玩；我们互相聊着闲天，一旁的大姐向我们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后来的经历会告诉我，吃饭这会也就是我们最后仅有的休息时间。

　　鼻子被异物严实地堵住了，塑胶的气味还是透过口罩渗了进来。将五个标注着生物危险标志的塑胶袋夹住一张说明书和一张合格证，重复五次，再用橡皮筋捆两圈，这便是后半夜的工作内容。被码放起来的半成品经常性地会因重力作用滑开，我被迫将其重新整理好，并将边缘压实。一位工友不断地向旁边带手表的工友问时间，那个人貌似被问得有些不耐烦，颇有意味地答道：“你问的越多，时间便过得越慢。”

　　大概是凌晨四点左右，腿脚有些冰凉，伴着些许酸痛，不远处的“别他妈说话了”悠悠地伴着嘈杂的环境声传进耳朵里。一个留着单马尾的男的戏谑地模仿着监工的口吻说道，“快点干！”“能加点速吗？”，一边又缓慢地挪动着劳作的双手。线长坐在生产线的一角，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偶尔会有物件重击桌面的声音，有的是监工敲的，也有的是一些工人故意闹出的响声。“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不想干给老子滚出去，我看你几次了，我一过来就开始干，一离开就开始说话。”这是监工的训斥声。一位工作效率比较低的工友被他逮住了两次，第二次直接被清退了，消失在工厂的大门口，不知去向。应该是幻觉，视线前开始出现一些记忆中十分熟悉的画面，下一秒突然又变得陌生起来。大脑和身体就像脱离了一样，双手不受控制地自动处理着面前的工作。

　　天开始变得蒙蒙亮了，身体正临近精神崩溃的边缘。监工抽查产品时查到了一些装错袋子数量的成品。“数数都不会数吗？你们都是傻逼吗？你们他妈的还能有些什么价值？”伴着怒气，他自以为幽默地冒犯着所有人。“我知道这是谁做的，但我给他面子我不直说，再给他一次机会！”颐指气使的语气让我想起了之前上学的日子，可我所面对的现实却不得不时刻提醒着自己，这里可不会有什么人在乎我的利益。辱骂就是辱骂，是每晚都要做的事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12小时的绝对的独裁统治，8点过后可就不再是了——他们只期望我能在这段时间内做更多成品，贡献更多剩余价值罢了。从小到大习惯于被社会接管的日子，习惯于和学校站在争取高分成绩的统一战线上，在此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所取代，然而耳语间尽是些熟悉的话术和手段。我不是自由的人，也不是因受教育而被剥夺自由的孩童，而是一颗自愿出卖着自由的螺丝钉，一种错位感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工作当中贯彻始终。

　　没有幻想中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关心，甚至没有敷衍的话，监工的叫骂声持续到了下班前的最后一刻。即使不对此抱任何期望，明知被榨干就是临时工受到的最正常的待遇，可还是很失望，失望于这个虚假的真实世界。

　　我轻而易举地脱身了，被地铁拉回，然后回到了内卷的小阁楼中。而那些在人民桥走投无路的人，紧接着伴随6小时的仓促睡眠，6小时在大巴车上摇晃和中介所附近奔波，继续昨日12小时的夜班工厂劳作，如此夜复一夜地重复着这令人作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