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致敬“司马南式”的苦难
今天，非常荣幸观看完电影后在现场与司马南老师面对面地对话交流，早就想有这么的机会。那么今天看了这个影片以后跟您交流这三个感想。
（笔者在观影现场与司马南老师交流）
第一个，这个影片体现的是“司马南式”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英雄史与创世史的美学镜像。影片中的太行山不就是中华民族史诗“愚公移山”中“子子孙孙”与之奋斗的太行山吗。这种苦难又充满“司马南式”的情调。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熟悉这个中国戏曲史，都知道过去有“梅兰芳剧团”，有“程艳秋剧团”。就是一个戏班子，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电影摄制单位，都有一个头牌，这个头牌那就代表出这个戏班子的个性。比如说这个梅兰芳剧团，他唱的《贵妃醉酒》别人就唱不了。程艳秋剧团，他唱这个《荒山泪》，唱这个《锁麟囊》，别人就唱不了。那么以司马南老师为代表的这个不能说是演技派的表演，这种真正与人民同心同德，同感情、同立场的这种表演，这种表演派别就充分体现到这部影片当中。在这个这部影片中，虽然说这个司马老师不是这个第一主角，但是这部影片的基调，他的这种旋律，他这种底色都深深打上了“司马南式”的烙印。刚才好些观众也都说了，这是司马老师的本色。
司马老师本来在社会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啊，在舆论界，在文化界，在咱们社会的各方面是有非常有崇高威望和崇高地位的人。但是他把一位贫苦朴实的大山里的父亲表现的那么本色。
大家可以看司马南老师在影片中的第一个镜头，父亲在火塘边的那个镜头，一出来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他的面容中包含着一种中国式的苦难。这就是中国大山里的人，大山里的像大山一样深沉的儿女的靠山那样的一个大山似的，充满着内涵和苦难式的人、苦难式的“父亲”。
（司马南老师在影片中的第一次亮相）
司马南老师的这幅亮相，让我想起了与司马南共同时代在新时期共同走过来的一个艺术家，叫罗中立的油画艺术家画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大家对那个艺术形象可能都熟悉啊——满脸的皱纹儿，满脸的沉重苍桑，端着粗瓷大碗，包含着深情与慈爱地端详着我们，与儿女们对视着-----。司马南老师第一个露相的镜头一出现，我就感觉到了，这就是的那个《父亲》。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文艺思潮所引领下所熏陶出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感情，基本立场，基本色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像大山一样苦难，像大山一样深沉的父亲。
（罗中立老师笔下来自大山中的《父亲》，胡澄供稿）
而在看到这个镜头时，我也想到了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郭沫若的一首诗：
一个锄地的老人，
脱去了上身的棉衣，
挂在一条嫩桑的枝上。
他息着锄头，
举起头来看我。
哦，他那慈和的眼光，
他那健康的黄脸，
他那斑白的须髯，
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引自诗集《女神*雷峰塔下》）
（郭沫若诗集《女神·雷峰塔下》，胡澄藏书）
这幅画作的情景与这首诗境界就是像拥有司马老师式那样的人民情怀与艺术家悲悯的情怀引起了我们的共情啊，引起那种历史深处的山岭回音。
司马老师之所以以这种崇高的地位和崇高的声望来演一个中国社会这么最卑微、最底层，可以说压在太行山下的一个人物，这与他的这个情怀、立场、情调，都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就刚才就像这位外国留学生所说的，是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那种感情的熏陶和教育有着深深的关联。他们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这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段经典语录就充分说明以司马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对底层人民的深厚情感的阶级来源。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影片真是充分体现了司马南老师自己的那种“司马南式”的苦难。他这种苦难是代表着一个有良知，有情怀，有悲悯之心的这种艺术家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和对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切的体会。
而这种体会在影片中有着丰富完美的体现。你看司马老师的几次那种哭，这是一种在压抑中直抒胸臆的那种哭泣。几次哭各具特色。这个拿着儿子大学录取证书时候的悲哭；到了学校的听说儿子失踪时的痛哭；突然看见了自己儿子出现在窗外的那种惊喜之哭。每一种哭都哭出了境界，哭出了这种无产阶级美学的那种唯美主义和崇高主义的情调。
（司马老师在影片中的几次哭，胡澄摄自影幕）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影片的主要表现的是这个大山中走出来的少年，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这部片子都充满了“司马南式”的情调。这“司马南式”的情调不是他个人的情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大山中奋斗出来的这种沉重，这种深厚，对这种对苦难的这种担当的基调。司马老师这种情怀，对我们是在座的每一个观众，每一个他的粉丝，都是一种深深的感染和震撼。在影坛主流是《小时代》式的“伪情”滥情和《长津湖》式的“伪崇高”的低级红的当下，这种“司马南式”的情调是多么可贵与稀缺呀！
可以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啊，上山打游击嘛。毛主席第一首给父亲的诗，他就是写的是山：“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主席就是从山里头走出来，走出了韶山冲。《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中第一首《沁园春·长沙》最感人的词句就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啊！到了《娄山关》更是登上了中国革命的高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这也是一种登上了中国革命制高点，俯视崇山峻岭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说这是“司马南式”的苦难，这种苦难不是他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史诗般的那种情怀的苦难。
（《毛主席诗词》，胡澄藏书）
第二个感想，我觉得这部影片表现的是小人物的抗争。这种从大山中走出的“小人物”，别看是小孩儿，他的那种善良，他的那种无邪，他的那种纯真，他那对这种在生活的重负的重压下的那种抗争，那种挣扎，那种呐喊，恰恰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我们共产党所应该依靠的力量啊。五四青年年节刚刚过去，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五四青年，以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我们共产党正是吸引了许多的这样的青年，就是这样千千万万的，这样纯洁、单纯、善良，而又充满韧性和生命力勃发的那种青年，才给我们党、国家、民族一种青春的生命。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是百年大党，不是百年老党，我们党，百年正是风华正茂。为什么呢？就是千千万万这种青年，这种少年，把他的生命力感染给了我们党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党才能有这种青春百年的这种一底色。
第三点，我就想这是中国电影的“崇山”，这个崇山不是电影《重山之外》的“重山”，是崇山峻岭的那种“崇山”。我觉得以司马的老师为代表的这一批艺术家创作的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崇山”高峰啊。刚才看完电影，我跟司马老师就交流了一个观点，就是您演的不是“重山之外”，您的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中国电影“崇山”之上啊。您把这样的”小人物”，卑微人物，演到这种高度，这种厚度，这种温度，这种广度，这种深度，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上的一个另类。就像那位西班牙同志刚才问的——中国电影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苦难啊？我要回答这位国际友人的是，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对苦难的这种抗争，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浓厚的历史底色啊。
说完了这个“崇山”之上和《重山之外》啊，我就想也向刚才几位观众那样，以毛主席的诗词为结束吧。刚才有位同志提的非常好，包括刚才发言的那位农村第一书记说的非常好。影片的主题歌《太行山上山连山》对我感情触动也非常深。在太行山上山连山的那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的歌声中，我在想，我们这些有志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是要把太行山掏空吗？就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连一头驴都保存不下，连一个真正的少年都让从重山中走出去永不回头吗？我觉得不是。
毛主席晚年重新革命时写的词《水调歌头》抒发的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啊！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号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者要“上山下乡”啊。只有这种人文情怀，政治情怀和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伟大措施，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和优秀者，上到重山，下到农村，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辉煌，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才能够像大山一样连绵不绝。
最后，我跟司马当老师交流的是什么呢？杨万里有一首诗说得好：“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在您的艺术的前途中，在您的人生和这个事业前途中，应该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崇山峻岭。杨万里还有一首诗说的更好：“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我希望您能够以“堂堂溪水出前村”的这种艺术魄力与人生韧性，去攀登自己下一个艺术的高峰，登上更高的“重山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司马南老师！
（作者系红色文化学者，红歌会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