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挨打受气的丫头，翻身建立南京首个农业合作社

1

九岁被逼当丫头

　　1929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东海县一个雇农家庭。父亲在地主家扛活，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早早离开了人间。可怜的母亲，领着我和我的姐姐、哥哥三人，生活极为贫困。虽然她在地主家当佣人，拼死拼活，也养活不了全家。母亲万般无奈，只好把哥哥和姐姐送到地主家当猪倌和丫头，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到我9岁时母亲死了，我只得和姐姐到地主家做丫头。

　　做丫头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衣烂裳，一年到头连鞋子也没有一双。我每天烧水、挑水、洗衣、打柴样样干。有一年冬天，我脚上生了冻疮，两只脚肿得像馒头，路也不能走，可是地主婆还逼着我洗衣、端茶、送饭，稍不如意，就扯耳朵、揪眼皮。有一次，地主家少了一样东西，硬说是我偷的，如果不承认，就要活活把我打死。

　　幸亏有一个帮地主家烧火的老奶奶把我救了下来，才免遭一死。后来姐姐把我送给另一个地主家做丫头。那家地主还是一样的厉害，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把我叫起来扫地。有一天我实在太困倦，抱着扫帚就睡着了，被地主婆发现，就用扫帚追着打我，我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一次，地主婆叫我倒马桶，那时我年纪小，个子只比马桶高一节，地主家的门槛又特别高，端马桶过门槛时，身子一歪，门槛没过去，马桶被打翻了。

　　地主婆气呼呼地跑过来，又是一顿毒打，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像人样。姐姐看了哪有不心疼的呢？姐姐想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可是不讲理的地主婆说：“我还没和你算饭钱，要走先把饭钱算算。”干了几年活，一分钱没有，还要算饭钱，这是什么理？但在虎狼当道的社会里，有理也没地方说。鸟无翅膀难飞，只得忍气吞声地做下去。一直到18岁才跳出地主家的火坑，逃到了南京，在浦口区吉袱乡（现顶山街道）五宫村安家落户。

2

创立南京市郊

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南京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打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穷根子拔了，刚过上富日子，农民又开始出现新的两极分化。为避免土改后农民重新丧失已分得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协商”的原则，组织农民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农户分散经营中劳力、畜牧、农具、资金不足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协调发展。1951年春，我和村上的韩立和、丁开亮、乜德林等5户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了“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1952年又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由互助组长被选为合作社社长。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开始为临时互助组，只有5户农产（民），忙时互助，闲时各做各的事。几个月后，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开始有短期生产计划和评工、记分、记账制度。

　　这两种互助组形式都是换工、帮工的劳动组织。在劳动过程中交换使用劳动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要素，或以人工换人工、以人工换畜力、农具。使用人力、畜力、农具的余缺得到及时合理的调剂。所欠工本均到秋后以农产品或现金偿还。

　　“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生产上相互帮助、互通有无，资金上相互支持，克服了许多困难，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大伙越干越有劲。“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也对周围单干的农民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互助组。不到半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从5户增加到46户，耕地123.5亩，其中旱地55.5亩，山坡地34.5亩，水稻田33.5亩。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一个很好的形式，解决了当时很多困难。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例如农忙时，先干谁家农活，农具、耕牛如何使用，抗旱时先给谁家抽水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区委要求全区人民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合作社。1952年，“李玉农业生产互助组”即转为“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合作社有章程、有制度、有社委会。

　　根据章程规定：

　　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入社的社员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善于经营副业生产的贫雇中农，入社的农民称为社员；

　　土地入股，社员自耕地除留足菜园地外，按土质好坏、水利条件、路途远近、面积大小等，评产入股；

　　生产资料，耕牛折价归社，公有公用公养，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牧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公修公用，从总收入中付给代价费，两年付本利；

　　劳动评功记分、集体组织生产，在分配上除从总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公益金外，一般按土四劳六分红，超产部分按劳分红；

　　财务制度，每月公布一次账目，经济上管钱不用钱，用钱不存钱，做到事事有据，笔笔有方，手续清楚；

　　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组织，社委会负责执行社员大会后的社务工作，每年民主选一次社委；

　　社员大会一月开一次，社委会每周开一次。

　　“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这一年，小麦获得大丰收，平均单产超过单干农产的一倍多，并获得“华东地区小麦爱国丰产模范”的光荣称号，秋季也获得好收成。年终分红，社员家家分得了粮食和现金。生活好起来的农民，身上穿的是新棉衣，脚上穿的是新棉鞋，吃的是大米、白面。

　　社员孙金章说：“我是去年才入社的，没有土地入股，全年做了180多个劳动日，光劳动力分红，就分得876斤稻子，290斤玉米，630斤山芋，100000元（旧币）钱。我4岁死了母亲，9岁死了父亲，是共产党救了我，是合作化道路给我今天。”“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好收成，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

　　就在这年冬天，我被评为华东地区农业劳动模范，又当选为南京市的妇女代表。接着，我又赴京参加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3

合作社面临严峻的考验

　　有一年秋季，合作社的碾场上站着一大堆人，正紧张地称（秤）着稻子，把晒干的稻子一箩一箩地往公仓里运。人们脸露笑容，看着会计杨××手指不停地拨动着算盘。突然，杨大声说：“我们还有什么奔头，一个劳动日只摊2－3斤稻子。”后又低声说：“你们忙得像个龟孙子，落得李玉一个人出名，何苦!”这是意外的消息，尤其是从会计嘴里冒出来的，加上别有用心地挑动，在场的社员的脸上笑容没有了。

　　全社46户，有10户是今年刚入社的，对秋收原抱有很大希望，哪经得起这个意外的消息！叭哒一声，中农韩××扔下淘箩，往回跑，嘴里叽咕着：“合作社好，哼，好个熊。”胡××有声无力地说：“早知道是这个下场，我也不入社。”其他几个中农本来入社时态度就不够坚决，一听这话就像炸了锅，吵着要把耕牛牵回家，退出农业合作社。

　　“退社”的风波就这样掀起来了。失望使一些农户产生了各自的打算。有的想“咱们有田有地，劳动力强，退就退吧！”有的说：“我们劳动力弱，把入社的牛牵回来，有牛有地，顾（雇）几个短工就是了！”还有的人平时和生产队长顶过嘴，也想退出去算了。

　　这几天，我的家里来来往往尽是人。有的来问：“李玉，农具、公房、怎么分？”有的来报告：“李玉，好多人不愿意下地干活。”合作社生产队长陶永年一进门就嚷嚷：“李玉，这许多人要退赔，社怎么办？”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也附和说：“大伙都要出社，不如散了算了。”

　　这些话语就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每当听到一个人又要出社，就像被打一棍那样疼。我嘴里没吭声，心里在盘算，“一个劳动日怎么只摊2～3斤稻谷？今年庄稼虽然受了旱，但绝不止这些。”想起去年社里稻子大丰收，亩产1200斤，那时8户社员多高兴啊！

　　“办社的确困难，难道合作社才办两年就这样让它垮了吗？”我默默地问自己。想起解放前被地主打骂的可怜相，又想起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生活。人家为什么能克服困难，过上幸福生活呢？我更想起了党组织对我说的话：“革命工作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向困难低头。”

　　我更加坚定了“党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战胜困难，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于是我召集大伙说：“合作社是不能垮台的，合作社是好的，我们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能变。”我分析一些干部的思想，并积极做好工作。

　　据分析：合作社检查委员丁开亮家收入是最多的，他退社是害怕别人说他收入多不愿退社。我找到丁开亮做工作说：“你是干部，你家又是收入最多的，明知道合作社有很多好处，为什么墙倒一起推呢？你这态度不对头，你要理直气壮地告诉农民，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有我们农民的光明前途。”

　　丁开亮一听脸“刷”的通红，忙笑着说：“说句老实话，我是不想退社的，你这一说，我有信心了。”接着，我又针对生产队长陶永年性急的特点教育他说：“要耐心地说服农民，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他们提高认识为止。我们做工作态度要积极，但性子急也是不对的。”陶永年听了后，表示要努力做好工作。

　　我又想起女生产队长冯赵氏，她是中农成分，但一年多来，在社里一直积极劳动，忠心耿耿地为社里做事，不知现在态度如何。于是，我便去找她谈谈，冯赵氏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算过细账了，合作社是一条好路，我一定坚持走下去。”

　　这时，我心里明白了，群众是要办社的，只是一些新入社的社员听到意外消息，感到失望，所以才要退社。因此，我也提高了巩固合作社的信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呢？当天晚上，我步行十几公里路，来到区委所在地――浦口镇，找到区委分管领导刘道昭汇报此事。

　　刘道昭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根据区委的指示，我带领合作社的干部，对农产逐户排队分析，分出哪些是要退社的，哪些有动摇的，哪些是坚决办社的三种类别。区别不同类型做好工作，鼓励坚决办社的，团结、争取动摇的，坚持耐心说服教育要退社的。46户社员中，多数农民态度是坚决的，有8户是动摇的，真正要求退社的只有3户。

　　同时抓紧公布秋熟分配账目，秋熟分配结果是每个劳动日可分稻谷12斤，每户社员的纯收入比单干的农产的纯收入平均高出一倍多。通过我和社干部耐心的说教，特别是讲明今年秋熟分配比单干农产高出一倍多的事实，合作社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更坚定了。

　　当时，闹退社最厉害的韩××也不好意思地找到我说：“我把牛卖了，不知你们还收不收我？”我听了立刻高兴地对他说：“只要你真正知道合作社的好，自愿回社，大家都会原谅你的。”另外，其他互助组的农民，晚上找到我家表示愿意入社。还有的在半路上遇到我，也要求入社。“李玉农业合作社”的事实，使许多农民看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真正体会到“合作社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合作社的红旗是扯不下来的”。

4

百年罕见的大水灾

　　1954年7月，一场百年罕见的大水灾，使“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李玉合作社所在的尤家圩一边靠山，一边紧靠长江。7月初，狂风暴雨连续袭击了两天两夜，山洪暴发，江水猛涨。许多人见了摇头叹息：“这个圩呀，是没法子抢救了，只好放弃了！”

　　尤家圩能放弃吗？不能！这里住着合作社的社员们，还有几百亩长势喜人的庄稼，保住尤家圩，是关系到我们社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我坚定地对大伙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要保住尤家圩。”

　　我和社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在漫水出险的地段，我第一个跳入水中，社员们都紧紧跟上，用木桩加固，用身体、门板堵决口。这仍挡不住陡涨的江水，缺口越来越大，社员们心急如焚。在这紧急关头，我们直奔江潮进口处，我对大伙说：“为了全圩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要坚决堵住它！”说着我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大伙儿见状也纷纷跳入水中，架起门板，挥舞铁锹与汹涌的江水作殊死斗争。

　　经过数小时的奋战，终于堵住江潮，胜利地保住了尤家圩。李玉社抗灾保圩虽然初战告捷，但老天不肯罢休，大雨仍日夜不停地下着，江水继续上涨，最终还是把尤家圩淹没了。有的社员住房被冲倒，几百亩庄稼地受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社员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困难面前有一部分社员的思想很混乱。有些富裕中农说：“丰收时看得出合作社的优越性，抗灾就不一定了。”有的还说：“还是敲锣卖糖，各管各行，自找门路吧。”但大多数社员不同意，正如老贫农陈学玉所说：“过去靠合作社翻了身，今天抗灾还靠合作社！单干，这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我心里想：“庄稼人靠的是农田，没有收成一年穷，我们要进行生产自救，堤内损失，堤外补。”搞好救灾工作一靠党的领导，二靠社员们的集体力量，生产自救也是一样。根据区委关于“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部署，合作社一方面安顿遭受水淹无家可归的社员生活，为他们修建房屋；另一方面组织人力抢收未淹的庄稼，抢种小麦，开展多种副业生产。

　　由于依靠了集体的力量，“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把山坡上的庄稼全部收上来，被淹的尤家圩也种上了麦子。“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的农民因为顾了生活，顾不了农田，他们的麦子都还没种上，“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田里的麦子，已经一片绿了。“李玉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也搞起来了。政府除发放生产贷款和救济款外，还发给了实物，大灾之年社员们仍能安居乐业。

　　饱尝旧社会受灾之苦的社员们感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走合作化道路，这么大的水灾，我们的骨头早就打鼓啦。”我说：“这是因为有了合作社，是享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在农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在斗争中不断巩固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我自己在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学会了领导集体生产的本领。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永远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是党，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是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一个旧社会受奴役的丫头，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没有共产党，我这个旧社会苦孩子，永远也翻不了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