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素质变差了？

一、

　　2021年暑假在江苏调研，好几位乡村干部都说现在农民素质变差了。他们举例说，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村民却打12345投诉；集体为农民修路，却有人占地补偿漫天要价；村民之间相互设置路障，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失；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来村部骂村干部；通过上访要挟乡村干部以谋取个人利益，等等，不一而足。江苏是发达地区，贫困户很少，扶贫工作不很重要。在到江苏调研之前，笔者在中西部的湖北和安徽调研，乡村干部讲到很多贫困户不知感恩的事情，也一致认为当前农民素质变差了。

　　那么，为什么当前农民素质会变差呢？应该说，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越来越多，提出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前主要依靠村庄内部筹资筹劳建设的农村公共品，现在变成了由国家投入资源进行建设，之前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动员群众筹资筹劳，修路架桥，维护水利设施，不然就无法保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民利益就要受损，就要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为争夺水源大打出手之类。现在村干部主要工作不再是动员群众筹资筹劳，而是配合国家资源进村落地，以建设村庄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

　　当前全国农村几乎都在村一级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由村干部坐班为村民提供服务。国家投入资源在村庄搞建设，村干部就要配合做群众工作。之前村干部做群众工作的筹资筹劳，有一户不同意，工作做不下去，村庄公共品就难以供给，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因此，村干部的群众工作就不只是村干部个人在做，而是事关所有群众利益，所有群众都会直接间接参与到群众工作中来，不同意的农户就会受到来自全体村民公意的巨大压力。即使这个不同意农户仍然坚持，若他不能够讲出道理，他就会成为村庄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成为全体村民的对立面，他就会被村民孤立，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人。

　　现在情况则大为不同，因为现在村民认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当由国家来供给，村庄公共品供给是国家的责任，村民有享受与城市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农民就不仅不愿意再出资出劳，而且也不关心公共品供给的过程。村干部在协助国家项目工程队搞建设的时候，或项目落地的时候，要与一些农户打交道，这些打交道的事情，之前是涉及全村利益的公事，现在变成村干部或国家的私事。

　　村庄总有一些对利益特别敏感的村民，在国家项目落地过程中，这些利益敏感村民就容易看准时机当钉子户，以谋取超额利益。这些利益敏感者在索要超额利益时，因为是向国家索要利益，且国家一定可以保障村庄基本公共品供给，也就是不会损害村民利益，他们的超额索要就不会激起村庄其他村民的不满，他们就变成了与村干部及所代表国家之间的斗争。村干部发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在上级不准出事的压力下面，他们可用手段更少。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村民闹、干部哄”，“越闹越有理”，“大闹得大好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

　　一旦有人靠闹而得好处，必然就会有更多人去闹，以获得不该获得的好处。刚开始村庄只有个别对利益敏感钉子户借闹来索要超额利益，很快就有更多村民借机索要好处。村庄具有正义感和原则性的先进分子变成说不起话的边缘人群，村庄正义正气消失了，村干部里外不是人，村民素质变差了。

二、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不同的人群。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社会中，先进的积极分子占少数，落后的消极分子也只占少数，大多数则是稍显糊涂的中间群体。这个社会中，如果落后的消极分子，对自身利益特别敏感的自私人群成为主导，中间的大多数人就会靠向落后分子，整个群体就会变得不团结、消极、邪气上升，会闹为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就相当困难，治理就无效。

　　反过来，如果少数先进的积极分子占据主导，中间大多数靠向积极分子，群众中的消极分子即使可以获得不当得利，他们也要付出声誉上的代价，成为群众中的边缘人。在积极分子主导下面的群体正气上升，团结，集体具有行动力，治理有效，且可以较低成本维持社会基本秩序。

　　从村庄治理来看，村庄治理有效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好群众工作。村庄是熟人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共同利益，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强，村民能组织起来，可以大大降低村庄公共品供给成本。也是因此，村级治理的关键就应当是：依靠先进的积极分子，团结和影响多数的中间群众，孤立落后分子。前提则是村干部应当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理解群众，动员群众，说服群众，逐步形成真正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同时孤立落后分子。

　　能否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群众工作，以及能否找到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就形成为乡村治理能否有效的全部关键。如果将几乎所有工作重点都放在边缘群体身上，甚至通过利益来收买这些边缘群体，以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钉子户索要利益的问题，威胁上访的问题，无理取闹的问题，这样就会让真正先进的基本群众寒心，让中间群众模仿，结果就是基层治理无效，农民素质越来越差了。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愿做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而只看到和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不是试图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来形成一个规范，而指望能捂就捂能躲就躲，捂不住躲不起就收买的办法，就丧失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也就不可能做到基层治理有效。

　　2021年8月10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