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喜林：我父亲参加革命和抗战的故事

　　众所周知，1942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东北抗联将士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物资供应短缺问题，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备武器弹药，抗日队伍减员和物资短缺问题亟需要得到及时补充，驻扎在太行山晋东南地区的抗战将士更需要大量布匹解决穿衣问题，以及日常生中所需要的食盐等问题。

　　我父亲郭兴胜在这个时候积极要求参加革命，一心想上前线打鬼子。后来经过地下党员（我姑父）陈凤仪和地下党员郭明堂的推荐，于1942年2月参加革命，并被分配到山西太岳四分区士敏县（即现在的沁水县）工商局粮店当会计，为八路军提供生活物资保障。在一次预防日军扫荡的战斗转移之后，两个给地主放羊的放羊娃在山上赌钱赌输了，他们就在夜里偷走了负责现金出纳枕头下的钱袋子。我父亲是管账本的也被当成了怀疑对象，被太岳军区派的战士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后来，太岳区工商管理局监委张茂甫了解此事后，协调有关人员加大了调查取证工作力度。就在这个时候，管现金的出纳魏广川在夜里吓得尿了裤子。我父亲告诉他，只要自己没做亏心事，就不要害怕。如果自己辜负了组织的信任，那就要主动坦白问题，不能让大家受连累。魏广川等人再三表示，不是监守自盗者，是在转移中太累了，几个人都睡着了，可能被人盯上偷走了。经过太岳军区八路军人员的缜密侦察，在山上发现了两个放羊娃在与几个人的赌博中所使用的钱就是偷来的。这样，张茂甫才让太岳军区赶快放人，让他们几个人赶快回去开展各项工作，并从中汲取深刻教训。从此以后，我父亲郭兴胜对各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对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总是事先拟定好防范措施，以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河南沁阳县等地的党组织一直受到日伪军的破坏，太岳军区和地方党组织对沁阳县等县实施了管辖权，并成立了晋沁中心县委，为了防止敌人侵袭，便于安全转移，晋沁中心县委办公所在地设在土河革命老区的西山村。而且，党组织和太岳军区已经委派西土河村党员魏民伯父在沁阳义庄当上了区长。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的地方政权组织，在魏民伯父的请求下，让上级组织派我父亲郭兴胜从士敏县工商局调到河南沁阳县协助魏民伯父开展抗日战争的对敌工作，并负责向太行山上的党组织和八路军及时传递重要信息。于是，我父亲郭兴胜于1945年7月到沁阳开展地下抗日工作。

　　有一次，为了及时准确传递对敌斗争情报，魏民伯父让我父亲把情报卷起来藏到蜂蜜罐子里，用扁担挑着上山送情报。但是，没想到日伪军在沁阳九里口上山的路口例行检查时，被日军用枪托打碎了蜂蜜罐。我父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并大口地吃起蜂蜜来，当他确认已经把情报吞下去，不会被敌人得到后才甩着双手沾的蜂蜜，在衣服上抹了几次，自言自语地说，这叫我怎么上山向药铺掌柜交差？然而，日伪军并不相信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一直怀疑他是八路密探，也就是情报人员。于是，把我父亲在炮楼里吊起来进行毒打。开始是用麻绳在水里沾水抽打，后又改为用皮鞭抽打，我父亲始终什么也不说，只说“我是生意人”。敌人不肯罢休，于是又让伪军从山上割来了带刺的“对接圪针”进行毒打。经过长时间的毒打折磨，我父亲身上已经是血淋淋一片。日伪军将我父亲放下来之后，又用凉水泼在头上让他苏醒过来。后来敌人经过沁阳城日伪军证实，我父亲是做生意的，才允许让沁阳城里的伙计把我父亲弄回去。回到沁阳城，请大夫把他身上的对接圪针一根一根拔出来，再用中药处理大面积的伤口。我父亲在床上躺了半月，才能勉强下地走路。

　　父亲的伤完全好了之后，日伪军放松了对他的盘查，他也加快了上山送情报的频率，并为消灭日伪军提供了大量准确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和魏民伯父齐心协力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及时筹备了大量军需物资，并先后两次解放沁阳城。

　　我父亲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被组织上任命为沁阳县西向镇镇长。有一天当他获得土匪准备偷袭他的消息后，他却带着民兵赶在土匪偷袭之前偷袭了土匪的老窝，并打死了土匪头。魏民伯父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抗日回忆录，从郑州到新乡住在我家一星期，和我父亲不分昼夜一直谈抗战。魏民伯父告诉我：“二小子，你爸年轻时，那枪打得准得很，一枪一个鬼子，一枪一个土匪，一枪就把土匪头报销了。”父亲却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他打枪打得准。

【文/郭喜林，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