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里的妈妈——谨以此文追忆我的母亲

　　毛 姐

　　母亲的八十寿辰的那天，我们为她举办了家庭宴会。

　　当菜肴一一端上来后，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爸亲自为母亲点亮了生日蜡烛，我的一首《烛光里的妈妈》拉开了宴庆的序幕。

　　母亲在我们的簇拥下安详地坐着，面带幸福的微笑。透过金黄色的烛光，我看见母亲的面容已由曾经的清秀变得衰老，尤其是近几年，一条条深深的皱纹无情地爬上了她的额头和脸颊，那每一条深深的皱纹里都饱藏了她一生的坎坷。虽然她的身板已不像年轻时那么挺拔了，但她的目光里依然露着坚毅、豪爽和执着，只要她一笑，满脸的皱纹便呈向心形散开，此刻被烛光映上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恰似一朵饱经风霜的老菊花。

　　人生百态，花开万种。自古以来有无数文人墨客不惜重笔吟诵各种美丽娇艳的花朵。百花园中哪一个是“宁可抱香枝头死，不随落叶舞秋风”，“耐得春夏彷徨去，迎来秋色傲寒霜”的呢?我看是非菊花莫属了。我的母亲这一生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也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和人情变故，但她始终能固守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善良和执着，那一份信念和憧憬，那一份境界和情操。在我眼里，她就是一朵不与百花争艳，只为深秋填色，沁香溢彩，独傲风霜的金菊花。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是她除了具有平凡母亲的慈祥、温柔和勤劳本色以外，更兼有乐观、豪爽和干炼的性格。

　　我总在想，是什么让母亲这么坚强，这么勇敢，这么乐观?是什么让母亲从一个偏僻山区的细妹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母亲从来没有给过我直接的回答，只是从她断断续续的唠家常中，从她几十年点点滴滴的言谈举止中，我才慢慢地找到了我想知道的答案。

　　一

　　母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当地人把那里叫林家冲。

　　由于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母亲差一点就与世无缘。大姨说过，她是母亲的救命恩人。大姨在兄妹中排行老大，老二又是个女孩，也就是我的二姨。后来送子观音总算关照，让外婆生了个伢子(男孩)——我的舅舅。迫于社会压力和家境日渐衰落，外婆认为养女当然不如养儿。因此，再后来连生两个都是妹子，一生出来就都被外婆丢到尿罐里溺死了，连看都没多看一眼。轮到母亲即将出世时，外婆是难产。因担心又会重现前两个妹妹的惨景，我的大姨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量，一口气翻了十几里山路跑到了谌家冲她的小舅家，去喊我的太外婆。我的太外婆也不知哪儿来的毅力和勇气，迈开两只三寸金莲，硬是一口气跑到了我外婆家。当她跌跌撞撞一头闯进门时，母亲恰好呱呱坠地，被我太外婆一把抢过来搂在怀里，用她那滚烫的胸膛给了母亲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份温暖，母亲就这样幸免于难。母亲常提起已去世的太外婆和大姨这两位救命恩人，并且还对我说：“你外婆也是生活所迫，是被当时社会和家庭境况所逼的，我不怪她。”有人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我感觉到了母亲那宽厚的胸怀。

　　母亲的幼年时期就一直在那个偏僻的山村中度过。

　　从她记事起，我的外公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全家人的生活都靠祖上留下的一些田产，里里外外都由外婆一人操持。外婆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只要家里有一点钱就尽可能让孩子们上学读书。我舅舅在镇上读书，是靠家里仅有的一些积蓄来交学费和生活费，外婆认为男孩子是要优先保证上学的，全家人指望他将来挑大梁呢!大姨在乡上读私塾，靠的是把家里每年收的谷子挑去抵学费。由于家里男孩子少，母亲从四岁起就经常跟着我二姨一起上山砍柴、割猪草，养成了泼辣干练的性格。按照湘西当时的习俗，细妹子(女孩)很小(大概五六岁)就要穿耳洞、裹小脚，可是母亲对这些陈规旧俗一律不从，坚决反抗，外婆也因为母亲屡次逃跑而只好作罢了，由此可见母亲从小就有着一种敢于和命运抗争的执拗的性格。

　　母亲五岁那年，外公去世了。她留在脑海中唯一的印象就是当时在堂屋中央摆着一口漆黑的大棺材，外公静静地躺在里面，身上着一袭藏青色的寿衣，脚上套着一双崭新的黑布鞋，按照当地传统的习俗，他的双脚被绳子绑在一起(据说是这样可以使死者的魂魄不好到处乱走)，脚下放着一盏小油灯(好给死者照亮去阴间的道路)，那若明若暗的火苗飘忽不定。母亲年幼不解，只觉得内心里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家里也无人理会她。她一只手紧紧地拉着二姨，另一只手下意识地绞着自己一侧的衣角。家族中的首领——也就是几个高龄长辈都来了，大家都说了一些安慰外婆的话，然后坐下来等我的舅舅。

　　那时，舅舅在镇上读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是村里同辈人中的佼佼者，长辈们好像把整个大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把他誉为整个家族中的最高的一棵大树。待舅舅凌晨时分急匆匆地从镇上赶回来看了一眼外公，磕了三个头后，大家才开始七手八脚帮忙把棺材抬到后山上掩埋了。

　　从此，母亲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我外婆更是既当娘又当爹。因而她同时既慈善又严厉，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因为死去了男人，外婆在外面则又是倍受欺负的，没有一点社会地位。

　　由于家中无劳力，外婆把祖传下来的一些田产都佃出去了。舅舅的学费全靠把佃户交来的粮食再挑到学校去。幸亏大姨后来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为此大姨曾经骄傲地说：我和毛泽东是校友哩!)，得以免交学费，她从师范毕业后就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母亲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大姨。

　　起初，大姨教书的地方也不固定，一段时间在这个村子里教，过一段时间又转到另一个村子里教，为了可以旁听(母亲能省点学费)，母亲也就跟着大姨一个村一座山地跑。大姨教几年级的课，母亲就跟着旁听几年级的课。群山连绵的湘西，村和村之间都是山连着山。几十年后，母亲想起来还记忆犹新：“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被你大姨喊起来，跟着她爬大山、淌小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上学。冷风吹得野草沙沙直响，我当时心里害怕得咚咚直跳，可还是不愿放弃学业。”

　　直至大姨出嫁了，母亲才没有再跟着她旁听。

　　到了母亲该上高小的年龄时，家里的田产已变卖了不少，剩下的几亩地佃出去后所换回来的粮食已经难以供几个孩子同时上学。有谷子的时候挑一担送到学校去，就可以读一段时间的书，否则就停学。因此二姨和母亲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为此母亲很有意见，埋怨我外婆不公平。当外婆再次因家境困难而想要母亲停学时——理由是“女孩子读书再多也没用”，母亲刚刚品尝到知识的乐趣和力量，求知欲正强，哪肯答应停学，据理力争，并吓唬外婆说：

　　“如果不让我读书，我就死给你看!”

　　外婆深知母亲执拗的性格，只好又给母亲交了学费，可是不久二姨就失了学，在家里帮别人织布。母亲跟我回忆往事时，还说感到心里有点内疚呢，这当然是后话了。

　　母亲考上初中后就转到离家十几里外的东坪镇去上学了。由于交不起住宿费，就暂住在大姨家(那时大姨已嫁到东坪镇)。

　　翌年春上，学校放假，母亲从镇上回到家里，只见外婆忙里忙外，客人进进出出，几位亲戚正在忙着做擂茶(当地一种用黄豆、芝麻、糯米、茶叶等捣碎做成的食物)，堂屋的柜子上摆着几件很漂亮的新衣服，屋里屋外也收拾得格外整齐。一问，原来是我二姨要出嫁了!

　　外婆对母亲说：“菊儿(母亲的乳名)啊，你也洗洗头，明天早起好好打扮打扮，给你二姐压轿。”

　　湘西一带有这个风俗，姑娘出嫁时有两台大轿，前轿坐的是新娘子，后轿必须找一个要好的姐妹坐在里面压轿，都穿戴得很漂亮，上下轿子都有人搀扶，那压轿的待遇不亚于新娘子。母亲听后一阵欣喜，连忙往二姨的屋里奔去，她想赶快让二姨分享一下这个喜讯。她心想：“要是二姐知道是我给她压轿，准保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当母亲跑到二姨住的西屋门口时，只见一把大锁挂在门鼻上。二姨不在?仔细一听，房内有哭声。母亲急忙趴在门缝上往里瞧。透过门缝只见二姨趴在床上正伤心地哭着：“我不嫁!我不嫁!我就是不嫁!呜呜……!”这时，母亲明白二姨的房门为什么会上锁了，可是她不明白二姨为什么不愿意出嫁，出嫁当新娘子多体面呀。蒙着红盖头，穿着红衣红裤红鞋子，坐着红花轿，被那么多人围着、抬着，鞭炮噼啪响，唢呐呜啦吹，全村的大人孩子都来看，还有喜糖吃哩!真是要多喜庆有多喜庆。

　　母亲想到这里打算劝劝二姨，就冲着门缝里喊了两声：“二姐!二姐!”二姨慢慢直起身子来到门口，母亲这时才看清二姨的两只眼睛已经哭肿得像两个大桃子，人也瘦了一圈。

　　见是母亲，二姨忙说：“好妹子，快把门打开放二姐出去。”

　　“二姐，你要上哪儿去呀?”

　　“我要继续上安化县城的工读学校，那儿的刘老师可好了，我喜欢他。”

　　母亲明白了，二姐已经有了心上人。

　　“门被锁上了，可我没有钥匙呀。”母亲着急地说。

　　“你快去想想办法嘛!”

　　母亲迟疑了一下，转身到堂屋去找钥匙。她边找心里边嘀咕：“要是放了二姐，肯定要受到妈的严厉责怪;不放吧，看二姐又哭得怪可怜的。”母亲没有找到钥匙，猜想钥匙这会儿肯定在外婆身上揣着呢，只有去求求她老人家了。

　　外婆这会儿正在堂屋里忙着往碟子里摆糖块、瓜籽、花生、红枣什么的，手里正攥着一串钥匙。母亲赶紧凑上前去帮忙，乘机问道：“妈，二姐非出嫁不可吗?”

　　“当然啦!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可我舍不得二姐，让她晚两年再嫁不行吗?”

　　“你二姐都二十三了，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

　　“那让我进西屋跟二姐说说话吧?”

　　“今天不行。你这个小鬼头，别跟我耍心眼啦，有话明天让你说个够。快去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哩!”

　　没拿到钥匙，母亲也就没敢再去见二姨，她看见外婆很晚了还和一位远房的姨娘在堂屋里坐着，很小声地说着话。母亲开始没注意，后来隐约听见一句：“万一二妹子蓉儿逃跑了，就把……”

　　母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等到二更天，听听堂屋里没有动静了，估计大家都睡着了，这才蹑手蹑脚地摸到外婆的床前，拿起钥匙就赶紧跑到西屋，迅速打开房门。二姨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

　　“好妹子，姐不会忘记你的!”

　　“别说那么多了，你快走吧!”

　　二姨像一头受惊了的小鹿一样，急忙向外奔跑，哪知她因为慌不择路，在黑暗中碰掉了堂屋里一个装满瓜籽的盘子。

　　“啪!”

　　这一声巨响，在夜深人静之中好像放大了无数倍，惊醒了全家所有的人，母亲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二姨没能逃脱，外婆一气之下把母亲和二姨干脆都关在一起了。而且丢下一句话：“我今晚上就坐在这堂屋里守着，看你们还怎么跑!”

　　母亲边砸门边大喊：“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二姐，她不愿嫁呀!”外婆说：“这桩婚事是你爹在世时就已经定下来的，不能反悔!”二姨的心彻底绝望了，整夜以泪洗面。母亲也很无奈，心想：“今晚二姐想逃走是不大可能了。咳!不知未来的二姐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愿二姐能嫁个如意郎君，对她也是个安慰呀!”不知什么时候，母亲才抵不住困意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朦胧中的母亲就被外婆喊了起来，梳洗打扮。在亲戚邻居的帮助下，给二姨硬是套上了新娘装，尽管二姨一直都是哭哭啼啼着。

　　忽听鞭炮齐鸣，迎亲的队伍来了，母亲赶紧挤到人群前，她急着想看看即将成为她的二姐夫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新郎官个头不高，长着一张瘦削而黝黑的脸，眼睛也不大，穿着一身黑色的香云纱礼服，胸前佩着一朵大红花，头上戴一顶黑色礼帽，映衬得他那张瘦削的脸庞显得更加黝黑了，跟母亲想象中的帅哥相差很远。他见了外婆立刻满脸堆笑，两只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他一手摘下了礼帽，向外婆行了个大礼。

　　母亲这时就像一碗开水放久了，渐渐地没了热气，心里早已没有了压轿的高兴劲，只是一个劲地念叨：“我可怜的二姐呀!”尽管二姨的哭声是那么的撕心裂肺，她还是被人们强拉上了前面的轿子。在迈进轿子之前的那一瞬间，二姨猛地掀开了红盖头，回过头来，用那饱含泪水的目光在人群中飞快地巡视了一下：

　　“菊儿——!”

　　二姨一声喊，令母亲内心倏地一紧。她只觉得那喊声里有依恋，也有怨恨，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都怨自己昨晚没能帮二姨逃出家啊。

　　就在自责和迟疑中，母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推上了后面的那顶轿子，摇摇晃晃地就上了路。

　　一路上鞭炮声、唢呐声夹着哭声，好不热闹。可能是怕二姨在中途逃走，迎亲的队伍都没敢歇一下脚，硬是一口气来到了十几里外的新郎家，轿夫们累得一个个直喘大气。

　　婚礼上，母亲眼瞅着二姨被人强按着拜了堂后又硬拉进了洞房，她感到一阵茫然，想做点什么，可又觉得面对这强大的传统势力和泱泱众人，自己真是人微言轻，无力回天啊。

　　婚礼结束后，在返回的路上，那位远房的姨娘笑嘻嘻地对母亲说：“菊儿啊，幸亏我看得紧，要是你二姐中途逃走了，婆家找我要人，就得拿你顶上了!”母亲听了这话一下子惊呆了，只觉得脊背上直冒寒气。她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又怕、又恨、又气……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急急忙忙收拾行装，逃也似的离家返校了。

　　二

　　命运的长河，正按照惯性悄然流淌，然而，一切会通往何方，结局并未注定。它有时也会突然来个急转弯，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直泄而去……在波涛中能否迎风踏浪，勇往直前，去感受与驾驭那平凡又史诗般的起伏跌宕，让自己生命的长河永远欢快地向前奔腾，就很大程度取决于每个人运筹帷幄的能力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整个湘西四处都经常听到枪声，到处都有逃难躲兵的。有的老师也被抓走了，学校只好停课。母亲一回到林家冲，就听说国民党经常来抓兵，还烧杀奸淫。村里的青壮年男人们都跑光了，年轻的姑娘媳妇也都躲藏了起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

　　一位好心的邻居对外婆说：“像你家菊儿这样如花似玉的细妹子还不快躲藏起来，大兵来了就遭殃了。”

　　于是，外婆对母亲说：“菊儿，你快到你的娘舅母家去躲躲吧，这些刮民党干的都不是人事，你的娘舅母家在深山里边，要安全一些。千万可不许再去学校了啊!”于是，母亲只身来到娘舅母家。白天躲在山上一个被密密的野草掩盖着的小窝棚里，啃点干粮，夜晚如果确定没有兵来，才悄悄回到娘舅母家中，喝口热汤，小憩一会儿，天不亮就又得回到山上躲藏起来。

　　这样难熬的日子过了有半个多月。终于有一天，一位名叫桂花的同学(也是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叫人捎信来给母亲，让她立刻返校，有要事相商，母亲才永远离开了那间小窝棚，她把外婆“千万可不许再去学校了”的话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回到学校，教室里早已是一片狼藉。老师和同学都已各奔他乡，不知去向。母亲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给她捎信的桂花。她比母亲大三岁，高两个年级，平时经常在生活上关心母亲。在她的家里，母亲又见到了好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学和校友，大概有二、三十人。只听他们在议论着：

　　“我们现在反正是上不成课了，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还上什么课呀，马上饭都没的吃了。”

　　“工作也找不到，兵荒马乱的，生意也做不成，再说也没有本钱哪。”

　　“现在到处在打仗，是军人的天下，我看还是当兵吧，当兵起码有饭吃啰!”

　　“那个刮民党兵可当不得，尽作孽哟!”

　　“听说共产党的队伍不错，当兵不挨打，还有饭吃。”

　　母亲在他们当中年龄最小，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过去也只是听说过，始终没见过。开始她一直竖着耳朵听他们说，后来一个年龄较大像个领头的人让大家一一表态时，母亲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投奔共产党的军队。

　　几天后，有人打听到解放军刚刚在桃江县马迹塘打了个大胜仗，母亲和大伙儿一起立即奔向六十里开外的桃江县，来到马迹塘镇的一个小祠堂门口。

　　只见祠堂门前摆着一张方桌，一位穿着紧身小褂，斜挎着盒子枪，枪柄上飘着一角红绸布，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坐在桌子的左侧，他有着结实的胸膛，宽阔的天庭，两道剑眉，眼睛不大但很明亮。他虽长得粗犷，但面部的笑容可掬。另一个年轻一些，长得文静一些的小伙子坐在桌子的里侧，手上拿着一支笔，面前铺着几张纸。

　　见众人围了上来，络腮胡子和蔼地问母亲：

　　“细妹子，今年多大了?”

　　“十八。”母亲有点羞涩地答道。

　　“哪儿的人?

　　“林家冲的。”

　　络腮胡子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惊喜的神情。

　　“愿意参军吗?”

　　“愿意。听说参军能吃饱饭。”

　　“对!兄弟姐妹们，要想吃饱饭，就来把军参!”络腮胡子对母亲同时也是对大家说。

　　“你们是哪个……党?”后面有人在谨慎地问道。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络腮胡子很自豪地答道。

　　母亲一行人立刻上前报名登了记。

　　络腮胡子大声报：姓名……年龄……，年轻小伙子低头一个劲地往纸上写。最后只听络腮胡子大声说：“好了，你们现在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七师的战士了。跟着共产党走，今后前途是光明的。回去准备一下，后天早上七点整在东口码头集合出发，一定要准时到啊!”

　　这时，母亲感觉好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释重负。

　　就这样，第三天一大早，母亲瞒着家人(因为她怕外婆知道了会阻拦的)，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东口码头，登上了一条大船。此刻，她看见络腮胡子已换上了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斜挎着枪，格外威武，估摸着时辰已到，他按照名单清点了人数后，指挥船老大准备开船。

　　就在大船即将离岸时，忽听一声高叫：“桂花——!桂花——!跟妈回家吧!”只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急匆匆赶来。船上那个叫桂花的姑娘把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朝脑后一甩说：“妈!我不回去。”可是她妈却不顾一切的跳上了船，硬是生拉硬拽地把她扯到了岸上。母亲这时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告诉外婆参军的事。尽管络腮胡子再三劝解，桂花的妈还是不答应，死死拉住桂花的胳膊不放，边哭边说：“桂花，姑娘妹子家的，当的什么兵呀!再说，你是妈唯一的命根子呀!你要是有个好歹，叫妈我怎么活呀?”络腮胡子见状只好说：“桂花，你再好好陪陪你妈，做做工作。革命还长着呢，下次我们再来接你吧。”桂花最终无奈地目送着母亲一行人所乘的大船渐渐离岸，沿着波涛滚滚的资水河，一直向东方驶去，迎着初升的旭日，向前，向前……

　　那桂花哟，她哪里知道，错过了日出，可以等待;错过了美景，可以再来;若是错过了机遇，却很难再有了。

　　从此，母亲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这条路越走越亮堂。

　　我曾问过母亲：“你刚参军时，穿上新军装一定很精神吧?”

　　母亲却说：“我刚参军时哪有发军装呀，穿了好长时间老百姓的便服。”原来，当时解放军的队伍发展壮大得很快，参加解放军的人很多，军装供不应求。母亲的队伍里，后来有人提意见了：“我们都参军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发军装呀?”后勤部门总是说：“快了快了，很快就会发下来的。”在一次战斗中，解放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少枪支弹药，还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装。于是，后勤部门就把这批战利品发给了没有军装的新兵。可大伙儿穿上后都感到很别扭。老兵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新兵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在队伍里这么一走，沿途的老百姓还以为是解放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兵哩。后来有的新兵气得干脆甩掉了国民党军装，宁可重新穿上老百姓的便服。直到冬季终于发下来了解放军的军装，大家才喜笑颜开。

　　其实，我早就看见过母亲穿军装照的第一张照片，头戴军帽，留着三八式的短发，身穿棉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左前胸佩有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下边还打着绑腿，脚穿黑鞋白袜，真是英姿飒爽。她五官清秀的脸庞，线条柔和的下颌，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透着几分刚毅，几分纯真，还有几分羞涩，一米六八的个头，亭亭玉立，年轻时的母亲真是个大美人啊!唉，可惜人家都说我长得不像母亲。这张有点发黄了的照片下面还写有一行小字：

　　“参军纪念 1949年8月”。

　　我突然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忍不住疑惑地问母亲：“8月份你怎么就穿棉袄啦?有没有搞错?”母亲说：“没错。我是8月入的伍，可是开始发的是缴获的国民党军装嘛，哪个愿意穿国民党军装照相啊!一直到冬天解放军军装才发下来，我这才穿上补照了一张参军纪念相嘛。”

　　从参军的那天开始，母亲就一直随着部队南下，每天行军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还经常参加战斗。开始母亲被分配在宣传队当“文化兵”，经常在行军路上为大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在宿营地慰问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战士们。后来母亲调到了救护队，负责火线抢救伤员，而救护队队长恰恰就是那个络腮胡子。母亲回忆起来也颇有感触，原来她从小到大没见过大出血，看见杀鸡都害怕。最开始上战场时，看到有的战士被炮弹炸得鲜血淋淋，骨断肉碎的情景，吓得她用手把自己的眼睛都捂上了，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络腮胡子队长说：“怕什么?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我们不救谁来救呢，早一点把他们救下来送到后方医院，他们就能保住性命啊!”后来，母亲很快变得勇敢了，她在战场上曾冒着枪林弹雨，救下来好多生命垂危的战友。可是，在那次激烈的衡宝战役中，络腮胡子队长中弹倒下了，子弹打中了他的股动脉，鲜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是母亲帮他止的血，又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最后他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了。临终前，他给母亲留下一句话：

　　“我曾在湖南安化县做过地下党，公开身份是工读学校的老师，化名叫刘飞。你若日后有机会回到安化林家冲见到一个叫镜蓉的姑娘，帮我捎句话，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

　　镜蓉!这不正是二姨的名字吗?!母亲真是百感交集，“老天爷，你怎么这么无情呀!二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部队一直向南挺进，边行军边打仗。虽然很艰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母亲一直不后悔，她感到这只军队里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精神，象磁铁一般吸引着她，尽管她说不出来是什么力量，什么精神，可她就是越来越喜爱这个军队，这个大家庭。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样长，当时也有个别人因为怕苦和怕死而当了逃兵，母亲听说后从心里鄙视他们。

　　从湘西打到湘南，从湖南打到广西，解放军的队伍就像是腿上绑铜锣——走到哪响到哪。母亲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小腿负了伤，由于伤势严重，不能再跟着部队行军了，部队首长决定把母亲留在后方医院养伤。可那时全军都在向南挺进，连医院也不例外。医院所有工作人员和轻伤员也都跟在作战部队后面行进，就把重伤员分散安排在可靠的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再归队。母亲就这样被安排在一个孤寡的农妇家中了。

　　由于伤口感染，母亲一直发高烧，昏睡了好多天，仅靠医院留下的一点药片维持着生命。也多亏了那位乡村农妇的细心照料，每天给母亲喂稀饭(说是稀饭，其实稀得跟米汤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不错了——母亲说)，还用盐水给她洗伤口。

　　一天傍晚，母亲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透过昏暗的小油灯的矇眬光线，看见屋里除了她以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那位农妇，30左右岁，人家都叫她田嫂。另一个女人的年龄跟母亲不相上下，从长相和装束上怎么看都不象乡下人，而且说着一口很别扭的汉语。当母亲得知她是一个日本遗孤后，立刻对她充满了仇恨和蔑视，连吃饭都不愿和她坐在一起，也不许她靠近自己的床。那日本遗孤也许是觉得自己的国家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感到歉疚和自卑，一直少言寡语。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才渐渐知道那日本姑娘的身世，她父亲原是个医生，是被迫参军来到中国的，四年前她的父母双双病死，日军投降大举溃逃的时候把她扔在了郊外，由于几天没吃没喝，又不敢暴露身份，她差点小命呜呼，是解放军把她救了，临时寄养在田嫂家里。开始田嫂也是老大的不愿意，后经部队首长再三做工作，田嫂才同意暂时收留了她。母亲慢慢地对她态度有所转变，不再仇视她，并且给她讲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让她将来有机会回日本的话，也告诉所有的日本人，不要再打仗，要过幸福平安的日子。反正母亲把从部队首长和政治教员那里学来的很多道理都讲给她听，她也渐渐对母亲有了好感。

　　也许由于年轻体质好，母亲的伤很快就好转了，她坚持要回部队。田嫂说：“你们部队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你的伤还没完全好，怎么找啊?你还是在我家多住些日子吧。”但是母亲执意要走，她很想念她的战友们，想念她的温暖的大家庭。

　　凭着母亲的执着和坚强的毅力，她很快回到了部队，又立刻投入了火热的战斗中。

　　三

　　全中国解放后，部队机关急需大批有文化的干部，于是母亲也就从卫生部门调到后勤当会计，用她的话来说“当年我这个初中生也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哩”。不管在哪里，母亲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而且人缘很好。说来也怪，她虽是湖南的辣妹子，顿顿饭不离辣椒，可一点没影响她的嗓子。她的嗓音是那么清脆明亮，性情又是那么开朗活泼。当时团部里的女兵不多，没结婚的男同志却很多，加之不打仗了，这些军中之花自然就更引人注目了。

　　五十年代初期，部队有关部门开始为那些在战争年代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的“大龄青年”做红娘，很多对男女都陆续配成了“鸳鸯”。

　　一天，一位和母亲关系很密切的湖南老乡——杨干事(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杨大姐)悄悄地对母亲说：“后勤部有位领导看上你了。他是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为人老实，脾气也好。怎么样?”

　　“哪一个呀?” 母亲觉得有点突然。

　　“就是王处长。”杨干事笑了笑。

　　“啊!就是那个绰号叫‘小老太婆’的王处长呀。”母亲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中等个、漫长脸，性格有些内向，做事总是慢半拍的中年男子的形象。

　　“是啊，他家里是做生意的，条件也不错。”

　　“不行不行，我跟他的性格可合不来呀。”

　　无论母亲怎么推脱，政治部干部部门一直是三天两头地做工作，大道理小道理讲了一大堆，只有一个目的——要她跟王处长结婚。母亲知道，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组织上对大龄未婚干部的关心，从小的方面讲，那就是王处长在背地里一个劲地鼓动的结果。母亲在心里也曾试想过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这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呀，怎么能……有几次母亲在食堂打饭时迎面碰到王处长就连忙把头低下，可是王处长却十分地热情。

　　经过许多天的反复考虑，母亲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拒绝王处长，并且做好了因此事接受组织上处分的准备。当时的干部处长找母亲谈话时说：“你可要考虑好，不要后悔。”母亲坚定地说：“我对自己做出的决定从没后悔过。”不久，那位干部处长调走了，后勤部王处长的事也没人再提了。

　　新调来的干部处长是个地地道道的苦大仇深的胶东汉子，二十四、五岁，中上等个头，英俊的国字脸，浓眉虎眼，高挺的鼻梁，稍显清瘦，性格豪爽，做事麻利。听说在衡宝战役中，他的连队像一把尖刀插进了白崇禧“钢铁团”的心脏，把其刺得焦头烂额，迅速解体。他是刚从广西大瑶山剿匪前线胜利归来的，举手投足中都渗透着一名作战指挥员的机敏和干练，浑身上下都洋溢出青春的活力，尤其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用母亲的话说：那目光好像能把人看穿。不知怎么，母亲和他，俩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双双坠入了爱河，而且一直感情很好，这人后来就当然地成了我的父亲。父亲是打小就从山东闯关东一直闯到东北的哈尔滨，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差点丧命，后来逃出来参加了八路军才获得了新生，他随四野从哈尔滨一直打到了海南岛，也可谓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年新中国要培养一批女飞行员，首先从部队里挑选。母亲也参加了体检并且所有项目指标全部合格。录取名单报上去后，负责审批的主管领导打电话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因为他知道我父亲和母亲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母亲一旦入选飞行员近几年是不许结婚的)，父亲私下里当然希望母亲落选。于是，那位主管领导便把母亲的名字划掉了。这件事当时母亲是不知道的，事隔十几年以后，父亲才说出来，母亲多少也有些嗔怪他说：“要不是你，我早就飞上蓝天啦。”

　　母亲说，她和父亲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广西北海市结的婚。结婚时她是穿着军装背着背包走进新房的。简陋的新房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是公家配给的)，一张暗红色的小茶几，一个暖水瓶，四只喝水用的玻璃杯子以及俩人各自的军用被子。我曾问过母亲，父亲有没有送给她什么定情物。母亲说：

　　“他只送给我一只钢笔。那是他在剿匪战役胜利后获得的唯一奖品。”

　　父亲和母亲的这段恋爱故事听起来很平淡，没有一点浪漫的色彩，但是老话说得好，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的确，母亲从来没有对嫁给父亲这样一个贫穷的山东汉子而后悔过，她把自己的一生一世都给了他。这辈子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们俩都始终相濡以沫，比翼连枝，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从未红过脸”，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以后的数年里，我们兄妹几个相继出生，给这个家里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更多的是欢乐。母亲既要照顾我们，又要努力工作，因为她很要强，从不服输，她好像浑身总是有使不完的劲。

　　可是正当母亲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从上边传达下来了一个精神，要求部队的女同志都辞职回家当家属，只要把丈夫伺候好就行了。很多象母亲这样的部队女同志都纷纷解甲归田，当家庭主妇去了。可无论领导上如何做工作，母亲却执意不肯放弃工作岗位，因为她认为女人要自强自立，就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经济地位，不能靠着男人活着，所以她向组织上表态，既要家庭也要工作，并且决不会因家事而影响工作。父亲也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因此，从那以后，无论家里遇到什么样的难事，母亲都和父亲一起扛着，从不给组织上添一点麻烦。这个作风一直延续到老，几十年不变。

　　五十年代中期，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在广西的一个边境小镇上。那时父亲经常下部队，很少在家，母亲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广西钦州的县委工作，也是经常下基层，有时工作一忙起来她就干脆睡在办公桌上，很少回家。她还经常冒着随时可能遭遇土匪袭击的危险，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几十里山路去搞调查，她唯一的自卫武器就是悄悄绑在腰上的一根自行车链条。母亲样样事都起带头作用，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63年，父亲利用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时的假期时间，回到了阔别23年之久的山东老家与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们短暂的团聚后，回来郑重地跟母亲说，这次回老家，应爷爷奶奶的要求，办了一件大事——分家。

　　“我们分到了一些什么?”母亲问。

　　“我们分到了供养父母和小妹的责任。”父亲说。

　　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每月寄生活费供养爷爷奶奶和小姑，直到小姑出嫁，爷爷奶奶去世。对于这个问题，母亲从没有过半句怨言。

　　打我记事时起，我和哥哥就觉得跟保姆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以至于我们从小都跟保姆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为了一心扑在工作上，母亲把我和哥哥都送进了刚刚开办的县幼儿园，可是也许因我从小就秉承了母亲的执拗的性格吧，三岁多的我竟然多次躲过老师阿姨的监管从幼儿园逃跑了出来，跑回家后又不敢进家门，悄悄躲在后窗下，直到幼儿园老师和家人们急得四处寻找苦苦没招时，我才蹒跚现身。母亲拿我无奈，后来干脆把我和哥哥都送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广州军区兵部幼儿园，每年暑假才能回一次家，这回我可是插翅难逃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当周末其他的小朋友都回家后，只剩下我和哥哥在内的少数几个孩子没有家长来接，我经常是呆呆地站在幼儿园大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门前那条大马路，明知道不到暑假母亲是不会来的，但我还是痴痴地、久久地望着，希望母亲的身影能够奇迹般地出现。

　　有一年寒假，春节即将来临，奇迹终于出现——母亲来了!

　　“妈妈，你再不来，我们都快把你的模样给忘记了!”我开心地投进了母亲的怀抱。

　　母亲毕竟不是铁石心肠，她也很想念我们，专门请了七天假来看我们兄妹俩，和我们一起在兵部的招待所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四

　　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爆发了，父亲由原来的边防军调到了工程兵部队，并且接受了援越的任务，一去就是三年。与此同时，国内的文化大G M也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用当时的话来说，真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母亲虽然已调到广州市工作，可是因为她的单位在市中心，离家里很远(我家已搬到广州市郊白云山脚下的兵部大院)，又要参加单位上的活动，也就无暇顾及我们了，只在每个周末回来一天。就在那仅有的一天里，母亲还要抓紧时间给我们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我从小对新衣服几乎是没有印象的，也很少穿过花衣服。因为我总是捡哥哥的旧衣服，弟弟再捡我的旧衣服穿，只要我的衣服带一点点花色或者红色，弟弟就说什么也不穿了。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母亲带领着全家人正在做“晚汇报”时，我突然肚子疼，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可是当医生次日确诊我是患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时，母亲已返回单位去了。妈妈不在身边我真的有些伤感，但我还是一个人勇敢地走进了手术室。待母亲又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我已经做完手术虚弱地躺在病房里了。后来母亲跟我说，她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当时真是恨不得有个分身术呀!

　　由于我们兄妹几个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靠每月定量的粮票买的粮食远远不够吃。母亲就经常跑到较远的地方买回红薯、木薯来给我们充饥，我因此还学会了怎样煮食木薯(木薯虽可以吃，但如果煮食的方法不当就会使人中毒)。

　　我和哥哥都上初中了，但学校很快就“停课闹革命”，我们兄妹几个在家里只有自己照顾自己。母亲说因为我是女孩子，要多学做点家务事。因此，我每天得负责做饭、洗衣服，给小弟洗澡，哄小弟睡觉。记得那时我才十岁出头，连煤炉子都提不动，经常是请隔壁的阿姨帮我把煤炉子搬到室外，等我把煤球生着后，再请阿姨帮我搬进厨房。开始做饭我也没个准头，有时夹生有时糊，有时米放多了，有时水放少了，有时把干饭做成了稀饭。菜自然是炒熟为准，有时咸，有时淡，更谈不上色香味了。切菜时把手切破，鲜血直流那是常事，但毕竟练就了我的烹饪技术的基本功。母亲从不要求我每件事都要做成功，而是告诉我，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学会了踩缝纫机，能制作简单的鞋垫和平角裤头，我的成功作品在朋友中还很受欢迎哩。

　　哥哥的人缘很好，是我们那片家属区里的孩子头儿。他经常带领一群小伙伴们捉迷藏、踢足球、种菜、登山、游泳、攀毛竹、掏鸟窝、滚铁环、打陀螺、打弹弓、逮知了、采蘑菇、学骑自行车等。我们的玩具大多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比如找根粗铁丝一绕就是一个铁环，然后用根一头带钩的铁棍推着跑，非常惬意。滚铁环，既提高了平衡能力，又锻炼了身体;弄块木头疙瘩把一头削平，另一头削尖，在尖上钉个钉子，就是个陀螺，用一根小鞭子不停地抽打，它就会不停地旋转，特别开心，童年的梦想也跟着旋转起来了;截一段带叉的树枝，用两根橡皮筋和一小块皮子，就可以做成一副弹弓，用它打麻雀成功率很高(那时麻雀算是四害之一);用一根缝衣服的线把两个火柴盒连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电话。哥哥还把几块废牙膏皮装在空罐头盒里烧化成铅水，然后倒入事先在地上刻好的手枪形状的模子里，待冷却后取出来就是一把闪着银光的小手枪，虽然表面有点粗糙，但还是因此而博得了胖墩、沙沙等几个男孩子无比羡慕的眼光。他想学吹笛子，用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买了一只笛子后就没钱买笛膜了，便从芋头叶子表面上撕下来一层薄薄的膜贴到笛子上，嘿，照样可以吹得响。最使我难忘的是春暖花开时，跟着哥哥领着弟弟一起到白云山上采蘑菇，那满山的姹紫嫣红的野花和令人垂涎欲滴的野果真是让我们流连忘返。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采的蘑菇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竟然抬了一大麻袋蘑菇走下山来，令那些大人们都啧啧称赞。

　　一个星期天早上，哥哥突发奇想，要组织一次徒步旅行。于是他一号召，立刻得到了家属区里一伙孩子们的响应，我们大大小小二十多人，打着小旗背着水壶带着饼干就出发了，一路步行十几里路直奔广州银河公墓，去瞻仰了向秀丽等烈士的墓地，还观看了当地文艺团体表演的歌舞，别提有多开心了。哪想到家里这时已炸开了锅，因为我们走时都没跟家长说，家属区里很多家长一下子发现孩子都不见了，吃午饭时还没见回来，四处寻找也无果，直到天快黑了我们一队人马疲惫地回来了，这才真相大白，于是一个个被家长带回家少不了一顿教训，我和哥哥都被勒令写检查，检讨这次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为。事过几十年后，我看到那两份检查还完好地保存在父亲的抽屉里呢!尽管这样，在那些年里，哥哥的孩子头儿的地位还是一直很稳固，威信一直很高。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好像觉得人们越来越紧张了。广播里经常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兵部大院里经常通知各家各户要关好门窗，防止两派的武装冲击。可是我总觉得那都是大人们的事，和我无关，我虽然加入了红小兵，但不知道红小兵和原来的少先队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把红领巾换成了红袖标而已。我每天除了买菜做饭，还喜欢跟着收音机学唱样板戏，最令小弟佩服的是我能把八个样板戏的唱段都唱下来，而且唱得音阶很准。我的另一嗜好就是看书。可在那个年月想找一本小说是很难的事，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很多书都被当成“毒草”而禁止出版，但是也有不少人家里还是私藏的有。于是我就悄悄托同学或朋友四处打听，想方设法借来看。每当借到一本我都按捺不住一阵欣喜，立刻把整个人都埋到书里，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有时都忘记了做饭，有时会把菜炒糊了。我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通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外国的一些小说，比如《简爱》、《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等，我经常被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感动得泪流满面，书中那些主人公无比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我，我对他们由衷地充满了敬佩。

　　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后把我单独叫进了她的房间里，神情疲倦地对我说：“小毛，你已经长大了，该懂些事了，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谈谈。”

　　“妈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都懂。”我充满自信地。

　　“妈妈的家庭出身不好，我担心会影响你们几个孩子的前途。过去因为你们还小，爸爸妈妈没有告诉你们。你外婆解放时划定的成分是破落地主。”母亲心情沉重地一字一句地说。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但在短暂的震惊后很快又放松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和母亲的感情：“那有啥的，你不还是我们的妈妈嘛。”

　　“唉——!”母亲叹了一口气，“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妈妈是在单位上的监察委员会工作，难免得罪过一些人。虽然我从来没向组织上隐瞒过家庭成分，入党时组织上也了解了一切，可是现在党委都靠边站了，没人替我说话，所以我还是被划成了黑五类。这场运动也不知要搞到什么时候，发展下去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我和你爸爸离婚!你知道吗?否则我会因此而连累你们的爸爸，也会影响你们几个孩子的前途啊!”

　　“啊——!”我一下子懵了。这如同一声霹雳，震得我浑身发颤!

　　“妈妈!妈妈!你不能和爸爸离婚!你不能不要我们呀!我以后听话，再也不会惹你生气啦!呜呜呜……”我忍不住痛哭失声。

　　“不是妈妈不要你们，是妈妈怕连累你们和你们的爸爸呀!”母亲也开始痛哭流涕。

　　房间里好一阵子只有我们母女俩的抽泣声。最后还是母亲先止住了眼泪，对我说：“你先不要跟你哥和弟弟说这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可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弟，他还小呀!”

　　“嗯……我会的……妈妈……嗯嗯……呜呜……。”我边抽泣着边答道。

　　母亲又安慰了我几句，就让我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是夜，朦胧的月光，勾画出窗外千层桉树的剪影，树上几只知了不停地叫着，更增添了几分烦躁感。

　　这一晚上几乎都是泪水伴我度过的。我想了很多很多，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个家如果没有了妈妈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猛然间觉得身体一阵抽搐，好像触电似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中忐忑不安，断断续续地跳着，血液在身体里沸腾，几乎要把全身胀破，手脚是冰冷的，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压迫着我。同时我又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过去真是太不懂事了，怎么就不知道为妈妈操点心呢?妈妈每次下班回来都很疲倦，可她总是面带微笑地对我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我怎么就没关心她一下呢?上次我跑到妈妈的单位，看到在她办公室、楼道里，甚至是临时宿舍里，都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字报，我怎么就没在意呢?我还跟哥哥打架，给妈妈增加了这么多的烦恼，我真该死呀!难怪爷爷奶奶都来过我们家，我就是从来没见过外婆，也没听说母亲回过湖南老家，原来她一直是怕连累我们大家，几十年都没敢跟外婆家来往过。虽然我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总觉得这事不公平。妈妈这么早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也曾经为新中国而出生入死过，难道因为成分高就不能继续革命了吗?当年选女飞行员政审都过了关的，难道这次就过不了这个坎了吗?很多领袖人物不也是富家子弟吗?!

　　这个漆黑的夜晚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照样升起，在没有经历过彻骨的绝望之前，你绝不会知道日出能给人带来怎样有关生存的勇气。忧虑的人，失眠的人，在黑暗中翻飞的思绪，止不住的眼泪，都在初升的阳光里得到了安慰。母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跟哥哥打过架。母亲再回来时，我都主动地给她做葱油面，熬中药，做母亲最喜欢吃的辣椒炒腊肉。我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沉稳了许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嘻嘻哈哈的了，对小弟也增强了几分责任感。

　　你若能品味到生活的风雨雷电，就一定能够咀嚼人生的苦辣酸甜。

　　有一天，哥哥跟着几个同学到市里去玩，回来后我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一个人坐在床边闷闷不乐。我再三地追问，他才沉痛地说：“我今天到妈妈单位上去了，他们正在开批斗会。”

　　“批斗谁?”

　　“批斗……妈妈。”

　　“啊!”

　　“他们在妈妈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地主分子’，由两个人把她推上台，我当时……”哥哥的声音哽住了。

　　我只有无言的泪水夺眶而出，不停地流啊，流啊……心中不解：毛主席不说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无疑是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啊!

　　晚上，母亲回来了，她强作微笑地对我们问长问短，我从她那有些蓬乱的头发和稍有些缓慢的举止中，依然还是看得出来她的极度疲乏。

　　此刻，我觉得母亲真伟大，母亲就是一种岁月，是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是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月流向冰山的岁月。她担负着许多的痛苦，肩负着偌大的压力，咽下了无数的泪水，仍以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面对着人生，面对着我们。

　　她并不知道哥哥今天去了她的单位，且看见了批斗会的那一幕。我和哥哥不约而同地谁也不提这事，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我知道，母亲的内心在忍受着莫大的痛苦，我们兄妹俩也在忍受着莫大的痛苦，大家都不想给亲人再增加任何一丝痛苦，都默默地将痛苦埋在心底。我心中暗暗发誓：哪怕是天塌下来，我们都一起顶着。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

　　只有俩弟弟不知情，咿咿呀呀地唱着儿歌：“小手绢，四方方……”继续过着他们天真无忧的童年。

　　不久，母亲就去了五七农场劳动锻炼，我们见面的日子更少了。她临走时嘱咐我，别忘了给客厅里的那棵万年青浇水(我知道那是爸爸最喜欢的植物)。至于她在五七农场吃了多少苦，母亲却从没对我们提起过。

　　五

　　父亲终于从援越第一线回国了，他给哥哥和弟弟带回来的礼物是用飞机残骸制作的小飞机模型，给我的则是一尊“越南女民兵”的煤精雕像，他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在越南发生的故事，既有原始森林里的奇闻趣事，也有战场上的惊险经历，大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说他们去越南是为了无偿援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对越南兄弟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修路所经过的地方很偏僻，需要穿过一大片原始森林，那里面有很多野兽经常出没，大猩猩晚上会跑到部队厨房里偷东西吃。还有各种各样的蛇蚁蚂蝗等，条件非常艰苦。蚊虫之大是难以想象的，用部队战士的话来说是“四个蚊子就能炒一盘菜”。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他们都经常住在防空洞里。有一次美国飞机又来轰炸，扔下了很多钢珠子母弹(这是一种巨大的母弹内层装有炸药，爆炸后，外层装有很多拳头大小的钢珠子弹即四下飞出，每颗钢珠子弹里又有几十粒豌豆大小的钢珠，并且带有延时引信的炸弹，主要是杀伤人员，其学名应是集束炸弹)，有一个钢珠子弹正好滚进了父亲住的防空洞里，不知怎么当时没有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迅速敏捷地捡起来就扔了出去，钢珠子弹在洞外爆炸了，父亲说他真是捡了一条命回来的啊。

　　还有一件生动的事，是当地的越南老乡来找部队反映说，附近的山林里有一只大老虎，经常在村子附近出没，要求部队帮忙除害，以保人身安全。于是团党委经研究决定派出一名教导员带队去打老虎。打虎小队在老乡的指引下，上山来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分成几个小组围剿老虎，教导员和通信员为一个小组，几经周折却没见到老虎的影子，看看天已黄昏，太阳像一团火球从西边天往下坠了，于是教导员下令各小组下山收兵归队。正在这当口，从教导员背后的丛林中猛地窜出一只黄斑吊睛白额虎，一掌就把他拍倒在地上，并张开了血盆大口，它呲着利牙，竖着尾巴，在夕阳的映照下都能看清虎口里的涎水在流淌，那像钢刷一样的虎尾扫击着灌木丛，唰唰乱响。

　　一旁的通信员见状怕误伤了教导员又不敢开枪，情急之中便大声喊叫，同时高举两手上下胡乱摆动，两条腿也乱踢蹬，就像一个野蛮人在跳一个战争舞。老虎不知是何故，扭头望望通信员，虎爪可还一直按住教导员不放，可能是想先品尝到手的美味吧，它不理会通信员了，又对着教导员张开了血盆大口。那边的通信员不知如何是好，就又提高了嗓门大声怪叫，手脚一并乱扭，引得老虎又抬头看着他，不知他跳的是什么舞蹈。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其他几个小组已应声赶到包抄过来，老虎见人多势众，松开爪子撒腿就逃窜了，此后再也没在当地出现过。教导员惊出了一身冷汗，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数年后父亲又见到那个教导员，他已经转业并当上了大老板，他说他的后背上至今还留有虎爪抓过的伤痕呢!

　　父亲第一次跟我们认真地谈了关于母亲的家庭出身问题，我们才知道，原来，母亲的老家湖南安化县在历史上就生产天然的山茶籽油，母亲家里祖上几代是靠挑着货郎担子鼓捣茶油生意而渐渐有了些积蓄的，中国的农民始终认为只有土地才是最稳当的家业，因此他们把所有积蓄都用来买了田产。但到了外公这一代已是逐渐衰落，外婆是秉承了祖上的家业。解放那年土改工作组进村后，找外婆谈了话，又经民意调查，认为外公有病去世的早，外婆既没有什么恶行，又没有什么民愤，家里的土地也卖的差不多了，土改时只是把剩余的地分了一些，成分定为“破落地主”，之后外婆就回娘家居住去了。母亲参军后和入党时都如实汇报过，组织上也再没有追究这个问题了。母亲是个优秀的革命干部，这一点不容置疑。父亲和母亲也不会离婚，我们全家人都永远在一起，这一点更是坚定不移!

　　很快，父亲的部队又接到了调令——部队移防至东北。也许是母亲再也不愿过两地分居的艰难生活，也许是父亲认为这次千里移防后不再可能回到南方了，因此这次决定举家北上。当我们兄妹几个听说要搬到东北去时，都乐得小嘴像八月的石榴——合不上了，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见到以前只能在电影上才能见到的雪花啦，可以欣赏毛主席诗词里说到的北国风光啦!我看见母亲领到了按照当时政策补助的几十尺布票时，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哦，原来去东北可以发这么多布票呀!我们几个都是大个子，由于布票不够而经常穿着吊腿裤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母亲立刻着手用领来的布票给我们兄妹几个每人都做了一件厚厚的大棉袄，当我们试穿棉袄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觉得样子非常滑稽，好像看见了动物园里的小狗熊似的。对父母亲来说，搬家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两只樟木箱(里面装着全家人的衣服、被子和书籍)、一辆自行车、一架缝纫机和那张暗红色的小茶几(只是颜色更加暗了些)。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离开了风景秀丽的白云山，离开了温暖如春的羊城——广州。

　　两天后，我们的家安在了东北的一座煤城，可是当我们刚下火车时真好比老毛子看戏——傻了眼，在火车上隔着玻璃窗那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花飘逸时的高兴劲霎时间化为乌有。此刻映入眼帘的，是那满天的黑煤烟和遍地的煤粉尘，以及高高的黑色矸子山，数不尽的烟囱，一直不停地冒着长蛇似的浓烟，与四季如春繁花似锦的绿色羊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尤其是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的气候，让我们一下子就僵住了，小弟捧着从未见过且硬得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饭直哭。我当时心里真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可是我看母亲还是很高兴的：“一家人毕竟是团聚在一起了呀!”是啊，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个家就像一叶飘泊的小舟，总是搬来搬去的，要稳定，想团圆，都很不容易。父亲总是跟着部队跑来跑去，母亲的工作又随着调来调去，我们兄妹几个的学校也随之转来转去，但好像总也跟不上父亲的脚步，这回总算是冰糖拌黄连——大家可以同甘共苦了，真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从母亲的笑容中我读懂了——要学会理智的选择，潇洒的放弃，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有做出正确的取舍才能把握命运，获得更多。

　　母亲很快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而且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她好像早已把“家庭出身”的包袱甩得无影无踪。每到一地，她跟领导和同事们以及周围的邻居都相处得很好。更令我惊奇的是无论调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能很快地学会当地的方言(在广州她曾学会说一口流利的白话)，融入当地的环境，就像一棵劲草，生命力很强。当然，她也克服了很多困难，由于她是南方人，从没经历过东北这么寒冷的气候，也从来没吃过粗粮，到东北不久后就得了胃病，经常疼得直不起腰来。但我见她还是始终像个陀螺一样在高速旋转着，每天忙忙碌碌。有时工作中遇到难事就跟父亲商量，父亲会毫无保留地给她一些建议。由于工作表现优秀，她不久就当上了某局的一把手——革委会主任。

　　一天，母亲无比兴奋地告诉我说，在她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以及上级的支持下，单位上紧紧依靠一位从北京下放来的化学家一起研制成功了人造牛磺，可以满足全省的需要，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因此她受到了省里的表彰。我看到母亲心花怒放的样子，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真的打心眼里暗暗佩服母亲。

　　不久，父亲的部队又一次调防，我们的家也就随着又一次搬迁到了中原地区安了下来。

　　七十年代末，中越边境战事起，两个弟弟都参军了，大弟分配到了大西北那天上无鸟地上无草，风吹石头满地跑的茫茫戈壁荒漠，既没少吃甜蜜的白兰瓜，也饱览了四季弥漫的风沙壮景。小弟一参军就要参战，当他打来电话告诉家里他所在的部队即将要开赴老山前线，很多干部子弟都纷纷调走时，父亲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军令如山!你当兵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现在正是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将军的儿子更应该上前线!”当小弟说到“我已经在上前线的路上了，这是参战之前最后一次跟家里通话了”时，我看见站在一边的母亲已是泪流满面了。是啊，俗话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啊，母亲眼看着小弟要上前线，而且有可能是生离死别的最后一次聆听小弟的声音了，她怎么能不动情呢?骨肉亲情——这可是触动了人类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啊!

　　也许是母亲这时想起了小弟因出生在全国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质极度匮乏的1960年，使他从小就瘦得皮包骨;

　　也许是母亲这时想起了由于自己经常出差而过早地给小弟断了奶，才造成了他幼儿时期体弱多病;

　　也许是母亲这时想到了因为自己常年忙于工作而疏忽了对小弟的关心，他才会出现了学习成绩一度下滑……

　　也许……

　　也许母亲这时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她一把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来，一字一句地说：“妈的好儿子，你放心地去吧，可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全家人等着你胜利凯旋的消息!”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再听听你们的声音……军号已吹响了，我不得不放下话筒啦，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再见!”

　　话筒那头已经传出“嘟嘟……”的蜂音了，可是母亲还是紧紧地攥着话筒，不愿撒手，她好像觉得攥住了话筒，就如同攥住了小弟的手!

　　小弟最终肩负重任勇敢地上了老山前线，全家人的心也随之一起被扯到了前线，然而由于军事行动是保密的，我们再也没有接到小弟的电话，也没有任何书信寄来，只能每天从电视上捕捉所有关于老山前线的公开信息。两年后，小弟光荣地归来了，扛过枪并且参过战——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经历。时至今日，每当他给我们讲起他那些已长眠在老山那块土地下的战友时，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母亲把对小弟的思念都转化成了工作中的动力。她那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经常风尘仆仆地到外地去开会、出差，她的同事们都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为了搞好农畜产品的外贸出口工作，除了大量收购貂皮狐狸皮等等，她还组织人员从外地引进了优良品种的青山羊、长毛兔等在当地繁殖出口，每年广交会上都少不了她的身影，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她还经常到基层乡下去蹲点驻队，一去就是一年半载的。母亲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硕果，她荣幸地被省里推选去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介绍经验，还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此上级部门专门奖励给她的单位一辆吉普车哩!这在当地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岁月不饶人，身体毕竟不如年轻时了，我看母亲有几次累得直呕吐，就劝她适可而止吧，让年轻人多干点嘛。可她说正因为老了才应该抓紧把年轻人带一带，也好后继有人哪。

　　就这样，无论是从湖南到广西，从广东到辽宁，还是从辽宁到湖北，也无论是从部队到地方，从县委到监委，从供销社到商业局，还是从商业局到外贸局，步步都留下了母亲坚韧的脚印;无论是做党务工作、行政工作还是做经济工作，也无论是当会计、科长，还是当书记、局长，处处都洒下了母亲辛勤的汗水。我曾想母亲肯定保留有一大堆的荣誉证书和奖状什么的，可是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她把这些荣誉都装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很少对人提起。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伟大母亲的品格，一个东方女性的风范，一个背叛了自己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的执着。

　　六

　　八十年代中期，母亲离休了, 她和早已离休的父亲一起搬进了干休所里，这大概就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吧。

　　离休后，母亲终于有了闲暇时间。

　　她和父亲一道去看望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那位杨大姐告诉母亲，当年那个后勤的王处长后来被打成了右派。

　　父亲陪着母亲一起回了一趟阔别四十多年的湘西老家林家冲，到外公外婆的坟上添了一把土，算是尽了做女儿的孝心。饱受沧桑的二姨一直重病缠身，听湖南家乡的人说，二姨出嫁后曾几次出走都被婆家找了回来，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姨父参加了志愿军，作战很勇敢，成了最可爱的人，二姨也就当然成了光荣的军属，这多少对她的心里也是个慰藉。但她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念叨母亲的名字，很想再见母亲一面。母亲回到湘西终于再见到了二姨，姐妹俩彻夜长谈，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和着泪水都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二姨终于打开了心结，母亲也了却了一桩心事。次日，二姨就无憾地瞑目了，她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好像在人世间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一样。

　　令人没想到的是，母亲在老家竟然又见到了桂花——那个当年捎信来把母亲从深山的小窝棚里叫到了东坪镇，使母亲有幸登上了革命的航船，而她自己却生生地被她妈妈拖下船的姑娘，她那条乌黑的大辫子早已变成苍苍白发，细妹子也熬成了老婆婆，近半个世纪后再重逢，母亲和她都激动不已，她万般感慨地说：“唉!我当年要是不被我妈拉下船，而是跟你一起去参军，现在不也是该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了吗?我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啊!”

　　啊，有时我独自冥想，假设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命运的话，什么是一个人的命运呢?也许可以这样认为：

　　命运是指一个人在他的生命过程中，其婚姻事业家庭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生活质量等。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命和运或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命，即先天的因素，如出生时间、地点、家庭背景、长相、血型等，这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它决定了人生旅途的出发点;运，则是指人生道路的运行轨迹，这就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选择它的方向和终点的，是自己在生命篇幅上所划出的人生轨迹，就看自己如何把握了。

　　试想一下——

　　假如母亲当年没有坚持读书学文化，她会是何命运?

　　假如母亲当年没有参加解放军而是一直窝在湘西那个偏僻的山区里，她会是何命运?

　　假如母亲当年没有嫁给我父亲而是选择了王处长，她会是何命运?

　　假如母亲当年辞去工作甘心在家里当全职太太，她会是何命运?

　　假如母亲当年因受不了WG运动的冲击而精神崩溃，她会是何命运?

　　假如……

　　母亲是用她的勇敢、坚韧、睿智、豁达和执着，走出了她的人生轨迹的。母亲曾对我说过，她从来没有对自己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所作出的抉择而后悔过。母亲的命运是什么?母亲的命运就是永远带着微笑迈向未来，而微笑决不是永没有忧愁的时候，只是终究不被忧愁所吞没。

　　其实就是离休后住进了干休所，母亲也没闲着，钓鱼比赛她经常能拿到名次，门球场上也常常能听到她高亢的嗓音，因为她当上了全市老年门球比赛的主裁判，就连老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的精力实在是太充沛了。

　　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春节，恰逢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大喜之日，我们祖孙三代人一起为他们二老举办了家庭庆祝晚会。晚会上，我们为他们二老点燃了喜庆的蜡烛，在那柔柔的烛光中，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都洋溢出开心的笑容。也就是在那个晚会上，我才第一次目睹了五十年前父亲送给母亲的定情物——一支普普通通的紫红色的钢笔。当晚，父亲用那支钢笔即兴创作了一首七律诗：《金婚赋》

　　喜结良缘五十载，

　　南征北战情相连。

　　坎坷道路无所惧，

　　岁月流逝古稀年。

　　如今儿孙齐奋进，

　　幸福生活美又甜。

　　晚年迎来夕阳红，

　　朝暮相依乐无边。

　　母亲用那只钢笔即兴写出了一首五言句：《金婚有感》

　　金婚五十载，弹指一挥间，

　　结缘于北海，夕阳红襄樊。

　　只要人品好，湘女何惧寒，

　　南北来相汇，儿孙春满园。

　　半个世纪来，没有红过脸，

　　夫妻加战友，共创幸福篇。

　　同苦又同乐，白头古稀年，

　　互敬又互爱，相依到永远。

　　我注视着那支钢笔——笔套虽然因年代已久而失去了光泽，但笔芯和笔尖还是那么完好坚固，可见主人对它的细心珍藏，在笔帽上还精心雕刻着一朵绽放的菊花，它见证了一对萍水相逢的男女互敬互爱、风雨同舟的五十载，谱写了一曲如痴如醉、如火如荼的爱情之歌。父亲和母亲虽然都已是白发苍苍了，但他们之间依然是有一种暗示心领神会，有一种对称神迷心醉，有一种默契前路漫漫，有一种呼唤死而无憾!

　　最后，母亲亮开了歌喉，为我们演唱了五十多年前她刚参军时学会的第一首歌：

　　我们是为兵服务的文化战士，

　　我们在战斗里成长。

　　把人民的力量、战士的荣光高声歌唱，

　　把杀敌的勇气、战斗的烈火高度发扬。

　　我们面向连队和战士在一起，

　　我们深入实际改造自己。

　　高举毛泽东的大旗，

　　永远前进永远胜利!

　　母亲的嗓音还是那么清脆，她的歌声还是那么婉转。因为她对生活充满着激情，对祖国充满着热爱，对事业充满着执着，对自己的一生选择都无怨无悔。

　　2021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