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空间生产及其伦理解读——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西方学界通常简称《大纲》,本文采用这一称谓)是《资本论》的第一手稿,也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的代表作。马克思通过具体的、历史的论述,分析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圈定和商品化使得劳动人口与工业生产日渐集中而形成城市,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空间图景,揭示了蕴含在人类生产与交往时空变迁背后的资本逻辑。
一、《大纲》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空间转向”及伦理意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设想为一种刚性的结晶结构而非“有机体制”,对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并未看到其中的空间维度,只看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性”而忽略了“历史性”,因而静止、僵化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纲》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方式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转向”。
(一)资本的生产具有“空间性”
首先,资本生产出异化的日常生活空间并对劳动者进行奴役。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抽象性理论阐述,《大纲》中的异化更具有现实的经济学意味。异化劳动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并非指资本拥有独立于人存在的劳动实体(异化本身不具备实体),而是指异化的这部分劳动正是人们“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一部分。真正与人对立的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是不归于“活劳动”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并且伴随着能生产更大量的“社会财富”的生产力的增长,这些“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马克思认为:“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其中“社会财富”不仅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的资本化,也包括社会制度的资本化。资本作为权力的拥有者,掌握着社会财富——资源与规则,通过对城乡区域宏观上的规划和对商场、公寓等建筑微观上的建造,对劳动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规训,使得人们的流动形式与自然需求为资本流通与资本需求所取代,劳动者被资本生产的空间所奴役。
其次,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扩展推动资本的不断增殖。马克思早就看到,“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其一,资本不仅占有资源还占领劳动力,为自己过剩的生产力找到了消费市场,通过“空间转移”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二,科技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商品的流通时间,必要劳动减少,剩余劳动增加,剩余价值提升。人的自然需求有满足之时,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需求永无满足之日,资本的增殖是无限的。其三,资本生产具有单向性与同质性,为了达到增殖的目的它会摧毁一切空间阻碍,地域的、文化的、制度的甚至道德的。资本以狭隘的价值尺度衡量一切事物,忽略事物质的不同,以统一的量化标准进行改造,但这种改造并不合乎事物本性,最终只能走向毁灭。
最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造了生态空间,使得自然与社会共同进化的同时造成了“空间性”的断裂。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浪费资源的同时切断了土地的连续性。工业化农业造成自然物质变换断裂,“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人类生产了更适合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但也生产了存在于自然物质变换中的愈演愈烈的断裂:转基因蔬菜暗含着健康隐患;填湖造城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内涝;建筑垃圾在边缘区域的肆意堆积严重影响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伴随着安全隐患……生态空间的关键在于“共同”,环境问题是人们的生产行为共同造成的,许多灾祸看似天灾,实则人祸。
(二)资本空间化带来的伦理冲击
第一,资本空间扩张带来的地理空间重组冲击了人的传统价值观。在农耕社会以及传统福特制工业社会,交通与沟通方式贫乏低效,人类工作、交往的环境相对固定,环境、距离、地域等空间问题往往被遮蔽。随着科技的进步,时间的影响力被缩减,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社会空间的感受性。然而,人类也从“定居者”成为“寄居者”乃至“观光者”——空间接触的范围增大了,但接触深入程度却明显降低了。从个体角度,资本空间的扩张“物化”了人们的肉体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性变得更加务实、理性,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且精于算计。从社会角度,资本空间的扩张造成的人类群体流动,共同体的重组也反过来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对人类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和价值观念造成了一系列冲击。
第二,资本的空间生产出不平衡的“核心—边缘”地理图景,引发了一系列空间伦理冲突。一是表现为城乡二元对立。对乡村而言,城市污染工业转移到农村,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影响了农村土地的日常生产工作;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了农民工户口、子女教育、公共资源分配以及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等。对城市而言,交通拥堵,城市环境恶化,城市垃圾未妥善分类处理;拆迁安置,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等。应当保障城市居民或农村居民的空间权益,以合乎德性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进程,兼顾公平正义。二是表现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发达”与“过于发达”二元对立。全球化是资本空间扩张的必然趋势,全球政治格局也呈现出“核心—边缘”的趋势。“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生产的是一般财富,对于资本而言,如何生产财富并不重要,怎样能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就会怎样行动。因而,资本空间往往表征为社会权力被社会精英与发达国家所利用,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形成城市与乡村、城市中心与边缘、富人区和贫民窟等空间分异,空间格局对立的背后隐藏着大量人群为谋生计而迁徙及与贫困斗争的生活故事。
二、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
空间可以脱离资本而存在,资本却无法脱离空间独自增殖。“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奴役关系,在空间上,表现为利用空间规训和奴役人类再生产自身。
(一)资本生产何种空间?
首先,资本生产了“核心—边缘”的不平衡地理空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必然造成的。换言之,资本的进入并不会让所有人都受益,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其他区域资源剥削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和交换规律,对于工人的‘有机存在’是‘漠不相干’的。相反,资本主义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的人口关系,其用意在于总是产生出相对剩余人口——积累的主义杠杆”。工人等弱势群体进入城市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无法进入权力中心、知识中心、信息中心,他们被文明社会排挤了。资本以价值的尺度对人与空间进行衡量与改造,使其越加适合资本的增长而非人的生存。贫民等边缘群体成为被资本剥削和压榨的存在,资本并不关心他们所在的空间的生存状况。因此,不论科技能使工业生产力提升到何种程度,只要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基础的,那么越来越多的必要劳动被腾出,不占有或是占有资源相对稀少的空间只能增加越来越多的赤贫,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的地理空间景观。
其次,生产流动性导致消费空间的高度集中以及空间重组。为了“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商品流通时间从而增加资本的增值速度,消费必须“高度集中”。一方面,空间的高度压缩使得生产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了。在宏观上,城市化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开来;在中观上,巨型城市成为国家的真正发展引擎,成为文化与政治教育的中心;在微观上,大型超级市场占地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这样的商业综合体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的城市经验。另一方面,消费集中的关键在于包括公共教育、卫生等在内的集体消费。这样的集体消费大多高度集中于大型城市这样的高效能空间,其中的文化和历史的积淀、信息交流的效能、集体消费的质量都是乡村等分散空间无法比拟的。
今天,资本生产过剩已成为常态,只能通过空间摧毁、重构与空间转移的方式延缓危机的到来。一方面,无法吸收的剩余商品、剩余劳动贬值甚至遭到空间性的摧毁和抛弃,有的国家甚至发动战争,以重新刺激经济,促进资本的流通。另一方面,过剩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不得不在空间中寻找新的消费市场(空间转移)来消耗生产过剩的张力,使之重新回到资本流通的界限内。物理空间无法消耗的便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形式进行消费,贷款、保险甚至各种“庞氏骗局”现象的泛滥均源于过剩。但是这种“机智”的商业行为或政治行为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展现的时间、空间范围和形式,无法从根本上解除资本危机。
最后,生产层级化形成不平等的政治空间,政治力量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核心—边缘”的地理空间正是政治空间的直观写照。政治空间的不平等,其实质在于城市空间成为资本利益集团控制生产和再生产自我利益的工具,边缘的普通民众丧失了话语权。在资本生产结构下掌握生产资料和权力的精英团体只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支配结构。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发展了人的潜能,但只要生产结构、生活空间不变,普通群众所处社会层级也难以变动,这种“潜能”只能被再次“资本化”。资本的空间本质就是奴役他人的空间,盗窃他人时间的空间。“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第二,精英团体掌握着权力与空间核心资源,他们可以利用空间优势进一步制定富有地缘政治色彩的协议为自己服务。不占有或占有稀少资源的普通民众只能被排除在生产核心之外,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可以操纵资源和规则的资本家、精英、发达国家手中。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从生产前的区域分工与资源分配开始就已然不平等了,建立在不平等结构之上的生产越多,被剥削的也就越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放缓时单方面执行大规模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将货币贬值的危机转嫁他国,这样只能造成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生产出更为巨大的不平等空间,造成社会动荡。
(二)资本如何生产空间?
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资本生产说到底是人通过特定的历史形式占有自然。资产阶级事先夺走了劳动者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空间,使得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试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产生了可以自由买卖的活劳动以及自由买卖的财产。因此,资本实质上是历史性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蕴含着权力。资本生产空间的过程是权力、资本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权力的空间化。权力的空间化意味着资本将自然偶然获取的支配结构逐渐转化为历史性的必然控制结构,从而获得了控制资源从而奴役他人的“合法性”。权力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并通过人类活动得到运作。“权力产生于支配结构的再生产,支配既包括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支配(配置性资源),也包括对社会世界的支配(权威性资源)。”“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资本家最初通过圈地运动强行占用配置性资源,从而获得了先于生产之分配的权力,再对生产工具与社会成员进行分工,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长此以往,生产关系逐渐成为生产制度,使得偶然性的生产结构转化为必然性的控制制度并在时间与空间中扩展开来。自此,资本家又占有了权威性资源从而得到了支配工人的权力。
权力的空间化意味着资本生产空间的权力化,人被空间背后的权力所支配。资本通过操纵手中的资源与规则对空间分别进行宏观的(全球)、中观的(城市)、微观的(建筑)的规划与构建,从而控制了人类的流动方式与行动范围,人们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由,但也更不自由。人们生活更为便捷的同时资本也更为快速地集中,从而更快地促进资本的增值。
第二,空间的异化。权力的空间化会造成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异化,指人类自己建立的日常空间反过来脱离人的本性并奴役人类自身,表现为“无意识的强制”。这尤其体现在城市中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构建,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大大规训了人的活动范围与时间,成为推动资本增殖的大型“固定资本”。空间的异化源于异化劳动生产的越来越巨大的社会财富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这就形成了“空间悖论”,表现为:其一,总体人类生产空间扩大并改善,但同时给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迫感与紧缩感;其二,空间中的交通、住房给人带来更多的行动自由和多种类的居住自由,但同时人的行为也更大地受到交通管制与城市空间压迫。
第三,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的商品化指空间及其连续性被切断成为原子式的存在,可供切割与买卖。商品化的空间买卖表面指向物理空间,实质是空间中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尤其是在核心城市,建筑类型、地理区位、空气质量、交通便捷度等都成了商品化的对象。空间商品化的关键在于空间能够被货币所瓦解并衡量。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以货币为核心会形成“普遍的物化”社会,不仅瓦解了土地连续性,也瓦解了人类群体德性关联性的传承。资本空间的流动性使得土地的自然物质变换断裂,与土地相关的可持续性是生产的一般前提,但资本主义违背了这个前提。进而使生存在土地上的人们世代相连的地缘德性、文化的传承发生断裂,邻里村落成为公寓楼房,熟人圈的社会被撕裂成为陌生人社会,团结互助成为理性算计。
第四,空间拜物教。随着空间商品化的深入程度与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空间商品化最终会走向空间拜物教。空间拜物教指人们构建的空间反过来主宰人的活动并成为人类崇拜的对象,成为人最终追求的目的。至于形成拜物教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换言之,商品一旦进入交换过程,便会变得既具有物理意义又拥有了超感觉的属性的产物。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交织,商品这一集合构成了“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的迷幻空间,人的理性思考被麻痹了。人们将资本空间中物与物的关系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上,将物的需求视作自己的真实需求。人真正的精神需求就这样被不断压制,致使人们只能在食欲、性欲、娱乐、赌博等低级欲望中发泄自我实现的欲求。
三、资本空间生产对伦理观念和社会正义的影响
在《大纲》中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活动直接与土地相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局限在狭小、孤立的地点;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独立的个人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人们在极为广阔的甚至全球性的交易地点进行普遍的物质交换;第三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全面发展的个人生产着从属于他们的也是社会的现实财富,以创造性的方式占有和改造自然,构造和谐的生态系统。随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变得丰富多样,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地理空间逐渐扩大,人之为人的能力也从原始的未开化的全面性,向丰富全面的社会性转变。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空间生产的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阶段。资本的空间格局不断扩张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及道德观念也受到很大影响,“普遍性”“社会性”“包容性”越强的伦理观,其生命力也越加旺盛。
(一)资本生产的空间重组导致传统伦理观的断裂和新型空间伦理观的形成
其一,传统乡村的地缘道德转变为城市的陌生人道德。一方面,城市化将乡村强行撕裂、分割为同质化的空间,地方性道德文化传承被强行切断。在相对稳定的土地空间内,人们依靠血缘宗亲、家风家训等形式通过世代传承形成差序格局的道德规范。当资本进入乡村,土地被规划为更为便捷的道路、桥梁、商场等,人们住进了分割成封闭空间的社区和公寓楼,人们的传统道德规范力度大大减退,更毋论传承。另一方面,“核心—边缘”的城市结构致使人们的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相分离。当下许多普通群众买不起住房,只能不断在居住地与工作地间疲于奔命,碎片化的人际关系造就了割裂的人格。个人身体空间的完整性被残害,个人的独立行动能力提高了,但行动的空间被分割、格式化,即“不得不”做。因此,“熟人圈”的地缘道德已无法承载工业化的快速交往方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陌生人道德则更受欢迎。
其二,传统的德性评价转变为可量化的“有用”经济评价。仅通过对个人拥有空间要素的量化考察便得出个人能力的评价。一般衡量标准表现为:在同级地理区域,拥有更多空间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以及更高的权力;在不同层级相同量化空间,越是靠近资本生产核心区域,则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德性评价呈现出空间性的层级化。此外,量化标准导致是否“有用”成了唯一衡量尺度。资本提倡生产的有用性的信念体系,贬低了生产的创造性(即便提倡创造性,也是建立在以有用性为最终目的的前提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资本的普遍有用性体系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结果视为资本存在的永恒的、先天的条件,创造出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资本通过这种狭隘的普遍占有无视一切民族的、地理的界限和偏见,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扩大需求、生产多样化的自然和精神力量的桎梏。
其三,勤俭节约型人格转变为奢侈浪费型人格。资本生产“迷幻”的消费空间,消解人的批判性思维,使得伦理规范沦为“道德绑架”消费者的武器:浪费等同于时尚,节俭等同于落伍;过年送礼为孝顺,不送礼为不孝……甚至于浪费为善,节俭为恶。马克思认为,“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人的需要尚有满足之时,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则没有。消费者将资本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将奢侈的东西当成生活的必需品。
(二)阶层分异的加重及空间正义的诉求
资本的空间生产过程中,财富与阶层通过城市空间中的住宅差异、空间隔离再生产出了更大的阶层分异,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的“集中”生产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其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强调的‘劳动分工’在各种空间等级(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中产生了从经济基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认同的各种剧烈‘差异’。这是一个基于城市空间生产与消费的资本积累过程导致的全球化问题,贯穿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不掌握或掌握少量社会资源的阶层缺乏权力和视野,难以申诉自己的权利,实现自我价值,除非比他人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进入社会上层,否则只能恶性循环。一个社会如果个人的成功需要将绝大多数精力花费在对抗社会制度和结构上,则说明这个社会制度与生产结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空间正义,主要指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资源与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城市,资本的空间化深度与广度各不相同,因而具体到特定国家和城市内部的公平与公正有着不同的指向。如同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中所言,社会正义是与空间领域尺度有关的问题;在某一尺度空间领域的正义分配不见得在另外的一种尺度空间领域中也是正义的行为,或者是对于个人正义的行为。因而,对于空间正义的探讨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
针对当下社会空间正义问题,一般路径分为两种。一种是边缘包围核心。针对“核心—边缘”的不平等社会结构,边缘的普通群众可以相互联合,通过合法渠道理性维权,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空间生产与社会结构不平等以及空间中人的边缘地位。爱德华·苏贾是提倡这一政策的代表,他主张弱势群体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重新夺回空间的“控制权”,从最为实在的食物与居所入手,从而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可以视为边缘国家对核心国家的对抗之策。另一种则强调核心成员应当承担不可逃避的空间责任。社会空间系统既包括资本与商品的经济流,更是包括人造城市环境及社会关系。社会精英、大国必须走包容性增长之路,制定更符合居住空间、地缘政治的制度、政策,使得资源更公平、更合理地向边缘群体倾斜,将“蛋糕”尽可能做得更大,并合理分配,以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资本全球化使得市场经济已然成为且必将长期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经济体制,所以资本空间下不平等程度扩大已成为常态。资本化的空间作为资本“剥夺式”增殖的权力结构,不仅加大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剥夺,还利用空间隔离(社区化)使社会阶层固化,导致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享有呈现出先天的不公正,从而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非竞争性机会不平等。那么,既然空间可以成为经济家与政治家等精英团体的权力工具,笔者认为,空间也同样可以成为普通民众重新掌握公共空间权利的途径,关键在于如何依从普通民众的意志对空间进行改造。换言之,通过解放空间达到解放权利的目的。具体说来,合理规划资本空间的目的在于通过空间重组达到权力重新分配的目的,从而尽可能平衡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布。但仅凭借政府决策进行空间改造,其效果不仅有限,也缺乏长久的动力,因此,必须提升普通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他们的自我维权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和空间改造能力,即增强其话语权。譬如,适当增加“平民化”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给予弱者便利,削弱强者特权,并且增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打破城市社区封闭空间,深化城市空间内部的有机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