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道德问题——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道德问题的表现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主题,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也就成为恩格斯在道德问题上谈得最多的问题。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道德问题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象的”。恩格斯在书中提到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时用了“道德堕落”、“道德沦丧”、“道德败坏”、“完全失去了道德感”等词语,这表明他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道德状况感到痛心疾首。

　　恩格斯在书中提到的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主要有两项:酗酒、性道德混乱。对于工人而言,“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每到周末发了工资以后,“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有资料显示,每逢周六晚上,在格拉斯哥至少有3万名工人喝得烂醉。阿什利勋爵在1843年2月28日的议会下院演讲中说,工人每年用于酒类消费的开支将近2500万镑。酒馆与酿酒作坊的数量、烧酒产量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工人酗酒的程度。在格拉斯哥,1840年每10幢房子中就有1家酒馆,在曼彻斯特有100多家酿酒作坊,1837年,在英格兰缴纳消费税的烧酒达7875000加仑,在苏格兰达6620000加仑。酗酒之所以成为“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就在于“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酗酒会危害工人的健康,降低他们抵御疾病的能力,使他们患病的几率大大增加。酗酒会耗尽工人本就不多的薪水,甚至导致一些人一贫如洗。“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附近的一家当铺里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酗酒还会导致工人缺少节制、放纵自己,进而引发其他道德问题。总之,“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象的”。

　　工人阶级中存在的性道德混乱主要有两种表现:卖淫、性关系混乱。在伦敦的晚上,有4万个妓女在街上游荡,招揽生意。在许多小酒馆里不仅有酒客,“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对一些女工而言,“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在工厂和矿山里,性关系混乱的现象几乎普遍存在。在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里,有许多这样的内容。来自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表示,“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这从侧面说明了工厂工人中性关系混乱的严重程度。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个证人更是断定“工厂中的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经丧失了童贞”。许多向童工调查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表示,“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正因如此,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混乱的性关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性关系混乱导致了私生子等社会问题,工人的婚姻生活与家庭关系也都因此受到破坏。

　　恩格斯在书中提到的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还有语言下流、赌博等。在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许多证人都说工厂中的谈话是‘猥亵的’、‘下流的’、‘肮脏的’等等”。在设菲尔德,“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唆使狗打架”。

　　商业道德缺失是恩格斯在书中着墨较多的另一个道德问题。在这方面主要存在四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出售劣质商品或过期食品。根据《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1844年1月6日曼彻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处以罚款”。在这些肉商中,“有一个被没收了六十四只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彻斯特卫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彻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发生的这类案件”。另外像洗后严重缩水的法兰绒、袜子、涂釉过薄到手就开裂的瓷器等也常见。第二种问题是商品掺假、造假。根据报纸的报道和自己的观察,恩格斯列举了如下商品掺假现象:用咸黄油冒充新鲜黄油,糖里面掺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咖啡粉里掺菊苣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可可里掺褐色黏土,茶叶里掺黄荆叶子或其他类似杂物,胡椒里掺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烟草里掺其他东西,面粉里掺石膏粉或白垩粉,将泡过的茶叶加工后当作好茶叶出售,用颜料、酒精等制成的假葡萄牙红酒,窄幅呢子当作宽幅呢子出售,等等。第三种问题是出售商品缺斤少两,使用不合规定的度量衡器具。“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恩格斯列举了《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的这类案件,仅在1844年6月16日、19日、22日、26日、7月9日、13日、24日、27日、8月3日、10日,就有96人因此受到处罚。第四种是虚假广告。在当时的城市里有许多江湖医生,他们往往靠虚假广告、招贴等兜售药品、招揽顾客。他们宣称自己出售的药剂如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等药品“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吃得愈多愈好”。在这类广告的误导下,“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实际上,这类药品可能对身体没有大的害处,却可能贻误疾病的治疗。

　　恩格斯在书中还谴责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尤其是对他们奉行的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做了批判。他指出,“金钱是人间的上帝”,为了赚钱,“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工厂主让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不管工人的死活。作为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也表现得最为典型。“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有利。”在性道德问题上,资产阶级同样糟糕,不仅工厂主“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而且“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

二、道德问题的成因

　　应该说,指出存在的道德问题并不是恩格斯的最终目的,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对这些问题及其成因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进而唤起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才是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出现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业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引起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工业革命之前,虽然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思想“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但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过着道德的生活”。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得最彻底”,在传统道德失去效用的时候,新的道德规范并未确立,而且不同的道德规范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冲突,“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非常紊乱”。工业革命造就的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在道德规范上无所适从,缺少了道德规范的制约,就会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

　　恩格斯认为,人口集中也是道德问题涌现的原因。人口的集中“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自觉、道德监督、道德禁忌、道德认同在短时间内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就连当时的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被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贫穷是工人阶级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穷困逼迫工人要么“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要么“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正如当时人所说,“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不过,恩格斯认为贫穷并不是终极原因,因为工人们的“放荡生活……只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恩格斯认为,“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恩格斯引用了一位法官的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上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兽性。他逐渐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轻视人生中的舒适和高尚的娱乐,生活在肮脏、穷困和缺乏营养的状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钱花在各种放荡生活上”。实际上,“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娱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

　　恩格斯认为,缺乏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是工人阶级道德问题的重要原因,他在书中用较多文字来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第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而且,“正如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这一时期英国工人尤其是儿童的受教育水平很低。在伯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斯塔福德郡铁矿区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也很低,“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16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6500人”。在陶业区、煤矿区,情况也大抵如此。其次,“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己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再次,在学校里,道德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便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各类学校尤其是夜校和主日学校的教师水平不高。斯塔福德郡铁矿区主日学校的教师常常是铁匠或矿工,他们“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在设菲尔德与煤矿区,夜校和主日学校的许多教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甚至还有从监狱出来的小偷。这样的教育水平能够在道德教育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也难以承担良好的道德教育的职责。在许多工人家庭里,“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在当时英国的工人家庭中,“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缺失,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道德问题的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爱尔兰人的道德问题及其影响是英国工人阶级道德存在问题的又一个原因。恩格斯认为,“爱尔兰人具有南方人的轻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论的暴躁的性格,他轻视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肮脏,又贫穷,——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而且,“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门的爱尔兰人已经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们仍然保存了一些旧习惯,这些旧习惯足以使那些在他们影响之下的英国同伴趋于堕落”。恩格斯的看法并不是对爱尔兰人有偏见,对爱尔兰人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英格兰并不少见。1832年,詹姆斯·菲利普斯·凯伊-舒特沃斯发表了《曼彻斯特棉纺厂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一书,他在书中认为爱尔兰人是英国工人中不道德的传播者。1840年,托马斯·卡莱尔发表了《宪章运动》一书,他也认为爱尔兰人“道德堕落和秩序混乱的祸根”。19世纪初爱尔兰的贫穷与英格兰的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导致大量爱尔兰人移居英格兰。在移居英格兰的爱尔兰人中,以穷人居多,他们往往聚居在各个城市的贫民窟中,这些贫民窟也常常被人称为“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小爱尔兰。这些穷困的爱尔兰人多信奉天主教,与信奉国教的英格兰人存在宗教矛盾,因而遭到英国社会中上层的厌恶;他们还与穷苦的英格兰人争夺工作机会,因而遭到英格兰工人的痛恨;他们的酗酒、粗鲁野蛮增加了英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让英格兰人对他们没有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英国人将出现道德问题的根源指向了爱尔兰人。

　　至于商业领域中出现的道德问题,恩格斯认为,其原因除了商人的贪婪本性驱使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执法力度小。对于出售假货、劣质食品等问题,尽管也有罚款、没收货物、在报纸上公布名单等处罚办法,但是,“由于市场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街两旁都是市场,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了他们的眼睛”。与此同时,“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另一个原因是违规成本小,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商人敢于冒险违规。对于售卖假货的小商人而言,由于其“营业面不出一条街,如果他的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顿或休尔姆去,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骗伎俩了”。即使被抓住了,交一点微不足道的罚款,就又可以重新开张了。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英国人尤其是社会中上层大多认为,民众当中出现道德问题是个人责任,与社会无关。英国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爵士把贫穷与懒惰、道德堕落等同起来。苏斯伍德-史密斯医生认为肮脏会导致道德堕落。还有许多人公开指责各地的贫民窟是无知、邪恶、败坏、犯罪的温床。社会舆论认为由于酗酒、浪费、不道德等原因造成的贫困应当受到谴责,而不应当给予救济。一些慈善组织也对申请救济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限制,那些酗酒、道德败坏、懒惰者没有资格接受救济。

　　与这些看法有所不同,恩格斯对上述原因做了分析和揭示,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在这些原因的背后还存在着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该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中去寻找”。“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如果“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已经堕落到无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怜的地步”。工人酗酒,是因为“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工人纵欲,是因为“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正如当时的一份报告所说,“无节制、放荡、不关心将来,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恶习,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产生的风气上得到解释,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总之,在这种制度下,“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深刻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堕落,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

　　当然,恩格斯也认识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自我调整的功能。在189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大部分已成过去”,有些问题如商业道德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或解决。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级发展阶段所惯用的那些小小的诓骗和欺诈手段”。因此,出售假货、短斤少两、虚假广告“这些狡诈和诡计在大市场上已经吃不开了,在那里时间就是金钱,在那里商业上的诚实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这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这说明,诚信经商首先是市场经济规律,然后才是经济伦理,而且这种经济伦理的形成有自己的规律。

　　然而,这并不影响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判断,也没有改变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判断。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严重。……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起着作用;而工人就被这个自动机器的齿轮压轧着”。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