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无怨无悔之二

走上高山，融入边疆，我无悔

　　告别家乡到彩云之南，进入西双版纳边陲之地，那是因为我上完初三后一次返回学校，在被造反派糟蹋之后散乱的图书室里，翻到一本《边疆晓歌》，就悄悄掖着取回了家（“偷书不算窃”，还盗过一本包括《最可爱的人》在内的魏巍作品选），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说的是昆明有一批年轻人，组成垦荒队进入西双版纳的创业史。（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橄榄坝，曾经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74年起恢复了橄榄坝农场的原称），是个令人神秘而又向往的旖旎之处。

　　七一年过完春节没几天，广播喇叭里就一阵紧过一阵地反复播放着号召“有志青年”去开发边疆、种植橡胶的动员令，有公司党委领导的慷慨陈词，有某某大队已经有多少人报名的动态报道，还有已经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七营落脚了的某位同乡的体验介绍等等，焕发了我胸中久藏的“好儿女志在四方”之情，报了名，检了体，备了行装，告别了亲人，于1971年2月27日出发，经九天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在3月9日这天下午到达了目的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五营，分配在七连。

　　这个地方，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人民公社的勐润大队，坝区（小平原）内是傣家人，半山区上是哈尼族，我们建设兵团则分布于两处之中。当时的兵团，由农场而来，虽然远在边陲，但生产生活两不误，“一业为主”是种植橡胶，“多种经营”是保障生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一下子改扩建后，摊子大，战线长，仅勐腊县内的六团，就由7个营增至22个营。我们五营原来叫勐润农场，一、二、三连已开割产胶，四连种水稻，五连制砖瓦，还有机务连和制胶厂，69年底一分为三，援建了15、19两个新营，自身也新建了六、七、八、九、十、十一连和武装连（72年撤消），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整个勐润地区的总人数则骤然增加了三倍多，物资供应跟不上是自然的了。

　　有文章说，进入勐腊、勐捧地区后，看到的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原始森林，除了黑乎乎、雾蒙蒙，啥感觉都没了。

　　这话可不能当真，“美丽的西双版纳”绝不是浪得虚名。初来咋到时，老工人对我们说：游山玩水是个好地方，创业开发就不能那么浪漫了。如何看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取决于各人脑瓜子里的“三观”和入疆的动机，有觉得是“广阔的天地”的，有认为是“夹皮沟”的，就这么简单。

　　事实诚如《边疆晓歌》所述，从五十年代中期，西双版纳就有垦荒队为发展橡胶事业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了。我们勐润农场建立于六十年代初期，成员有部队的退伍官兵、昆明的知识青年和湖南援疆拓荒的志愿人员。初创阶段，他们借住在勐腊县城边的傣家竹楼，拎着砍刀，扛着锄头，一边仰面砍除草丛竹木，一边俯首开路夯道固基，栉风沐雨半年多，才进入勐润扎下了根，垦荒挖梯田，育苗植橡胶。所以，就有了连接勐捧、勐腊直至景洪、思茅、昆明的公路国道，才有了农场的推土机拖拉机，才有了秦砖汉瓦建造的一栋栋食堂、会堂、职工的住宅和单身的宿舍，我们五营的六个老连队，住的就都是瓦房。我所在的七连，组建还不足半年，住房只能就地取材，用树木、竹子、茅草建成，能遮阳，没漏雨，加上原始森林本来就是个自然大空调，白天炎热，入夜凉爽，住在里面没感到什么不舒服或者不适应——我老家住的不也是稻草房？而且，各个营都有专业连烧制砖瓦，用以建房，所谓“一出勐腊县城，就见不到“片瓦”之说，纯是罔顾事实，胡编的谎言。

　　西双版纳土地肥沃，四季如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事在人为，要看连队领导能不能统筹兼顾谋划安排，要看职工手勤不勤，心齐不齐，组织得好管理得好出力流汗同心干的连队，一年四季蔬菜吃不完，反之，就要“闹菜荒”，半年三月喝“玻璃汤”。进入兵团，不分男女，每月定量统一四十斤，现在的人是吃不了的。但那时消耗大，油水少，消化快，就算是“八分饱”吧。我们七连的伙食，初到时确实不怎么样，第一餐是卷心菜，第二天是萝卜叶子，再后来主要是茄子，也有空心菜什么的。连里有个后勤班，有六名女工种蔬菜，一下子来那么多人，她们的“产出”明显跟不上躺了。面对“青黄不接”，事务长老陈很上心，宁可徒步几十里，从勐捧挑两坛乳腐或者酸萝卜回来，也没让我们喝过什么“玻璃汤（盐水加白开水）”。因为还没出旱季，连长老彭在我们到达的第四天晚饭后，就领着大家去一块新开辟的菜田里，为栽下的豇豆、辣椒、卷心菜、茄子等浇水。两个星期后，连队组织大家筑坝挖鱼塘，利用了好几个星期日，大家伙干劲挺大，没人借故不参与。雨季快降临时，老彭带着几个伙伴上山，撒播了好多冬瓜子南瓜子。种下去，就有得收，收了就自家吃，新连队，“基础差，底子薄”，虽然紧巴巴，但蔬菜大体上能解决自我之需。为了解有无肉吃，我第二天就去看了猪圈，与喂猪的老罗——罗成方寒暄了一阵子，得知他曾经是当年朝鲜战场上枪挑过美国佬的志愿军战士，是李志民将军的兵。我阅读过《星火燎原》，知道李志民是开国上将，时任福州军区政委，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老罗喂着一老一新两头母猪，五、六十斤的七、八头架子猪，还有一窝啃着奶的幼崽儿，这都是老连队支援来的。我估摸着，这几头猪猡能开吃，至少要过国庆节了。好在不久的“五一”、“八一”等几个“大节”，还有挖梯田、修公路等会战期间，营部对新连队都有一定数量的补贴调来，让我们不至于半年三月也吃不上一次猪肉。

　　抵达的第二天，连队安排我们休息整理行礼，第三天开始办学习班，围坐在大榕树下，除连队干部外，营部的高营长、杞副教导员还有禹干事等也分别来上课，其中高营长的那一堂“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我至今还犹响耳边，大致记得其中的内容。

　　学习班结束后宣布分班，我编在一排，排长是彭发安，湖南籍老乡；我任三班班长，副班长是高东人。文书程铭发给了每人一钯锄头，一把砍刀，用来垦荒种植的，还有一顶用来遮阳的斗笠和一块防雾的塑料布。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上山下山八小时。一次在曼会尖山上清除烧坝后的残骸，到山顶后的一棵大树下歇息，我和根法、新福几个惦着脚跟，能看到同为茅草房的六连，和已是砖瓦房的三连、五连和营部，就顺口说了句：要是能再看得远一点，看到老家的稻麦油菜花、东海里的浪潮就好了。不料此言一出，竟惹出大家的思乡之情和哭声一片——“走尽天边，不如黄埔两边”，这下算体会到家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还是用“大道理”管住了“思乡之情”，干完活一路下山，心绪在半途上就平静了。

　　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好几个国家接壤，边疆面积广袤，民族杂居，国民党反动派溃逃时在这些地区留下许多祸根，解放后土改时消除了不少，但因为境外敌对势力残余尚有骚扰，境内也有极个别死硬份子在暗中勾结作孽，因此，当地的对敌斗争十分错综复杂。为彻底斩断魔爪割除毒瘤，云南省委作出了开展阶级复查、依靠积极因素、团结中间因素、化解消极因素的决策和部署，在勐腊县先行试点。为此，要从建设兵团选调力量充当骨干。消息才传开，连里就有人报名争着要去，但不久又传来“寨子里卫生条件很差”的说法，那位老弟又死活不愿去了。老彭遂换了我们三班的副班长，但因为是个女的，营部没批准，让老彭换人，老彭说无人可换。不料，负责这项工作的杞副教导员说；怎么没人，你们那个范洪利不就挺合适？老彭回连队对我说：我内心是不想让你去的，可杞副教导员竟然点了你名，你就准备一下吧。于是，五月六日营部报到后，七日坐车进入勐腊县城，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阶级复查培训班。

　　因为读过《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村土改政策文件选编》，所以，我对学习的相关内容都“似曾相识”，理解吃透都不太费力，几次讨论发言，让一道的傣族干部、哈尼族干部对我“刮目相看”，和他们了新朋友，对开展工作很有好处。

　　勐腊县培训后，回到勐捧公社又学习了民俗风情，领导再三叮嘱，住入寨子后不论与那个民族相处，都要注意纪律和形象，尤其在生活作风方面，不能“入乡随俗”放松自己。但进入哈尼族聚居的“扎苏版”大队不久，我们工作队里就发生了两起比“同吃同住同劳动”多了一同的“同睡”事件，其中一个是七营的上海籍知青李某，这厮曾经在学习班上漫骂哈尼山寨肮又脏，污辱哈尼姑娘黑又丑，怎么会不到三个月就被“色蛋”击中了？真打心眼里鄙视他。领导安排我“约谈”，在去“崮山虎”生产队的路上，我本打算狠狠奚落他一番，但绕过山岭进入寨子，见到李某萎靡不振梦恹恹的那副熊样，觉得讲啥已全是多余，对他说：你不适合在寨子里工作，回到连队自己发展去吧。李某满面通红，瞪了我一眼，没吭声，卷起铺盖就开溜了。

　　除了有经不起“色蛋”考验的，还有害怕艰苦的。在扎苏版完成任务后，我又被抽调到麻木树公社（如今的关累镇），在澜沧江畔的坝河大队帕良生产队工作了七个月。

　　那天清晨，带队的段指导员一再让多吃点、吃饱点，还找来一盘咸菜佐餐，我也是撑开肚皮吃了两大碗米饭，算计着足够打发一上午了。但一上路、拐过公社驻地那片蔬菜基地，就掂出了斤两，明白了段指导员的用意，那山是一座比一座高，那坡是一步比一步陡，才上又下，才下又上，上上下下全围着山岭子转，好在一路上有好多处凿进山腰的竹筒子，不住地流淌着清水，仰对着它，流入口中，甜丝丝，凉笃笃，能喝个痛快。嗓子不渴了，肚子饿开了，好在下午一点经过段指导员他们连队蔬菜基地时，他安排两个战赶紧给我们整饭吃，卷心菜炒猪肉片，外加一个豆腐汤，一行七人狼吞虎咽吃了个饱，我是满满的三大碗。放下饭碗，抽了支烟，我们继续赶路，看着太阳落山，感受到了澜沧江面上吹来的凉风，段指导员才指着高处的灯光说：到我们连队了，咱今晚就在这儿歇吧。这一天，我们翻山越岭穿涧涉水，足足走了十一个小时。

　　到帕良寨是两人，另一位是二营的知青张先生，一米八的大个，是个排长。到达目的地睡了一晚起来，到井边洗刷汏衣衫，下去上来整两小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就骂骂咧咧嘀咕个不停。吃过饭，他抽着“春城”，吐了一阵子烟圈，对我说：昨晚澜沧江刮来的风，凉得我一夜没睡好，我得下山一趟，回去捎点衣物，也顺便开点药来备着，你给段指导员打个招呼吧。说完，就走了，自此，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段指导员得知后，担心我独力难支，曾经考虑抽人相助，但坝河大队两次会议汇报交流后，他改变主意没安排人来；帕良的工作一次合格提前通过后，他要求我去另一个生产队援助两位解放军战士；撤回途中，他又把我留下，帮着为整个坝河大队复查工作的圆满划句号。

　　一年多的复查工作，与哈尼族人民滚打在一起，劳动、生活、情感，酸甜苦辣咸，一关一关都过去了。如果说，在扎苏版的成果是一个小集体、一个小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那么，在帕良寨则全是自己单枪匹马抗了下来的。这个生产队有五十二户，进去时2户地主，3户富农，5户富裕中农，还有4户“坏分子”，这么穷的寨子，旧社会承受着阶级压迫还有民族歧视，不得不在远离水源的山岭上安身觅生，咋会是“地富反坏”只少了个“右”？经过几十个黄昏的上门走访、座谈摸底，得知当时成分划分确实有偏颇，根据的不尽是解放前三年各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剥削、受剥削程度，而是那时当家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因为，解放前这里曾是国民党李弥军的盘踞区域，属下有个连长为非作歹，民愤极大，李弥军逃窜至缅甸后，坝河大队凡是曾经与那个匪连长有过瓜葛的，都给扣上了“异己”帽子，违背了实事求是和政土改策，是“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的。为此，我坚持政策界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掌握原则，坚持依靠“阿琵（奶奶辈）”“阿波（爷爷辈）”，反复征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把政策与实情稳稳妥妥结合起来，让各家“对号入座”，让社员品头论足。初榜公布后，全村一片欢腾，反对意见一条也没有，几户“专政对象”摘除帽子后，几乎是全家相拥，热泪盈眶，一位叫阿二的小伙子，因为原来的“富农”改为了“下中农”，显得特别的激动，奔过来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离寨的那天上午，全村人夹道相送，又是阿二哭得最动情，告诉我大队民兵连批准了他的申请，他现在已经是武装基干民兵了。在新公社逗留期间，大队支书告诉我说，阿二担任了帕良生产队的民兵排长。

　　一年多复查工作，我用了心，尽了力，没有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老百姓都很满意，感觉很是踏实，觉得有幸乘上新中国“土地革命最后一班车”，锻炼不小，收获不少。

　　回到连队，我先后担任过排长、事务长，七三年调营部任报道员，建设兵团改制为农场后，任五分场青年干事、共青团工委副书记。这一段，恰好也是四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