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

　　张承志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的往昔岁月也点缀着一串歌。

　　但不同的是，在我的音乐履历上，先是染上了异族胡语的歌曲底色，然后又添上了与一些职业歌手结交的故事。甚至有时想入非非，独自阑入白虎堂，幻想过自己也写词谱曲怀抱吉他、陷入激烈宣泄的深渊。

①

　　至今时而被一股异样的情绪攫住，控制不住作歌的冲动。在这本散文集里辑入的《恋阙与胡琴》、《Alder-tai urō》(有名的小马)，都是这种冲动的注脚。

　　记得还是在1985到88年之间，有一阵我不知怎么，陷入对做出一段蒙古歌的痴迷之中。似乎是想把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里的一段词改写成蒙语并且谱上曲。这件事悄悄地、在心在意地做了。有时在聚会上我唱过它，还用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奖金买的砖头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直到后来兴趣转移。

　　注意的焦点转移了，可其中的两句词一直没有忘：

　　Tanei hamharsentergen-ne mör

　　你那散了架的勒勒车的辙印

　　Tanei noqogasen aragal-in utā

　　你那点燃干牛粪的青烟

　　当然，如今我觉得人对歌的迷恋心理，不过是人性必须的渴求。我很快就不再作歌手梦、也不再对自己的“歌作”当回事了。但1984年我从日本带着吉他和全套的备用弦、调音叉、变调卡圈、甚至修理吉他的扳手回国时，由于异国体验更加强化了的蒙古草原的底层经历，不仅成了对文学、也成了对歌曲与歌手的感觉依据。

②

　　对二十世纪日本的“民谣之神”(フォークの神様)岡林信康，我已经写了很多。甚至在我对日本的勾勒兼别辞的《敬重与惜别》一书中，他占了其中艺术的一章。

　　他是我结识过的著名职业歌手。不用说，对于刚刚从乌珠穆沁和北京大学毕业、渴望着世界知识与真正启蒙的1983年的我，岡林信康提供了比流行的欧美小说重要得多的艺术开眼。

　　后来我们成了密切交往的朋友，我去他的录音棚听半成品的制作，他来我寄居的板屋为我女儿唱歌。我渐渐熟悉了他的每一首歌，也渐渐懂得了他的每一点心思。必须牢记，那些与歌王共度的愉快时光无比珍贵，它不仅显示了一个艺术家素质中待人的好意，更反映了一个民族拥有的文化的善良。

　　他有若举例都会为难的、那么多的轰动曲。我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心境下，常久久倾听或身心投入地唱其中的某一些。不过，自从二十多年前他执着地向日本传统小调号子寻求出路以后，我似有觉察，侧耳倾听，逐渐发现了某种不易归纳也不便明说的信息。

　　这依然是一种东亚民族的底气不足。比起维吾尔等音乐民族，说到底，诸如中国日本的文化中，本质里缺乏音乐。他们的日常生活并非离不开歌曲——哪怕如今在电视上乔装打扮夜夜笙歌。他们的音乐代表人物在面对世界上狂轰滥炸般的音乐消费和生产时，显露出犹豫和胆怯。

　　而歌曲更重要的使命，是唱出生活的感受，是抗议不平的秩序。——这永远是一面挂在歌手眼前的镜子，它如炯炯注视的眼睛，使得意的人无法安心。

　　但我更理解一个被政治风暴伤害过的退役老兵的心理。《敬重与惜别》记下了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达到的将心比心：“我猜只有少数人才能透过那表情，看见一种受伤野兽的绝望。对政治的恐怖，居然能迅速变成对眼前观众、对围绕自己的人们的恐怖。”

　　我还利用周刊《AERA》(朝日新闻所属)的采访，婉转建议他回到“依靠诗作，一把吉他”的模式。但岡林信康的回答直截了当∶一把吉他弹唱，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

　　我感到震动。

　　我已经多次触碰过某种“左翼的痛苦”。但我也明白：永远沉浸在名人感觉中的他，已听不出我只是建议一条出路。对一位东亚民族的歌手而言——限界临近了。

　　其实抛去政治内容，这一出路虽然艰难但可能走通。我在他那一章的结尾，用幻听的口吻，引用了他早期的名曲《我们大家所盼望的》。这首歌大概作于1970年，却在今天(2015年1月，法国发生了“查理漫画”事件)使人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预言性。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活着的痛苦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活着的喜悦

　　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把你杀掉

　　我们大家盼望的，是和你一起生存

　　——不能停留在至今的，不幸之上

　　——要向看不见的幸福，此刻出发

③

　　既然我无法潜入中亚(波斯-印度)音乐渊薮里涌出的那些令人痴醉宛如中毒的迷人歌曲，既然我又想快快挣脱“东亚”类型民族的音乐局限，不消说既然我还打算俯瞰和嘲笑四周的靡靡之音——投向西语歌曲，就是必然的事了。

　　那是一种音质清脆的语言。那是一种暗含魅力的复句。那是一种烙着阿拉伯的烙印又在印第安-拉丁美洲再生的艺术载体。也几乎就在第一次，我在刚刚听到一首的时候就被掳掠。突然在行年近老之际又与美遭遇，心里会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默默地遗憾，确实已经太晚——我没有时间粗枝大叶地掌握它了，像对蒙语和日语一样。

　　但是怎能躲得开那扰人的吸力?

　　从秘鲁到墨西哥，一支支在长途大巴上回荡的歌曲，都使我心神不宁。它们给人的，还不仅是赏心悦耳的听觉。那不容否定的底层意味，那艺术化了的痛苦和欢乐，都驾着响亮的音节，如同又一次的振聋发聩，带给我久违的激动。

　　于是隐退的青春又被鼓励了，哪怕跳过语法也想径直去囫囵吞枣——如今若数一数的话，居然我已经学会了二十几首西语歌曲，说实话，它们的歌词，即是我可怜而宝贵的小词典。

　　在学术散文集《常识的求知》的封面，我印上了几种专用来挑衅教授的外语：除了蒙文的诗、阿文的碑文、日文的俳句之外，还有两句西班牙文的歌词：

　　Guadalajara en un llano, 瓜达拉哈拉在平原

　　México enuna laguna . 墨西哥在一个湖上

　　简单两句就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它好像让人看见了一个印第安老人带着孩子，在远远眺望城市。

　　由于古老的阿兹台克人真的用结草为筏、筏上营屋的办法把墨西哥城建在一个湖上，所以它逼真地写出的，是一种印第安人的地理感觉。

　　我使用“在印第安-拉丁美洲再生”这个表述，是因为人们教育我说，西班牙语的好歌不在西班牙而在拉美。仿佛这种殖民者语言被拉美大地实行了恩格斯讲的“文化的再征服”，西语在美洲被神秘地施了魔法，而且不把钥匙秘诀交给西班牙。

　　几次去西班牙本土，确实那里无好歌可听。2003年在西班牙参加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人们唱的是阿根廷歌手莱昂·杰科(Leon Gieco)的歌。

　　他是我喜欢的拉美-西语歌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有磁性而音域宽阔的嗓子，作词给人俯仰自如的感觉，作曲更是匪夷所思出口妙句。是的，这就是拉丁美洲的歌手。他们轻易地突破，在人所不能处俏皮地拐弯。想学么?每首歌都有点难，但唱熟了又百唱不厌。批判性高傲地沉淀歌里，对底层的刻画，悲悯而不羁。

　　爬上一列不知它去哪儿的火车

　　在一节车厢的煤堆上睡了个午觉

　　一直睡到我问自己

　　冬天到了时会怎么样

　　我已不知在哪儿睡的觉

　　车站的头儿看见了我扒车

　　他给我一间堆麦子小屋和干净麻袋

　　一直睡到我问自己

　　冬天到了时会怎么样

　　我已不知在哪儿过的冬

④

　　逐一数过外国外族的歌，并不是非要排斥国产歌曲。哪怕对大哥般的岡林信康，喜爱和关注到了一定分寸就需要节制。他们毕竟是他们，与我们活在两界，心事不同，观点易变。

　　近年来我最牵挂、最盼望他们成功的歌手都是中国人。一个是打工者的歌手孙恒，一个是维吾尔歌手何力。

　　先是“打工春晚”的鼓励。几年来，孙恒率领的打工艺术团接连冲击了北京“春晚”恶俗与粉饰的乌烟瘴气，使我们心中痛快。后来读了《工人新调查》一书以后——这是描述孙恒和他的工友共同体的一本社会学调查，我曾写了这么一段话：

　　读了《工人新调查》后最深的感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目标，就是突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膨胀的学科方法，突破学院内知识与人的异化，勇敢地投身于工人与农民共同体的建设。也就是说：“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的方式之中。”

　　随着亿万农民进城，新的工人阶级已经诞生。它的庞大令人震惊，因此它的诉求和表述，也必然要降临世间。孙恒的工人歌曲在此刻应运而生，带着理直气壮的正气，带着中国的和工人的嗓子。

　　在中国，人的诉求只能是最低限的对报酬、权利、尊严的守卫。因此唱出 “团结一心讨工钱”、“幸福和权利，靠自己去争取”，就唱出了新工人阶级最基本、也是最初步的呼声。

　　此刻的粗糙，或者是在作曲方面?因为作词已烘托出基本的姿势。如民谣弹唱的《彪哥》，不断使我联想岡林信康的《流浪汉》[①]。它们的歌词非常相似。岡林曾借助这首歌，怀念他当年在山谷的生活与工友。

　　那家伙，一个男人/我们一块受苦/一块彷徨，不管风雨/

　　来到陌生的城里/分一份工，住一间房/拿一个茶碗，一起吃/

　　天亮前，孤独的小屋里/被雨浇了的那家伙/

　　发了高烧，颤抖着去了那个世界

　　今天我祈求，流浪的人/旅途能幸福

　　今天我祈求，孤旅上的/那家伙能幸福

　　而孙恒的《彪哥》也有依据着同样的体验。歌子的叙事性当然携带着切肤的真实，一些句子显然已经能经得起推敲锤炼。剩下的，几乎已经只是曲子和音色的功夫：

　　认识你的时候

　　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

　　他们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

　　不用说《劳动者最光荣》。虽然简单，形同呼喊，但人们等待这声呼喊已经等得太久。孙恒显然具备着新时代思想者的意识，简朴的几句，显示了他结实的准备。

　　这首歌虽然粗糙，但它是人性进步的号角。一个民族若还不会这么呼喊，这个民族就还远离着自由与解放。

　　尽管如此，尽管工人与民族都迫切期待着一声呼喊，我却盼孙恒能尽快在艺术上跨出一步。实现他艺术的独立和个性，写出他的《山谷布鲁斯》[②]，给濒死的唱歌界以重锤电击，给探索的工人阶级以思想文化。

　　何力，这个名字深潜在茫茫的人海。他在北京时虽然全力参与演唱活动，但我猜人们仍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长评短论地使用汉语，关注所有文学、社会和网络。包括我很久都不知道他的本色。他的全名是何力·阿卜杜伽迪尔(Halil Abud-gadir)，浪迹北京多年，忍受着生存的艰难，一台电脑一把吉他，两栖于文化批评与歌手生涯之间。

　　我一直心中有愧，由于没能多给他哪怕一分的照顾。

　　我总想建议他转战文化批评，因为他的汉语理解与修辞能力。他是称做“民考汉”的语言大潮之后，留下的一个正果。我总觉得，如他一样的维吾尔人早该介入病入膏肓的汉语文学界，以全新的话语冲击文坛。

　　但他的梦想是歌手。

　　就作词而言，虽然远不是饱经锤炼，但如孙恒一样，何力的歌词一经出手，就在一个高点之上。如果谈到建树，何力已经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建树——他写于2003年的歌曲《若雪之歌》，纪念了为了他者牺牲的美国姑娘若雪。几乎唯有他一个人，唱出了那个时刻必须宣布的正义。

　　这个星球上爱你的人

　　在你心中种下了善良和光芒

　　那些你用心爱着的人

　　就能收获幸福和阳光

　　卑鄙的媒体与盘踞艺术殿堂的小人，照例对这种声音实行了隔离。不报道，不理睬，何力遭受了冷冻和边缘化。但历史却记录了，在那次人类与邪恶角力的瞬间，何力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歌手。只有他，给那个为巴勒斯坦难民死去的善良的犹太女孩，作了一首歌。

　　这个星球上离去的人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愿望

　　那些死不瞑目的人

　　是否已找到天堂

　　由于这一首《若雪之歌》，中国没有在那次表明人性的事件中失节。但歌手何力的建树，却被冷漠的中国人无视至今。

　　为了这一生的岁月

　　为了这沉默和歌唱

　　就让我唱一支歌谣

　　唱出心中的力量

　　如今何力已经回到了他的新疆，那片音乐的深潭，那个歌曲的源头。一旦重新潜入母语和维吾尔底层，何力的下一步会怎样呢?

　　较量仍在艺术一线。和孙恒一样，何力面临的同样是克服弱项，在一丝旋律与一句歌词之上，实现灵性的创造。

　　在即将结束对著名歌手的倾听之后，转身望着我的两个歌手朋友，我总不禁在想，未来的他们会怎样呢?

　　没有以正义为核心的艺术，最终不过是一些垃圾——中国大量的伪诗人即是如此。

　　但是缺乏艺术的正义，从来难做韧性的坚持——世间大量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多是如此。最终的他们，不过是一些失败者。

　　愈是宝贵的立场，愈需要遭遇灵感的幸运。此外还有重重的艰难，其实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不仅危险，而且必须不断地拿出新的作品。人们只是围观和等着，并不伸出援手。永远在奔波，永远被催促，这是一种残酷的存在选择。

　　能决定一切的，唯有他们的前定。当然，这也是写给我自己的话。一旦站到了那条线上，无论作家歌手，迎对的完全一样。

　　我盼我的两个年轻朋友——对这个时代那么重要的歌手，为了拿下庸众盘踞的艺术碉堡，突破自己内在的关口。

　　那是一种积累与天性、前定与感悟的大关。它不仅需要歌手兼有作诗谱曲的才能，不仅能抓住一字定音的词语并捕捉一闪即逝的旋律，还要敢于在关口牺牲，换来——那冥冥中的恩惠，那被准许以生命交换不朽的、珍贵的眷顾。

　　写于不安的2015年春节前夕

　　[①]这首歌，是早期岡林的作曲显然还不熟练时，翻唱的美国歌手托姆·帕克斯顿的《Rambling boy》。日文题目是《ランブリング ボーイ》。

　　[②]岡林信康的成名作、《山谷ブルース》。

　　文章转自：北方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