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农民的现状要真走上地头才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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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晋南夏县农村插队七年,最后三年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负责科学种田,所以对农时特别注意。每年“三夏”(夏收小麦、夏耕麦地、夏种玉米)和“三秋”(秋收玉米、秋耕玉米地、秋种冬小麦),是农村最忙的时候。九月下旬我看天气预报,晋南地区一直下雨,担心夏播玉米收不回来,耽误冬小麦播种,就打电话给担任生产小队队长(村民组长)的我的学生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连续一周了一直下雨,玉米地里太湿,地很软,收割机进不去,各家都在发愁。因为冬小麦只有在玉米收割后才能在同一块地里播种,我知道如果过了寒露节气播种,由于“地气凉”(温度低),麦苗根系向下发育慢,根扎不下去,必定影响明年的收成。

  于是在网上“抢”到了一张10月3日从北京丰台站到运城的高铁票,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和汽车,当天下午3点回到插队七年的夏县禹王乡(公社)西其里村(大队),了解秋收情况。同时也想了解农民的想法和生产生活情况。

  作为插队七年的知青,西其里村是我人生踏入社会的第一步,是西其里的乡亲们在我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帮助我、关心我,使我成长、入党的。人不能忘本。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也是作为党员的本分。

  那天是“晴间多云”,玉米可以收割了,所以到了村里,我把行李箱放到我居住的学生家里后,顾不得和见到的老乡寒暄,就直接到岭上看玉米的收割情况,在地里和农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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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割的现场,我发现,收割机收割的宽度约3米,而分田到户后每家的地宽度只有5-6米,收割机本来一个来回就能收割完的地,因为在地头无法转弯,只好倒车回来,再次进入地里收割,实际上是两个来回,降低了收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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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同一个地块的玉米,本来可以一次收割完,但因为分给了几家,造成了有的家玉米收了、有的家没收的情景。使得农机要跑几趟,增加了油耗,加大了成本。大部分农民都认为,土地只有连成片才能提高农机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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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告诉我,今年小麦生长期,国家用无人机免费为粮食作物喷洒农药,这种农药对果树有伤害。因为种粮食作物不挣钱,不少农民在地里种植了经济效益好的果树,造成果树与粮田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次免费的农药喷洒有约1/4的农田没有进行。有的说要是搞集体化,土地集中种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看来“惠农政策”也必须符合现在农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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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增加收入,老乡们们在山坡上种了不少果树,但几乎所有的果树园里都是杂草丛生。这些杂草过去都是生产队派专人割回来喂牲口,压绿肥(有机肥)施放到大田里。因为现在村里没有年轻人也没有牲畜了,都是老人在种地,他们顾不过来,只好任其生长,而大田里则加大化肥量,造成了土壤进一步污染、板结。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农业不能“化学化”、仅靠化肥提高产量,而且现在提出的污染治理中就有治理“土壤污染”的要求。因为上级只要求产量,这个问题就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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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坡上的农田里,我看到废弃多年的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养猪场。我问村干部,为什么不拆除,恢复种庄稼?答复是,他在自家承包地里盖的,没法管。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却无法管,这不得不引起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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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种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方法,使得所有权者(集体)实际上无法管理,利用承包权进行经营所获的利也无需对所有权者缴纳任何费用。这就像你的一辆汽车,让别人承包了,他利用你的汽车拉货、载客、经营获利,却不给你一分钱。你的汽车所有权实际上丧失了,车成了承包者的了。如果再“流转”出去,真和所有权者没关系了。

  在和农民的交谈中,没有人说“我承包的地……”,而是说“我家的地……”,更没有人像过去那样说:“我们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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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个曾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学生请我吃饭,席间说起村里现在的状况。他们认为,农村要搞好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10月4-6日都是阴雨天。我们这里有个特点,一般是在上午10点左右下雨(因为这个时候吃饭,所以叫“饭时雨”),我就利用早上7、8点钟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聊天,听听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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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们普遍地对今后土地走向感到迷茫。插队时我当过民办教员,现在我的学生大都七十岁左右了,最小的也六十四五岁了。当年土地承包时,他们还没有孩子。现在的“土地使用权证”上自然没有孩子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的孙子了。他们认为,说是可以继承,但他们的孩子学校一毕业就外出打工了,根本不会种地,连自己家的土地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继承了有什么用?有的说,那时候就归集体耕种了。马上有人接茬说,要是这样,还不如现在就归集体耕种。我们老了,也种不动了。

  当我问到农村医保的问题时,他们告诉我,每人每年380元,只有住院才能使用。一家3口人就要交一亩小麦的钱(小麦亩产1000斤,收购价1.4元/斤),人多的家庭负担不起,就没交。村干部就威胁说,你要是不交,就停发你的种粮补助。我找了一个我的学生核实这个情况,学生对我说:“他说的没有考虑成本。前两年我作了一个成本核算,一亩地种一料(茬)小麦,种一料玉茭,刨去种子、农药、化肥,浇地的电费,拖拉机耕地、播种、收割费……后只能落下750多元(不含他个人劳动力成本),实际上一亩地的收入只能交两个人的‘医保’。”

  我们村平均每人承包土地2.5亩,就是说,要拿出半亩地的劳动成果来缴纳“医保”,占收入的20%。一般农村家庭怎么也有四五口人,确实负担很重。他们觉得自己一年,两年也不会住一次医院,也用不上“医保”的钱,有点病吃点药就扛过去了,所以不愿意交。还有人告诉我,有的人医生让住院治疗,但输液打针后,觉得没事了,因为地里农话等着做就回家了。但医院依然按照你住院治疗,开出医保费结账单据上仍然有每天有床位费,打针吃药、护理费,认为太不合理了。

  下雨也为我提供了到老乡家里了解情况的机会。

  我们村是湿陷性黄土,一下雨土地发粘,人进到地里去都会把鞋粘掉,更不要说几吨重的收割机了。眼看寒露节气前小麦播种完不了,我就到老队长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小麦播种不完要出问题时。他对我说:“元仁,不熬煎(不担心)。现在比以前推后了一个节气,10月20号前种麦就能行。”看来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是很大的,影响到了农时。我又一次感到“实践出真知”,又一次接受了“再教育”。人的思想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重新认识客观世界,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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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老支书是因伤退役的老八路,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当年我被乡亲们推荐,公社批准我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我诚惶诚恐,不知道如何领导农业生产,就向他请教。他对我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做事的,老百姓的事就是共产党的事。现在让你干,你就要干好,不要让老百姓把你后背戳个大窟窿。实际上就是告诉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开展工作。所以我在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期间,花大量时间听取群众意见,和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把地种好。通过平田整地,调整小麦品种,打深井,解决土壤中缺失的磷元素,经过三年的努力把小麦亩产量从历史上最高273斤,提高到412斤,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被公社授予“好干部”称号,被评为全县“知青模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支书90年代就去世了,今年初他入赘的女婿也去世了,我自然要去看望一下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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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支书的女儿和大儿子(我的学生)住在一起,看望她时,不期遇到了利用“十一”假期回家探亲的大儿子的女儿和女婿(她的孙女和孙女婿)——一对在大学任教的物理学博士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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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我,自然很关注他们的科研课题和教学情况。从谈话中了解到,男孩子在研究天体物理,女孩子在研究锂电池的材质。一个是基础科学,一个是应用科学。谈到教学情况时,他们告诉我,受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学生的学习心态很浮躁,把大学毕业证作为“敲门砖”,缺乏踏实做学问“坐冷板凳”的思想,对现在的大学教育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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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个学生,中学毕业后都在公社的农机修理厂工作。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社办的农机修理厂也垮了。他们20几岁时就外出给私营企业主打工,现在年纪大了,只得回村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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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私营企业主并不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所以现在每月只领政府发的130元“养老金”。村里其他外出打工者也基本是这种情况,私营企业主按日记工资,每月按照你的出勤日发工资,并不给他们缴纳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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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他们在市场中购买“劳动力”,采用雇佣劳动的方式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当劳动者不能再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时,就把劳动者一脚踢开。缩小城乡差别应该首先考虑发展农村,而不是只发展资本聚集的城市。习近平同志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在纠偏,但落实起来不容易。

  在通往岭上道路的一侧,我看到每隔30到50米就有一个出水阀门,感到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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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了解,原来是因为地下水位下降,说是为了涵养地下水,而“引黄河水”浇地准备的,这当然是好事。而且地下的管道都是无缝钢管,已经铺设好了很久。问到“什么时候来水?”答复是“不知道”,并且告诉我,外村有的管道敷设四五年了也没通水。而且用黄河水是要按照浇地的亩数收费的。“那原来花了几万元打一口的那么多口百米以上的深井怎么办?” “不知道。”

  涵养地下水,只能是涵养地表和浅层地下水。突破百米的深井,是打穿了岩层后取得的深井水,与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没关系,是不参与地表水自然循环的深层地下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宣传?

  据了解是从永济县引黄河水。永济距夏县近100公里,永济的海拔356米,夏县海拔711米,高差355米。就是说,是从低处往高处供水,相当于从100公里外向120层的高楼供水。这需要大功率的取水泵,通过总管分配到沿途各县,各县通过干管分配到各乡镇,各乡镇通过支管分配到各村。而且沿途各处都要设置加压泵、分水站,投资巨大,当然这么做GDP肯定增加,但至今不见效果就有问题了。真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是怎么做,又怎么批准立项的?

  原来 “三秋”时节,大队、公社干部都深入小队、大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这次我回村6天,从未见到村、镇干部到田间地头关心乡亲们秋收、秋种。只看到一则不许在县、乡、村道路上晾晒玉米的冷冰冰的通知。

  当然,交通安全事关重大,在道路上晾晒会影响交通。但首先应该解决老乡们晾晒的场所。过去各个生产队都有场,能够进行晾晒。现在场都没有了,尤其是今秋雨水大,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水分很大,雨又时停时下,乡亲们只好把收回来的玉米堆放在自家靠道路的屋檐下。天一放晴,立即翻晒,否则堆放的玉米就会发霉,卖不出去。这是他们指望生活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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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向镇里反映这个情况时,有的镇干部说,“这是县里统一要求”;“可以在村的田间路和集体场里面晒,这个是共性问题,目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有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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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村每户平均有10亩或以上土地,每户基本上种有五六亩玉米,玉米亩产一千斤(指玉米粒),每户则有两吨多到三吨的玉米,加上玉米棒子,体积很大,庭院里根本放不下?而且“集体场”早就没有了,说可以到田间的路边晾晒——庄稼地距离村里有2至4里路远,一旦雨下起来,盖都来不及盖!这是个“共性问题”,而且是早就有的“共性问题”,年年都有的“共性问题”,这么多年都不考虑解决,说明根本不想彻底解决,也就永远“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既无方案又无措施,怎么能对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逐步完善”?

  据了解,这些基层干部根本没有种过地,只知道对上级指示负责,而对老百姓如此没有感情,如此官僚主义,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毛主席为了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蹲在地里数一株棉花上接几个棉桃,每亩种多少株棉花;在玉米地里了解玉米的行距、株距,每株玉米结几个穗,数一个穗有几粒籽,通过最基本的方法计算产量。也不由得让我想起李鸿章说的,中国最好干的是“当官”,上传下达,自己不用负任何责任。难道这些干部就不懂得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是由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任何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都只会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如何“以人民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是对基层干部的考验。

  10月7日阴天,10月8日太阳出来了,下午我就要回北京。早上我抓紧时间又到岭上的地里观察土壤的湿度,看到了阳光照射后的田野上升起了薄雾,说明土壤中的水分饱和了,只能靠阳光照射来“蒸发”。估计还要再晒一二天才能进到地里收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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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上午给我的学生打电话了解情况,他说晒了两天,今天可以进到地里收玉米了。10月14日告诉我冬小麦播种完了,还发来了照片,我的心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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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76岁了。从插队到西其里已经55年了,离开也已经48年了,但插队期间和乡亲们建立的深厚感情至今挥之不去。我知道这次回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只有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心里话,我心里就踏实。是农民养育了我们啊!

  要振兴乡村,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要到田间地头调查研究,多看看现状,听听农民的意见。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方针。为了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议:

一、土地的所有权者要发挥作用,承担自己的责任。为了提高农机的工作效率,降低农民种地成本,调整土地种植区域,将种植同类农作物的土地集合在一起。这是农民都能够理解的。

二、村党支部要发挥作用,承担领导全村的责任。要在村党支部主持下,村委会分析村里存在的阻碍共同富裕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步骤。每年制定适合本村振兴,使本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计划指标。该计划应该通过全体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讨论通过,并报上级乡(镇)党委备案。乡(镇)党委按照各村上报的计划由包村干部不定期地检查,帮助解决村里不好解决的问题。

三、乡(镇)党委要发挥作用,承担领导振兴全乡的责任。乡党委主持下,乡政府每年制定全乡农民共同富裕的计划指标,分析存在的问题,重点需要采取的措施,步骤。乡(镇)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主要问题的解决,并向县委报告、备案。

四、乡(镇)包片干部每个月向乡党委汇报自己深入农村调查的结果,解决问题的情况。乡(镇)领导根据包片干部的汇报,深入各村检查是否真实,作为干部考核的指标。

五、乡(镇)主要领导,每季度向县委汇报自己深入基层的时间,调查研究的情况,解决的问题。县委派出巡视组深入各村检查乡里计划落实的情况,了解主要干部深入基层的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作为县委考核乡镇干部的指标。

  这样才能够使乡镇干部明确自己的责任,改变“不作为”“懒政”的面貌,坚持数年应该有成效。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文化青年委员会委员、华侨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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