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学习《资本论》的收获（二）——学习有关生产力的理论
《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巨著，但是，作为一本社会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模范”（列宁语），它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也无与伦比。
《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论述，在我研究人民公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我在鼓吹包产到户的“狂风巨浪”中毫不动摇，对于我理解共产主义必将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研究，包括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等内容。
一、简单协作——人民公社化的物质基础
人民公社的建立与发展，有没有物质生产力基础，曾经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我在学习《资本论》找到了准确的答案，认为协作就是人民公社最初的生产力基础。
改革初期推行包产到户，经济学界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写文章说：“风驰电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其说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农业社会主义批判》
《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二期）认为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产物，否定人民公社化有物质生产力基础。周其仁也写了《家庭经营的再发现》一文，认为“家庭经营是适应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比较能够适应农业活动复杂而矛盾的要求的经营组织--------就是家庭。”“从国外的情况看，有些农业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还是家庭农场。看来，适应农业生产的最好经营形式，莫过于家庭经营。” 等等。（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这是崇拜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事例。当时鼓吹包产到户的文章“铺天盖地”。《人民日报》发表的吴象《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斗争的。主张坚持集体经济的文章少之又少。这一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现在几乎没有人提及。
我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理论，写了《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家庭经营形式的再探讨》等小册子、文章，与主张包产到户的理论进行了持续的斗争。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理论界的形势，我写的这些小册子、文章，大都没有及时发表，直至几十年后才收录入《社会主义本质探索》。
我写这些文章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资本论》。学习《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理论，对于我研究人民公社存在、发展，反对否定人民公社的种种错误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先从研究人民公社说起。
1976年周总理逝世，为了纪念他，研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室里成立了一个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组。周总理1958年视察我们学校时，曾经提出研究人民公社的课题。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三年“四清”的经历，担任过队长、指导员，以后又有近四年“五七干校”的生活，对农村比较熟悉，虽然我1972年才从“五七干校”调到学校，比一些老同事、老同学晚到研究所，但所里让我担任研究人民公社小组的组长。
开始研究人民公社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我们从革命老区的农村经济的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在《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一书的题记中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在人们的激烈争论中，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推动下实现的------但是，思想、理论和政策的作用，终究是第二位的，而不是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要探讨农村合作经济运动的根本原因，就必须抽象掉人们的思想、理论和国家政策等上层建筑对这种经济形式的作用，直接研究决定它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当时能够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就是学习《资本论》的结果。
《资本论》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第一卷 第362页）马克思有关协作的理论，似乎是对我国农业经济实现集体化而“量身定做”。这一段话，对于我研究人民公社发生、发展，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对于人民公社存在生产力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根据马克思“协作”的论述，我写了《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的小册子，论述了人民公社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基础，指出人民公社制度适应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我国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小册子是1984年写成的，当时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包产到户，“生不逢时”。经济研究所虽然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但是，与会者根本就没有看，会议草草收场，小册子也一直压在“箱子底下”。直至2010年才收集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
我不仅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主张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还跑了八个省市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参加过国家农委、农业部组织的江苏无锡县的调查组；到河南新乡刘庄大队找过史来贺书记，商量好写大队的经济发展史，史来贺也同意了，不过当我们要进入大队调研时，却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让去。后来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进行了典型调查，写出《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的调查报告（见附录）。
就在我们研究人民公社过程后期，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农经学界开始了对人民公社的批判。有人写文章说，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等等。我既有马克思的理论支持，又有典型调查报告。手中有理论、典型，心中不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仍然坚持人民公社经济制度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观点。由于我坚持人民公社代表经济发展的方向，书籍和文章都不能发表，不得不离开经济研究的工作，如果不是教学的需要，可能就离开了学校。只因为当时学校没有人讲授农业经济学，才勉强留在了教学岗位。
以后，我不断地写文章，为人民公社经济制度翻案，反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宣传集体力得到充分了发挥，是毛泽东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等；这些都是由于学习了《资本论》，运用其中的一些观点，说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几十年的理论斗争中，生产力对于我已经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而是经济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已经能够看清楚实现中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变化。
看得见现实生活中生产力的发展
旧中国“一穷二白”，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建立以后，要发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扩大再生产，积累从哪里来？当时，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苏联也没有多少力量支援。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自力更生进行积累。
旧中国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经济，是大自然的“奴隶”，靠天吃饭。毛泽东坚持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
毛泽东与党内的某些人进行了斗争，大力推行了互助合作运动，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私有的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公有制的集体经济，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极大“创造了一种生产力”。
实现集体化以后，土地公有，劳动力统一使用，农村立刻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农田水利建设，短短的二十几年，八万多座水库拔地而起，灌溉面积由三亿亩，发展到六亿多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还多；农村工业也有了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和整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协作，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资本论》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累造成的。”（第一卷 365页）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充分发挥了协作生产力的产物。历史上我国修筑长城、大运河等伟大工程，也是依靠协作的生产力。但是，当时政府动员的人力物力，受到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持续进行。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经济完全能够一方面维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支持农田水利建设，使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一直持续了二十几年，取得了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过程要占用的时间是事先决定了的，正象例如捕鲱鱼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只能从一天中分割出一个工作日，例如12个小时，但是，例如100个人协作就能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扩大成1200小时工作日。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不失时机地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资本论》第一卷 第364-365页）我国种植业的生产，同样存在着的抢农时。抢种抢收的时刻，许多劳动力的协作劳动，能够发挥出比单个劳动更大的生产力。“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投入大量劳动力补偿。这是农业、种植业生产对于协作的要求。
《资本论》对于协作的论述还有很多，就一一列举。
我国人民公社“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种植业、农村工业以及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集体劳动的要求相适应。正是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加上“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使我国农村的协作这种新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积累，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资料，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伟大成就。
协作生产力对于我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国农业、农村的活生生现实。
二、分工协作
有关分工协作产生的新生产力，人们比较熟悉，就不引用《资本论》的分析了。下面简单谈谈我在实地调查中的感受。
我在调查石家庄大队的过程中，感受到分工协作的威力。
旧中国的个体农民，既要种田，还要养猪、鸡、鸭等。石家庄大队的分工，发展到种田的专门种田，养鸡的专门养鸡，养猪的专门养猪，从事工业生产的从事工业生产，既使劳动者能够积累某一方面专业的经验、技术知识，又不断地改变劳动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石家庄大队的农科队为例。由于实行了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经济制度，有可能抽出一些人成立了专业的农科队，建立了土壤化验室，购置了一些实验设备，可以分析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农科队作为队长指挥生产的参谋，根据土壤中的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建议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措施，决定施用不同的肥料，加上耕地有水源保证灌溉，粮食产量稳定在亩产1800斤左右。这对于过去的个体农户来说，几乎不可想象的产量。我虽然“四清”、干校期间一直在农村生活、工作，也参加了农业生产，但不接触农业科技，有关农业的一点点技术知识，如氮、磷、钾元素、千粒重、“寸水棵棵苗”等，都是从石家庄大队农科队那里学习后才知道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一段记载：“----少奇同志批印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随后，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第190-191页）
分工协作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机器生产
《资本论》对于机器大工业的研究也非常科学。一般的书籍在论述工业革命时，往往把蒸汽机代替人、畜力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突出动力机的作用。马克思不这样认识。他在分析机器时指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不同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马克思认为工具机的变革才是工业革命的标志。他说：“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与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马克思还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等等。（《资本论》第一卷 第410、411、204、203页）劳动资料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是由经验型生产转变为科学型生产的飞跃和标志，是划时代的标志。新中国建立以后，提出了实现机械化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变。
上述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应该说是“无与伦比”。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根本不懂什么是物质生产，更不懂什么是生产力。
四、现代化、自动化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根据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预见生产必将实现现代化、自动化，生产力将进一步获得大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时指出：“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资本论》第一卷 203页）机器的运用，把工具由人体器官转到工具机上，使工具摆脱了人体器官的数量限制，大大地发展了生产能力，实现了神话中的“千手菩萨”；现在芯片、机器人的运用，又部分地替代了人脑的功能，把人脑指挥机器运动的功能部分转移到芯片、机器人上，生产力必将出现更大的飞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必将促使实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者出卖劳动力商品所得的工资，严重阻碍购买力的提高，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反复爆发；技术专利制度则严重束缚着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正像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学习《资本论》有关生产力的理论，更加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
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的理论，最终的目的是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现代化、自动化，必将要求共产主义公有制与之适应。共产主义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附录：
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
——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
笑多
（注：1980年，《农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的文章说：“风驰电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其说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并说：“恩格斯在阐述共产主义原理时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我国的合作化运动却不完全是这样---------由此可以断言：一些贫苦农民办起的合作社，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二期）为了批评这种观点，我于1981年写的一篇调查报告，主要说明我国农业集体化是有生产力基础的，批判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由于当时正值社会上大力宣扬“包产到户”，这篇调查报告一直没有面世。现将它上网，通过解剖典型，看我国农业集体化有没有生产力基础？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原标题为《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高速度发展》。）
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是山东省一个富裕的大队。全大队三个自然村，五个生产队，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共八个单位。全大队237户，1191人。有整半劳力484个，耕地1190亩。解放后，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昔日贫穷破落的佃户村，今日已成了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刚解放时，这里的生产水平很低，生活很贫困。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96斤，全村年末存养生猪仅21头。全部耕地几乎都种粮食，还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才199今。去年，在人口增长83%，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到1623斤。这一年向国家交售小麦43万斤，比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还多30万斤，平均每人交售360多斤。去年年末存养生猪1204头，当年交售生猪688头，共14。8万斤，平均每人110多斤。另外，平均每人还交售了60多斤鸡肉。成立高级社的1956年，集体经济总收入仅6。11万元，去年总收入达101。9万元，增长了15倍多，人均分配水平也由30。29元，上升到300。6元。解放前全村有72户逃荒要饭，21户卖儿卖女，52人冻死在外乡。现在，人们不仅不愁吃、穿。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已经普及，而且有十几户买了电视机。过去农户住的是又矮、又黑、又潮湿的小土屋，全村仅有三间青山屋，还是地主收租的帐房。现在已有60%的社员住进了集体盖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户一个院落，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解除了社员生活上的重大负担，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经济面貌，不论是生产或生活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因是什么？
一， 把劲使在改变生产条件上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石家庄大队的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刚解放时，石家庄的生产条件很差。一千五百多亩可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没有一亩水浇地，完全是靠天吃饭。靠汶河南岸的地，大风起时，黄沙压田，要用筢子扒沙才能见苗；村北沙土地漏肥漏水；村南粘土，“下雨粘，干了硬，失了火色耕不动”；当时全村仅有七头牲口，二十多头猪，种地没有肥料。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粮食亩产仅一百斤左右，更没有力量发展规模较大的副业和购置机械了。
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64年以来，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群众在党支部的率领下，用了十年时间，首先改造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和资金，进行了改土、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改土方面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个大队地处汶河南岸，由于河岸没有植树，每当冬春季节，狂风起时，黄沙滚滚。天长日久，在河岸上堆积了26个大沙丘，480亩良田几乎被沙子淹没，庄稼十年九不收。为了制止风沙的危害，大队组织了一支由妇女、学生为成员的采集种子队伍，采集了大量刺槐等树种，育成树苗。第二年又发动360多人植树造林，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四华里长的绿色防风林带。这些树木现已成材，不仅为集体创造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财富，而且也锁住了风沙，保护了农田，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
平整土地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这个村的北面有26个大沙丘，小的一市亩，大的占地11亩，不仅种不了庄稼，而且威胁着耕地，还有17座古坟；村南有一条臭水沟，长达三华里，平均宽26米；全部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不利于灌溉，不利于耕作，不便于统一管理。大队干部率领着广大社员，硬是用小车、抬筐和铁锨等简陋的工具，搬掉了沙丘和古坟，填平了臭水沟，把高洼不平的工地，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平，做到“寸水棵棵苗”；将八百多块土地整成了十八大方。
改良土壤。这个大队有三百多亩沙土地，有二百多亩粘土地，都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他们对这些土地“开膛抽筋”，从村北把沙土运到村南，又把村南的粘土运到村北，使村北的沙土地和村南的粘土地都变成了壤土地，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能够保水、保肥，又易耕易种。
除了改土外，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原来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以后经历了打小土井、引汶提汶灌溉和打机井三个阶段。现在大旱之年，也能保证五、六天之内全部灌溉一遍。集体化以后，陆续打了38眼小土井，买了25部水车，水浇地由无到有，发展到八百多亩。但是靠“手摇辘轳头”灌溉，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也低；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开挖了一条五华里长的引汶渠道，并修了闸门及配套建筑，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效率；以后又在汶河岸上修了一个提水站，提水灌溉；随着邻近各队引汶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汶河常常断水，无法灌溉，他们又先后打成18眼机井，平均每60亩地一眼，从而解决了农作物的用水问题。
增强土地肥力是他们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大队在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还保持土地肥力的稳步提高。肥料供应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由于经济力量薄弱，靠“七挖八换”，挖老墙土、老街土作肥料，以数顶质；以后发展到造肥、沤肥；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上升，饲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养猪、养鸡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能供应一万多车优质的农家肥，地力有了可靠的保证；现在除了农家肥外，还根据土壤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针对性施一些化肥，使土壤中含有的氮、磷、钾元素的比例逐步协调。
由于改变了科学实验的物质条件，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水平也有显著变化。过去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条件，全凭经验指导生产；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划出29亩地，选拔了十几个有生产经验的社员组成了农科队，进行了品种、耕作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指导生产；1974年以后大队投资六千多元，购置了土壤化验等一批仪器，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每年对十八大方土地定点化验两次，建立了田间档案，根据化验结果和实验结果，安排作物种植计划和决定管理措施，使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家庄大队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逐步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由人力、畜力转变为机械力和电力。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购置第一台拖拉机，到现在已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十台，汽车两辆，各种动力机共1347马力，平均每亩地一马力多；农村用电量也从1972年的5万度，上升到1980年的28万度。目前，从耕作、排灌、运输到农副产品加工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采用机器，不仅节约了劳动，而且能起到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以前靠小推车和马拉车，一亩地一年只能拖几千斤、万数斤土杂肥，用拖拉机每亩能施土杂肥三万多斤；用机械播种，可以争农时，枪火侯，适时播种。过去种七百亩小麦，男女老少一齐干，要种45天，从白露一直种到霜降。现在种一千亩，从倒茬到下种，只要十天就行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过去靠镰刀、碌碡，收的慢、打的慢，不能保证丰收，眼看要到手的粮食，给大风刮掉或被雨淋坏；现在有了机械，可以及时收割、脱粒、归仓，基本上消灭了灾害的损失。
由于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作物的产量才能不断上升，由亩产一百斤左右，上升到千斤以上。自1975年以来，粮食单产始终保持在1800斤左右，总产在160万斤以上。今年又遇大旱，小麦产量仍然是大丰收。
种植业的发展，为多种经营提供了物力和财力，饲养业成了这个大队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全大队集体、社员家庭养猪一直保持在1200头以上，每年向国家交售生猪600多头。仅此一项，大队每年要提供几十万斤饲料粮；大队、小队都有养鸡场，仅大队养鸡场就有一百多间房屋，占用32个劳动力，每年向国家交售40吨鸡肉，纯收入五万多元。没有种植业的发展，没有充足的饲料供应，饲养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饲养业的发展，不仅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也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农家肥。
这个大队加工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也不断改善。过去面粉加工需要人抱棍子推磨、推碾；1964年以后安装了粉碎机；1975年建立了面粉厂。面粉厂现有楼房17间，平房15间，仓房7间。有清杂机、打麦机、洗麦机、风机、磨头、太平筛等设备。全部建筑和投资达六万多元，生产能力为日产面粉3。5万斤，质量达到了国家标准。近两年来发展的工业品为原料的皮件加工厂，也是以机械加工为主。总之，这个大队的各项生产、技术装备、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石家庄大队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农业生产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也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没有充足的水肥条件，农作物的产量不可能很高，即使氮肥充足，但磷、钾不足，施氮肥再多，不仅浪费了肥料，反而会使农作物倒伏、减产。“农作物也同样遵守着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输入’和‘输出’是成正比例的。因此，要想‘产出’的多，‘投入’的物质和能量也要多”；（《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三版）没有足够的饲料，饲养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发展畜牧业，饲料是物质基础。肉、蛋、奶是用饲料换来的。”（同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除了设备、动力等物质条件外，原料供应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石家庄大队办的塑料加工厂，就是因为原料不足，今年将大幅度减产。总之，农业生产是物质生产，要想发展生产就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要想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就必须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或者说提高技术构成。不改变生产条件，不提高技术构成，不管人们主管上多么想提高生产水平，不管人们的积极性多高，生产也不可能有较大发展。
石家庄大队首先从土、水、肥入手改变生产条件，带有必然性，是由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解放后，这里的群众面临的生产力就是一百多个劳动力和几头牲口；拥有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一千多亩耕地。要迅速发展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劳动改造土地，提高土地的质量，这也是我国农业集约化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还必须逐渐增加积累，提高技术构成，改变各业的生产条件，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石家庄大队党支部在率领社员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又率领社员改善生活条件。由于生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解放后盖的第二代房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后决定，在农业、副业生产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战线——新村建设。他们对新村进行了统一规划，从1975年开始了新村建设。现在，一个整洁、优美的新型村庄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学校、卫生所、商店等公用建筑早已交付使用；60%的社员已搬进了集体盖的新房，社员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生产、生活条件变化这么大、生产发展这么快，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哪里来这么大的生产力？
二， 集体劳动创造了新能量
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自集体劳动，来自社会劳动。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思所说：“----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石家庄大队的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大幅度增长是从1964年（农业学大寨）以后开始的。解放后，个体劳动阶段生产虽有发展，但生产条件变化不大，生产水平也较低；集体化初期，生产条件有变化，如打了一些小土井，大牲畜和生猪都有所增长，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1964年以后，由于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简单协作的威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大大地改善了土地的质量，并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实行了分工分业，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并采用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机器，把潜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充分挖掘出来了。
简单协作与个体劳动相比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在工程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在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中，简单协作的威力就显得尤为突出。
从石家庄大队修筑引汶灌渠看，全长五华里的渠道，修闸门108个，大建筑24个，采石1000多方，不依靠集体劳动，靠个体劳动，不仅不能短期内建成受益，甚至根本就建不成。
平整土地也是这样。仅搬沙丘、平整村北480亩土地，就投工26200个；填南沟、平整沟南360亩地，动土64200方，投工30000个。这些工程也是靠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抬筐抬，在你追我赶的集体劳动中完成的。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公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简单协作不仅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且在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也能发挥个体劳动所达不到的能量，不仅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是如此，就是在基本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仍然是这样。1980年7月25日，一场大风雨，石家庄大队840亩玉米倒了一大半。风雨过后，全大队一半左右的户锁门，560多人顶着近40度的高温，打了一场扶栽玉米的人民战争，仅两天时间就把倒伏的玉米全部扶起来，并且重新培上土，保证了当年玉米的丰收。“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时间开始并在一定时间结束----------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作过详尽的分析。他在分析简单协作时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能量，首先是来源于社会劳动的初级形式——简单协作。
石家庄大队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截止1981年，全大队除了五个农业队外，还有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仅副业队就有14个项目，占用212个劳动力。这些副业项目除少数几项是季节性生产外，大多是常年固定生产项目，如养鸡场、养兔场、面粉厂等。由于专业分工的出现，大队内部的劳动进一步社会化，生产力又提高了一步。
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既要经营农业，又要经营副业；既要饲养牲口，又要养鸡、喂猪等等，根本不可能进行专业分工，当然更难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目前，有些地方出现一些专业户，也是一种专业分工，但是，这些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必须以保证粮食及原材料（或饲料）供应为条件。没有这种外部条件，专业户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专业分工是一种客观趋势。养鸡的专门养鸡，养猪的专门养猪，磨面的专门磨面，农科队的成员专门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在长期从事同一种劳动中，易于积累经验，可能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并且能够采用专门的工具或机器，这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巨大的能量。石家庄大队养鸡场的技术人员，由于专门从事养鸡劳动，不仅了解鸡的主要疾病及其防治方法，而且对鸡的生育发展各个阶段的生理状况都有所了解，因此能比较科学地饲养。尽管养鸡场的规模较大，年养鸡三万多只，但是生产一直比较顺利；“养猪迷”吴树芬长期从事养猪，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知识，并能治疗猪的一些疾病，饲养的猪不仅膘肥体壮，而且费用也低；农科队长吴树成，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又经过一年多培训，已经掌握了万分之二点五的分析天平、蒸镏离子交换器、电子烘干箱、千倍显微镜、微量滴定管等等仪器的性能和原理，并能熟练使用，对指导大队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资本论》第一卷第376页）可见，专业分工是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能量来源。
分工分业使农业生产分解成不同种类的劳动，使劳动过程分解为局部劳动，这就为采用机器提供了条件。机器的使用，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分工分业，而且能进一步将劳动过程分解。机器能带来巨大的能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们都熟悉的，这里就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从石家庄大队看，采用机器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劳动量大的生产环节。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年生产，如磨面、饲料粉碎等等；一种是季节性劳动，但是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生产成果有重要作用的劳动，如耕地、灌溉、收割、脱粒等等。正是由于使用机器，对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变起着重大作用。
石家庄大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使生产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经济面貌迅速改观，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力量来源于集体劳动（仅就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而言），如果是个体劳动，生产条件、经济面貌都不可能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资本论》第一卷第684页）
以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大队生产条件、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原因。但是，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不分析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下面就对经济关系的作用进行粗略的分析。
三， 根本的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土改以后的小农经济与个体劳动相适应，小农经济阻碍了劳动的社会化，首先是阻碍企业内部的劳动社会化，束缚着生产的大发展。恩格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疑问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2页）如果土改以后，石家庄一直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条件难以有很大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有一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就是解放前出现过的富农经济的道路。富农雇工，特别是农忙季节雇佣较多的工人，也是要发挥集体劳动的威力，争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但是，这种协作的规模发展很慢，因为，“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同时，“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资本论》第一卷第366—367页）在农业生产方面，协作的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本家使用土地的规模。要使富农发展到拥有或使用一千多亩土地，雇佣几百个劳动力的规模，那将不是短时期达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在富农经济的制度下，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与雇工相对立，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认定，如果走富农经济的道路，石家庄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
石家庄大队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于1956年成立高级社，实现了集体化。当时135户农民，198个整半劳动力，带上个人所有的1560亩耕地入了社，这就为集体经济内部实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提供了人身和土地条件。集体经济单位可以在一千多亩耕地上，组织近二百人的协作劳动。和富农经济相比，集体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较大规模协作劳动的条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资料，不是以资本的形态与社员对立，而是直接相结合。
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直接与社员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对立，所以集体经济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规模不同的社会劳动。
石家庄大队存在着两级经济：农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些小型副业属生产队；一些大型的副业单位、农科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新村建设工程，则属大队经济和大队组织。如养鸡场规模较大，仅房屋就有一百多间，用劳动力32个，占资金几万元；又如面粉厂，需资金几万元，用劳动力17人；农科队服务能力强等等，一个只有几十户的生产队，要兴办这些企业，无论劳力、资金、技术、物资等条件都有困难，所以属大队一级所有就比较适合。石家庄大队根据物质生产条件的不同、社会化程度的差别，实行两级核算，使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潜力，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必须指出，石家庄大队不仅发挥了社会劳动的潜力，而且也充分利用闲散劳动的力量；不仅充分利用了集中的、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且也利用了零碎、分散的物质资源。这集中地表现在大力扶持社员家庭副业、尤其是家庭养猪业的发展上。大队为社员家庭养猪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饲料方面，社员每交售一斤生猪，大队补二斤半粮食；每售三斤生猪，记猪肥分12分；在仔猪供应方面，生产队按低于市价10%的价格，供应仔猪；同时新建的房院都有猪圈等等。正因为这样，自1977年以来，社员养猪年末存栏数一直在1200头以上。1980年全大队共卖生猪688头，其中社员交售的就占548头。全大队卖猪肉14。84万斤，其中社员交售的是12。07万斤。社员仅卖猪收入就达8。2万元，人均收入达70元。大队还扶植社员家庭养鸡。大队养鸡场供应社员优良品种的种鸡，社员将种蛋卖给大队养鸡场孵化。每个受精蛋三角，不仅给社员增加了收入，也解决了养鸡场种蛋的来源问题。石家庄大队利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帮助社员更好地把零星的资源和闲散的劳力充分利用起来，对迅速改变经济面貌也起了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石家庄大队能够高速度发展经济，原因在于不断地改变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源于集体劳动；而集体化又为集体劳动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实现集体化，石家庄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劳动的社会化，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改变生产条件，经济面貌当然不可能迅速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大队生产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198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