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践观探析
[摘 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有论述,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而不断完善。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考察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从实践的存在前提、实践的本质内容、实践的歪曲形式、实践的复归环节四个方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根本出发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里面体现的科学实践观的雏形既不同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又不同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开辟了“新唯物主义”的新道路。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分析《手稿》所体现的实践观点入手。
一、实践的存在前提——感性的自然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把劳动当作是“精神”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统一的观点基础上,认为实践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性的、现实的物质活动。
第一,实践活动的前提是感性自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要“创造历史”,人们首先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切东西。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便是生产满足人们这些需求的资料,那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客观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因此,实践活动在两个层面受制于自然界。一是,人类实践活动必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自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劳动加工对象、材料、工具、场所等生产资料和维持实践活动主体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神资料来源于自然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物质在经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加工后,便成为供享用的精神食粮。
第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自然存在物。《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人来自于自然、生存于自然,是受动的存在,实践活动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虽然同为自然存在物,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又有所不同,人还是类存在物,在不甘于受动的情况下,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人能不断地改变自然,成为能动的存在物。人可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有目的地改造自然。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第三,实践活动的客体是感性存在物。人类实践活动不是纯粹的抽象活动,而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这就是说自然界既是实践活动的客体,也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二、实践的本质内容——对象化活动
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对象化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使用了“对象性”与“对象化”这两个哲学范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对象性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互为对象的普遍属性,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总是处在与周围其他事物互为对象的关系当中。一方面除了自身以外必然有对象,另一方面又是另外事物的对象。对象化在对象性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对象化一方面是指一切客观事物都互为对象,另一方面又特指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作为特殊的对象性存在物人类超越了其他一切事物,具有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自己的“对象”进行“化(劳动)”的能力,使对象在人类“化”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存在形态。因此,对象化是人类特有的。
第一,人是对象性的生命存在,进行着与其他客观事物一样的对象性的生命活动。在《手稿》当中,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在批判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他又从费尔巴哈哲学那里借鉴了感性的观点,指出单就对象性存在的特质而言,人和其他存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就像植物必须以太阳、土壤、水分为存在对象一样。但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与植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能通过自身的对象性活动证实自身的存在并以独有的对象性活动创造自身的对象。
第二,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由此可知,动物与其他生命对象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只是出于本能,动物的生命与其自身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这完全取决于它所属的种的生命本能特点。而人能在对象性活动当中通过对象化实现人与对象的本质交换,并在此过程中把能动性本质对象化到对象中去,进而通过改变对象的属性进一步丰富人性内涵。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把人自身本性的丰富细化为感觉的丰富,这就从主体性的维度区分了人与其他生命存在。因此,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的不同就体现在人能通过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发现对象的潜在本质,继而在丰富对象本质的过程当中丰富自身的本性。
第三,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本质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性化”。自然界其他生命体对象性活动的方式和范围都是事先由自然决定了的。而人的对象性活动则与之不同,它的方式与范围都是不确定的。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人类对象性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诚然,在《手稿》中阐发实践活动的一般性内涵时,马克思还未完全突破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但他当时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异化的历史考量充分显示他与传统哲学已经彻底划清了界线。他指出,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神圣形象当中的自我异化和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非神圣形象当中的自我异化都是人类实践的历史矛盾的具体表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异化,也必将通过实践活动来摆脱异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完成人的自由解放。
三、实践的歪曲形式——异化劳动
在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人难免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朝着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异化的现象。正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异化劳动行为”。在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揭示了其异化现象:“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和力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是人劳动的结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变成了同人相对立、敌对、异己的存在。“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对立”。这种人和物的关系就是主客体关系的一种被歪曲的形式。
第一,异化劳动来源于实践。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实践活动的范围有限,人类只能按自己实际的需求量来进行生产,人和物的主客体关系不存在异化。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分工发生了。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把社会分工当作异化劳动的一种形式,认为社会分工使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而社会分工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它把人束缚在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上。因此,对劳动者来说劳动的活动及其结果就变成一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异己的事物。随着实践的继续推进,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继续进行,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就出现了。在生产资料聚集和阶级分化的情况下,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异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首次在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根源。
第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扬弃异化劳动。马克思通过深入分析后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社会产物。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因此,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消除异化劳动,从而扬弃私有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的摒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他还指出这种“复归”是有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为消灭私有财产与实现人类解放作了充分准备。“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人需要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的财富,通过实践活动使自身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使人复归到人。
四、实践的复归环节——人化自然
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既受动又能动,人的实践活动就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的人化。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毫不相干的绝对存在。通过社会历史实践,人类改变了自然界的原始状态,使自然界按照人类的期望和需要发生变化,在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社会的烙印,让自然具有了人的、社会的内容,变成了“人化”了的自然。这是对客观自然进行改造所造成的实际效应,是实践作用于自然的“人化”,即客观现实上的“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就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作用下自然由“自在的自然”逐步向“人化的自然”转化的过程。“自然的人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长时间与自然相持的一个过程。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对象性活动,自然就具有了社会性,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了。工业和科学是自然人化的主要结果,这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体现了人类对象化活动对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同时,要注意自然的反人化。人的实践活动既可以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可以造成二者的对立。恩格斯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要注意避免人类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和反自然性,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第二,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和逻辑结果。进入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学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征服自然的欲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结果造成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沉湎于感官享受。人们对于本然的自我,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欲求又重新开始得到关注。复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实与精神的诉求逐渐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当前,如果一味地强调征服和改造自然显然已不合时宜,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作出适时调整。要从过去单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转变为实现人的自然化。我们所说的人的自然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实践过程中,人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大自然以友人的身份和谐共处,从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出来的无所不能的机器世界中解放出来,进而回归自然并依照自然的规律来对待与利用自然,继而实现对生存的自由享受。“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第三,二者的辩证统一。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自然的人化是人的自然化的基础。根据自身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人类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对自然进行改造,由此缔造了人的生存空间,为人同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了物质条件。人的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的延伸和发展,正是在人的自然化过程中才最终实现了自然与人的和谐。自然的人化是自然迎合了人的目的性需要而越发接近人,人的自然化则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目的性以自然为落脚点。如果说“自然的人化”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那么“人的自然化”则是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如果说“自然的人化”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人的自然化”则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回归与敬畏。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实践。实践是二者共同的基础。自然界只有成为人的实践对象,通过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系,才与人产生了密切联系。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实践的双向对象化,一方面自然形成了属人的性质,成为人的自然,另一方面,人又得给自身加上自然的性质,成为自然的人。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新领域和新境界。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重新审视人类能动的实践作用,进而实现人的文明性与自然性、理性与感性等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里通过对实践的存在前提、实践的本质内容、实践的歪曲形式、实践的复归环节的深刻阐释,初步创立了不同于以往所有哲学的新的世界观,完成了同黑格尔哲学的全盘清算。虽然《手稿》中有些内容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痕迹,但总体上说《手稿》已经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田长生
文章来源:《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