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女性社会主义与丁玲文学

　　编者荐语：在女性革命立场上，丁玲从前期的强调“自由”，转向更注重“自主”，在女性社会主义观念之中融入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念，从而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保持了一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她领会了向警予道路的真义。——值得今日的集美和女性主义者学习。

丁玲

作者简介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传统，始于晚清的秋瑾，与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有很深的关联。丁玲成长于女性革命的核心区域，受母亲及其社交圈层熏陶，在少年时代即深受这一革命传统的浸染，后来在上海、北京又继续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女权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女性社会主义思想，它成为丁玲此后思想发展的底色。即使“向左转”之后，丁玲也没有完全放弃早年的革命观念，仍试图坚持女性革命的最初目标和理想，这也导致了她和延安革命模式的矛盾。20世纪40年代以后，丁玲的立场有所调整，由强调女性“自由”过渡到重视女性“自主”，努力将女性社会主义理想与革命体制统一起来。丁玲的女性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发展和调整，在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一、前言

　　“女性社会主义”的概念迥然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再度兴起的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概念略有区别。大体说来，女性社会主义更为强调总体的社会革命和普遍的自由解放。需要说明的是，“女性社会主义”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和历史实践的脉络却隐约可见，它也历史地形成了某种代际传承的“默会”的精神传统。这种观念，从各种女权运动理论中汲取了滋养和能量——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简单说来，女性社会主义持有一贯的独特立场，其核心理念大体包括：反对将女性解放问题化约为一般的政治经济问题和阶级问题;女性因其特殊的受压迫“切身”经验，成为最“本真”和坚决的革命主体;社会性别差异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各种制度必须取消，这是比阶级差别更为顽固的不平等根源，因而，女性解放的远景是更彻底的大同社会，或者说，真正的大同革命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女性气质”。

　　笔者之所以使用女性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为了强调，从起源上看，中国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女性社会主义者看来，女性解放是追求大同理想的一个历史环节，也是前提和标志。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性别解放，相反，女性解放是通达普遍的社会解放的路径，而且是不可被其他政治进程代替的、无法越过的必由之路。

　　晚清以后的女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形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既存在历史联系，又存在差异，更不能等同于实际展开的列宁式的革命实践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在中外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悠久的传统，也产生了多种形态，甚至都不必然是左翼的。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体上指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试图重建社群共同体生活，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保护性运动。

　　如果重新梳理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脉络，并把丁玲放在其中来讨论，我们会发现，关于丁玲的“女性主义”创作和“向左转”，乃至她一生的思想逻辑，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并不是要否定丁玲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基本定位，相反，由于丁玲提供了一个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典型个案，有助于我们更丰富地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及其教训。而且，对于我们重新评价女性作为革命者的历史贡献以及女性革命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亦具有启示意义。从这一视野再度审视丁玲，会加深我们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规约的同情之理解，同时督促我们在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目标。

　　二、女性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近代以来，形成了女性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在具体的历史展开中，它和主流的中国革命实践既存在方向上的一致，又时常产生局部的龃龉。我们都熟悉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近代女性革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但是，从一开始，中国女性革命运动就将民族解放和女性解放以及大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紧紧地关联在了一起。特殊的集体性的女性历史经验，使她们敏感地把握住了性别解放与普遍解放的辩证法，并在中国革命因为现实任务而被迫悬置普遍解放议题时，不断重申早期革命理想，它将中国革命的固有张力结构(民族与大同)保留了下来，注入到性别解放的主题之中。

　　晚清和“五四”时期大兴女权，争女权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不过，众所周知，它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女权主题被纳入了民族革命和国家新造的历史目标。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女性革命的独立传统。虽然女性革命家也受到时代风潮的深刻影响，往往自觉地把女性解放的议题纳入民族国家“女权”论述中，并和主流的时代革命潮流有所呼应和配合，可是，近代女性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诉求，借助民族主义对女权的呼吁，它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想目标和政治原则。这在女性革命传统的开创者秋瑾那里已有鲜明的体现。在她那里，既流露出男性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也表现出超越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特征。此后的女性革命中，这种内在张力结构延续下来，并逐渐显现出对民族主义目标的疏离，普遍性社会解放的大同主题成为女性革命潜在的根本目标。尽管中国现代思想也包含着民族主义与大同理想之间的紧张，但对于女性革命来说，普遍解放的大同理想却具有更为本质性的价值，即在早期女性革命家看来，只有经由普遍的社会解放，女性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父权结构和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建制及霸权逻辑具有相似的构造。她们认为，大同理想内在于女性解放的目标，这是由千年来女性受到多重压迫的历史决定的，更因落后民族的悲惨境遇而有所强化。女性作为一种被定义为“残疾”的受压迫群体，是各种权力形式的最典型受害者。

　　女性革命的这种乌托邦化的社会主义底色，必将导致它和追求富强的民族国家目标产生矛盾。在秋瑾所开创的传统里，女性革命内含救世的吁求，必将通向更为宏大的目标，“对她而言，这样的革命本来就要求粉碎那些导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行的‘奴役’行为或使得此种行为正常自然化的社会体制和道德观念，这些行为尤其被铭刻在女性身体之上。换句话说，秋瑾不仅预见了一个革命的现代中国，并且身体力行地让她自己成为了它的载体和象征，她以一种女性驱动来作为它的出生标记和引力重心，用一个女性升腾的渴望来作为它的历史源泉和政治资源。秋瑾并不停留在‘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必然‘对立共存互为危机’的现代历史的常态前，……，而是把‘现代中国’的民族构造更多地与人性家园的想象建造联系在一起，以安放那些原本无所归属的灵魂，这与我们所知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生物种性中心法则处于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之中”[1](P82)。事实上，这也是女性革命受到国家主义“现代性追求”所抑制并成为思想潜流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脉络，女性革命被纳入了民族国家话语，在秋瑾牺牲后，围绕着她身后的符号性安葬产生了一系列的争夺，就颇具有象征性。

　　女性革命追求的是社会革命，而不仅是政治革命，甚至它还对政治革命充满疑虑。晚清以来的革命主潮，虽然也包含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同理想，但是这种大同理想因现实危机而被迫搁置甚至被刻意压制，女性革命则拒绝这种悬置，尤其是对女性解放议题的悬置。表面上看，二者目标一致，女性革命者一般并不反对民族革命的任务，但是对于她们而言，这只是策略性的一致、阶段性的一致，女性革命从具身经验出发，更为关注个体自由与普遍解放，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更为坚定，不愿以现实任务为由做出妥协。

　　女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双重革命(性别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女性革命者看来，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是一体的，互为条件，必须解除一切体制性的压迫机制，包括家庭和国家，女性才能得到最终的解放。女性处于历史层叠的多重社会压迫的最底层，因而是社会解放的最后环节，这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设定是相像的。正因如此，女权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历史性地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二者在核心理念上是契合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在父权制社会之前曾存在过平等的母系社会，并通过对这样的历史资源的想象来对抗现代世界的压迫制度。因而，某些近代女性革命者往往具有激进气质，在她们看来，必须废除私有制，解除一切体制性的压迫机制，包括家庭和国家，女性才能得到最终的解放，而只有女性得到解放，全社会才能得到解放。虽然总体上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是女性社会主义运动却持久地和无政府主义保持着紧密的关联，这是由它内在的乌托邦禀性所决定的。

　　晚清鼓吹女权最有影响的《天义报》创办人何震在卷首《简章》中这样解释“天义”：“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天义’。”这和她在《天义旬报启》中的话可以互相参证：“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所谓破男女阶级者，即无论男女，均与以相当之教养，相当之权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对于女若何，即女对于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务使相平而后已。夫以男女阶级之严，行之数千载，今也一旦而破之，则凡破坏社会之方法，均可顺次而施行，天下岂有不破之阶级哉!夫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震等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又虑此理之不能共喻也，故刊《天义旬报》，以作本会之机关。”

　　三、丁玲与女性革命传统

　　近代以来，女性革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秋瑾以其具有浓重象征性的牺牲标志着这一传统的开端[2]，此后经由陈撷芬、徐自华、吴芝瑛、张竹君、石评梅等人，这一传统在女性群体之间延续。它既表现为公开的社会动员和公共活动，也以秘传的形式结成女性之间的情感和精神同盟;它既跨区域地建立“共爱会”“女子复权会”这样的现代社团，也广泛而散发地凝聚成由传统形态转化而来的“盟姊”组织。受到革命精神感召的女性将中外女性英雄偶像谱系化——秋瑾、罗兰夫人、索菲亚、批茶夫人(斯托夫人)……，相互砥砺，汲取力量，也传承思想和精神的火种。

　　丁玲处于这一女性革命的传统之中，她成长于女性革命的核心区域湖南。以周南女校、稻田女师等学校和新民学会等社团为中心，湖南产生了现代女性革命家群体，如向警予、蔡畅、陶毅(斯咏)、杨开慧、缪伯英、赵绿吟、李思安等。受母亲及其社交圈层熏陶，丁玲自幼即深受女性革命传统的浸染。“我母亲最喜欢讲秋瑾，我常常倚在母亲的膝前听她对我讲秋瑾。秋瑾是我母亲最崇拜的一个。她讲她怎样参加革命，怎样为革命牺牲，我从小对这些故事知道很多。”“我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向警予。辛亥革命前，我母亲在常德学校时，她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我同这几位阿姨都很熟。我知道，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是最推崇向警予的。我小的时候，母亲是我的榜样，是我最崇敬的人，除母亲之外，再一个就是向警予。”[3]

　　丁母余曼贞受到向警予的重要影响，并和她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盟姊关系，即使在向警予旅法期间仍未中断联系。丁玲在《我母亲的生平》中引用了母亲的遗稿：“不久，白友(即向警予)准备留学法国，从她的故乡淑浦去长沙，路经常德，特来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极其忻悦。留居校中，并约旧日好友，为十日之聚。夜夜与白友抵足谈心。伊劝我振作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因个人的挫折而灰心，应以救民救国之心肠，革命的成功，来安慰你破碎的心灵。并介绍我看那几种书，都是外边京沪出版的一些杂志新书。我听她这些话，如梦方醒，又如万顷波涛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边一样。亦正如古人常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友之来，其所言真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顿开茅塞，相约应互相勉励前进，我顿时感到强了许多。……”[4](P337)

　　关于向警予的深刻影响和精神感召，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中，丁玲写道：“当我还只是一个毛孩子时就有了她美丽的崇高的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尽管后来，她忙于革命工作，同我母亲来往逐渐稀少，但她一直是我母亲向往和学习的模范。我想到我母亲书桌上的几本讲唯物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就感到她的存在与力量。虽然我对她的活动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她的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是在感召着我。有的人在你面前，可能发过一点光，也会引起你的景仰，但容易一闪而逝。另外一种人却扎根在你的心中，时间越久，越感到他的伟大，他的一言一行都永远令人深思。向警予同志在我的心里就是这样的。”[5](P303)

　　向警予早期思想带有较多乌托邦色彩，将妇女解放作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来看待，《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最为系统和集中地表达了她的女性解放观念。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地把女性解放与社会改造关联起来：“女子解放的问题，是新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她认为，解决妇女问题必先改造社会，同时，解放妇女也是改造社会的一部分，它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女子的改进运动，也要能够与他并驾齐驱才好。”“我们的女子解放改造观并不止专射于一部分中国女子的身上;不过，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如果我国女子已进到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表面上看，向警予旅法归国后在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强调理想化的目标，更关注具体的斗争实践。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作为共产党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的向警予在思想上的策略性调整，即“我们是中国人，应把中国女子的解放改造，做个出发点”。不过，向警予对余曼贞、丁玲的影响主要是前期思想。

　　青少年时期，丁玲在上海、北京又继续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女性社会主义思想，并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了女性革命的传统之中，因而表现出对正在兴起的早期共产党革命的亲近。但与此同时，从女性革命的立场出发，她也对正在趋于组织化的政治革命表现出某种不信任和有意的疏离。

　　丁玲此时期的女性革命观念带有较强的激进色彩和乌托邦气质。关于丁玲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通过考察丁玲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求学经历和社会活动，线索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们要破除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偏见和理论误解。众所周知，早期社会主义革命者——更不必说女性革命者——基本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吸引，这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为历史性的正确评价。而且，经历过历史的曲折，重新检讨中国革命实践，我们或许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形态其实蕴藏着不能轻易被否定的宝贵遗产，这也是我们重新讨论女性社会主义传统的意义所在。

　　不可否认，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诸种乌托邦化的激进形态，在大革命走向失败的复杂严峻形势面前已陷入深刻的危机，这逼迫着革命者因应社会现实条件变更斗争形式。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加强组织化程度，转化为由列宁式政党领导的现实主义政治，它的乌托邦色彩很快褪去，为应对残酷艰险的现实局面和紧迫任务而更加注重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这种形势剧变的格局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女性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衰落。丁玲也陷入思想上的困惑，加之人生变故，她迅速调整转向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但是，此后的丁玲并没有完全放弃早年的革命观念。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女性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社会文化运动整体退潮之后(女性革命者或者以各种方式退出历史，或者并入阶级革命或民族革命的主流而消融了自身特征)，丁玲仍试图坚持这一女性革命的最初目标和理想，这也导致了她和延安革命模式的矛盾。

　　关于丁玲的“转向”以及延安时期她与革命体制的矛盾，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观念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的解释则倾向于认为是“五四”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革命的不兼容;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之后，又将这种矛盾看作女性主义立场和父权制的革命体制之间的矛盾。

　　关于转向问题，贺桂梅给出了目前最深刻和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她挑战了各种二元论，从丁玲自身思想逻辑出发，结合时代情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历史化的讨论。她的见解极富洞见：“正因为丁玲是在这样的起点——即穷尽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极限而做了不得已的转移——转向左翼的，因此丁玲关注革命的层面必将涉及新的主体认同，涉及革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够带来更合理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安排。”[6](P205)“进入延安对丁玲来说，并非由非左翼转向左翼，而是在革命诉求和激情的促动下进入具体的革命组织与革命秩序之中。”[6](P209)这都是极其重要的结论。不过，在笔者看来，贺桂梅对于丁玲前期已经成形的观念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有所忽略。她的解释虽然建立了丁玲思想的统一性逻辑，仍然残留着某种二元论特征。比如，她认为存在着“五四”丁玲与革命丁玲之间的某种断裂，似乎仍然预设了一个结论：丁玲的延安转向，标志着从思想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因而前期是一个被超克的阶段。

　　对此笔者持保留意见。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丁玲前后期观念的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也不宜夸大二者之间的断裂性和对抗性。如果存在着“五四”丁玲的话，我们要仔细甄别是哪个“五四”，或者说，她继承了哪部分“五四”观念。笼统地将“五四”等同于启蒙主义和资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因而把“五四”知识分子等同于观念上的小资产阶级似乎就顺理成章，至于女性知识分子就更是如此。应该看到，早期丁玲接受女权观念是和接受左翼的社会主义观念同步的。因而，丁玲与延安体制的冲突，就性质而言，并非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而是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冲突，是革命内部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从革命实践层面看，的确不合时宜，可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革命转向严密组织化的政党实践之后，早期社会主义观念并未完全退场，它成为中国革命内部潜在的思想线索，并和现实主义的革命实践构成了自反性的关系。这种结构也可以表述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它在20世纪40年代即初步显现，只不过被斗争的严酷现实需要所压倒，并因革命实践的迅速发展、不断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乐观状态所掩盖。从这一脉络来看，丁玲所代表的女性社会主义观念与革命体制(也是后来国家常规性的现代体制)的冲突具有更富症候性的意义，丁玲从女性社会主义立场(部分代表了早期乌托邦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对初步出现的科层制官僚主义作风和由于权力集中导致的弊端进行了敏感而尖锐的批评。这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意识。即使受现实条件制约和历史形势限制，丁玲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但是从维系革命的自我批判的维度看，她的批判亦具有积极价值。

　　所以，笔者更愿意将丁玲纳入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和精神脉络之中，并在此前提下重新审视丁玲思想的发展。这样，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丁玲“三次转进”的真正原因和内在逻辑。丁玲思想的发展，沿着自身逻辑不断深化和调整，却保持了根本上的一贯性，它是根据“情势”以我为主的转进，也是辩证式的演进。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论重新梳理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脉络中的丁玲，并在女性革命理想和具体革命实践的互动关系之中重新审视丁玲创作的意义，将会有不同的发现。反过来，对丁玲文学的再解读，也将打开丁玲思想更为丰富的面相，提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张力结构，重新激活我们对中国革命内部丰富性和可能性的想象。

　　四、女性革命传统与丁玲的早期创作

　　如果把丁玲纳入女性社会主义思想脉络中，不单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所具有的批判性指向需要重新辨析，对于她20世纪20年代的所谓“女性主义”创作的政治意涵都需要再作考察。甚至，对于丁玲的文学观都要重新讨论，比如，她如何理解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的功能、意义和价值?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再是自明的。

　　丁玲一再陈述自己最初的理想是做革命家，是改造社会，并不属意于文学创作[7]。其实，这在“五四”时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鲁迅、巴金和茅盾等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文学并不具有后世所认为的本体性的自律性美学价值，不过是改造社会的工具而已。只要有条件更直接地介入现实改造的实践，放弃写作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当革命写作者发现小说等写作形式本身被异化或发生退化，已经不再具有自身的政治能量，他们也会寻找“不那么文学”的替代写作形式。《自杀日记》《1930年春上海(之一)》就对已经商业化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失望。丁玲在延安时期一度放弃小说写作，从事报告文学和速写式随笔写作，也未必完全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主导原因还是她本人的选择。

　　不过，丁玲走上文学之路，与一般的男性革命者还有着更重要的区别，这要从女性革命传统来加以解释。对于女性革命者来说，写作还具有特殊的“革命性”意义。这是秋瑾开创的传统。

　　颜海平将女作家秋瑾和革命家秋瑾相提并论，用意盖在于此。虽然秋瑾的文学作品很少，但是她却开创了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传统。“她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中的一股深邃变革的生命力量，当我们认识到她的写作是与她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塑造既无法化约更无法分开的时候，她充满张力的内涵和意义就开始显现了。作为重新想象和建构中国现代女性及其特质(womanhood and femaleness)的一个战场，这样一种重新塑造中的身体，对于身处世纪之交和现代世界中的女性为重新安置自身而做出的奋斗而言，既具有启示意义，又处于核心地位。”[1](P19)对于女性革命者来说，写作是革命的工具，更重要的，写作本身还是革命实践。具体说来，写作具有两个重要的价值：其一，它是使女性受压迫经验显形和被生产出来的手段;其二，它充当了女性革命者团体“盟姊情谊”的纽带。

　　秋瑾对明清闺阁“盟姊”关系进行了转化，注入了志同道合的现代革命精神(因而不同于女性主义理论所谓“姐妹情谊”)，与此同时，她也对维系传统闺阁情感关系的“才女文学”在内容和功能上进行了再创造。盟姊团体内部的同人文学创作，立足于革命精神的相契、思想的交流和精神的相互激励，同时，也从切身经验出发，将传统的闺怨转化为对时势的感怀和理想的抒发，并在体验的共情中维持着一种共同命运的情感强度和道德义务，从而以此克服现实压力下的失落，不断激发相互扶助、拒绝沉沦的热情。这种交流模式在秋瑾和吴芝瑛、徐自华等人的互相唱和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作为一种传统，它也被丁母余曼贞和义结金兰的盟姊们所继承，她与向警予长年的通信即带有盟姊写作的鲜明特征。事实上，近代以来，广义上的盟姊写作的范围已经被大幅度地拓展了，当秋瑾以《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为题发表演讲和文章时，她已经将潜在的盟姊的范围扩大为“女界”了。而且，秋瑾之死还将盟姊写作的对象扩展为生者与死者共同构成的精神同盟，它提示着生者与死者共同信守的理想盟约，对生者不断提示着在世的义务或债务。

　　丁玲的早期写作，表面的起源是大革命失败后沉闷的社会氛围所导致的思想苦闷(丁玲本人有时也持这种说法)，深层的动力却来自女性革命的“盟姊写作”传统。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痛苦迷茫和彷徨无依，渴望寻求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安慰与激励。而此时，丁玲一生中最为亲近的同志和密友王剑虹刚逝世，丁玲的现实遭际已无人可倾诉。小说一再提示，莎菲之所以抱病坚持写日记，是为了蕴姊(原型即王剑虹)，即使在她死后，蕴姊仍然是莎菲写作的真正动力，也是唯一的预想中的读者。“在心的忙乱中，我勉强竟写了这些日记了。早先因为蕴姊写信来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开始写。现在蕴姊死了好久，我还舍不得不继续下去，心想为了蕴姊在世时所谆谆向我说的一些话便永远写下去纪念蕴姊也好。所以无论我那样不愿提笔，也只得胡乱画下一页半页的字来。本来是睡了的，但望到挂在壁上蕴姊的像，忍不住又爬起，为免掉想念蕴姊的难受而提笔了。自然，这日记，我是除了蕴姊不愿给任何人看。”[8](P64)

　　莎菲的日记是盟姊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亦是盟姊写作。事实上，丁玲的啼声之作《梦珂》又何尝不是潜在的盟姊写作呢?须知，梦珂正是王剑虹的别名。

　　我以为，丁玲前期作品都可以作为女性社会主义的“盟姊写作”来看待，只不过，她的盟姊写作越来越具有公共性。1931年，未完成的《莎菲日记第二部》的失败，标志着那种面向假想中的小团体的、私人倾诉性的盟姊写作的失败，她开始转向广泛的社会公众而写作(同一时期写作了《水》)。但是，转向之后的丁玲创作，潜在盟姊写作的气质并没有完全消失。

　　丁玲的前期作品表达了女性社会主义的激进观念。尤其是在性观念上，具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气质。和其他“五四”作家仍然偏重“反封建”的启蒙主题不同，丁玲小说显现出“惊世骇俗”的挑战性。她笔下的女主角(如梦珂和莎菲)反婚姻和家庭，体现了无政府主义“毁家废姓”倾向，她们卓尔不群，反对资本主义和各种现代权力形式，对商品逻辑和市场主导的庸俗格调表示出蔑视，不单对传统女性角色不屑一顾，还对被现代逻辑收编的“新女性”充满鄙夷。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阿毛姑娘》《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小说，既对底层仍处在“封建”状态下的女性挣脱陈腐旧秩序束缚的追求表达了深切的理解和肯定，同时又对她们义无反顾投身现代世界、被资本主义物化逻辑所吞没的幻灭，表达了同情的、痛切的批判。

　　丁玲的重点批判对象并不是传统权力形式，她也没有秉持一般的女性主义立场，单纯呼吁从父权制下获得解放，而是把首要的批判对象明确地锁定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型权力。将梦珂当作猎物的男性凝视已不再是来自传统父权，而是来自现代市场条件下的商品化逻辑[9]。《梦珂》的结尾，具有反抗精神的梦珂无处可逃，最终仍不免落入非人格化的现代市场陷阱，这和迫于生计从事皮肉生计的阿英(《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分享了相近的命运。

　　但是，与男性左翼叙事单纯的阶级论视角不同，丁玲立场暧昧地写到了被商品化的女性的欲望，这里隐含了一直未得到有效阐释的内容。丁玲不自觉地流露出评价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性的政治视野：这些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秩序中被剥夺了自由权利的女性，显然是自愿地投身现代罗网，因为至少在现代条件下，她们还能享受到作为自由商品的权利以及有限度的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空间。这正是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意义的理由——它毕竟为劳动者争取到了形式的自由，从而成为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一个有待被克服的阶段。所以，尽管丁玲从社会主义立场对现代世界进行了批判，却同时从女性经验出发，以现实主义的忠实对具体处境中的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书写，这或许是女性社会主义立场才能提供的思想穿透力。尽管还带有思想和美学上的稚弱，但仅就对时代丰富性的捕捉和把握而言，丁玲不仅超越同时代的启蒙文学，而且相对于正在兴起的仍然理念化的阶级论的左翼文学，尤有过之。丁玲小说文本内的暧昧，反映了时代的暧昧，这恰是过于明晰的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所无力呈现的。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一个过渡的年代，“五四”现代启蒙主义所允诺的自由很快被证明是另一重陷阱，时代正在孕育着挣脱新罗网的涌动的欲望。于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遂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象征，这个时代的症结经由女性苦闷的求索得到最具症候意义的揭示。一方面，启蒙的“五四”所追求的现代性尚未充分实现，它的解放性仍在历史地释放过程之中，这是丁玲不愿否认的现实;另一方面，丁玲仍要从社会主义角度对这一现代过程进行批判，因为，“五四”式的现代，作为未完成的方案，尚未长成已经衰老，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这当然和帝国主义时代落后民族的世界处境相关，但也具有历史逻辑上的必然性。

　　《韦护》和《1930年春上海》反映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落潮期女性团体的分化。小说的内在主视点仍是来自女性，这些故事其实是《暑假中》的自然延续，只不过增加了性爱的维度和社会历史的复杂场景。笔者认为，将它们归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序列是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它们和男性作家的“革命加恋爱”叙事在主题上迥然不同。主流的左翼叙事处在“心灵革命”过渡到工农运动的转折期[10]，从男性革命者的视角表达了阶级革命的观念，女性角色代表了两种革命之间的桥梁——她们曾是男性革命者脱离传统旧秩序、走向革命的感性起点，又是他们迈向真正的阶级革命的障碍，因而需要做出理性舍弃与痛苦选择。如果说丁玲也是在处理革命和恋爱的矛盾，那么她的革命仍然是女性社会主义革命，带有无政府气质的乌托邦革命。时代转型，狂飙突进的“五四”落潮，乌托邦革命已经没有出路。在左右夹击下，女性革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正在失去行动的条件，需要借由新的形式打开社会实践的空间。丁玲此时期笔下的时代女性，有的退隐;有的安于现状;有的仍在苦苦求索，彷徨于无地;有的则被资本主义新秩序所收编，成为“新女性”，沉浸在商业化的欲望逻辑中。丁玲，作为女性社会主义者，陷入了矛盾和犹疑之中。一方面，她意识到必须要走出已丧失行动能量的乌托邦革命;另一方面，她又坚持女性革命的某些核心理念，对新兴的政党革命以阶级问题化约革命目标心存疑虑。其实，这种疑虑也是早期乌托邦革命者的心理纠结，比如瞿秋白。或许，这也是丁玲将韦护作为男主角的重要原因，毕竟他和女性革命者分享了共同的困惑。

　　五、从“自由”转向“自主”：丁玲女性革命观念的转变

　　如果不是人生出现巨大变故，丁玲未必会那么快走上阶级革命的道路。但是，急剧“左转”之后，丁玲也并未放弃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事实上，她一生都没有彻底放弃。

　　女性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与列宁式政党革命之间的磨擦在20世纪40年代集中表现出来。二者之间具有一些原则性的分歧。至关重要的分歧有两点。女性社会主义者认为，首先，社会革命(女性革命)与政治革命须为一体;其次，革命的手段与目标要一致，或者说，革命的过程与理想原则亦不得违背，即追求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的过程也要贯彻自由民主精神。

　　用这个标准衡量，作为女性社会主义者的丁玲很容易认为政党革命实践不重视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目标，阶级革命违背了与女性革命订立的普遍解放的盟约。这正是《三八节有感》所要针对的核心命题。事实上，这篇杂文并非仅仅针对延安具体问题进行批评，而是对革命党在性别革命目标上的暂时悬置表达不满。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相对于早期苏区革命时期，解放区在婚姻关系、女性权利等方面的政策因应时代形势和现实革命任务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丁玲正是有感于此，以略带讥讽的语气说：“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一个阵线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11](P41)这篇文章看似通篇在讨论具体的妇女问题，潜在的主题却是妇女问题背后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以，在文章的末尾，丁玲又专门向女性群体喊话，以示内外有别。她要告诫女性，不要只盯着具体的性别权益，更不要安于男性的照顾，公平合理的未来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且这并非为了女性自身，“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11](P42)。这“为人类”的“大的抱负”，不正是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写照吗?

　　《我们需要杂文》针对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或公共性原则问题。或许丁玲的表达有不合时宜之处，也没有充分顾及革命实践所面对的艰难局面和战略考量，但这些的确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要害问题。限于时代形势，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和认真应对，反而被具体历史阶段的紧迫任务所遮蔽，从而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应该说，经过整风运动，丁玲的思想观念的确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并非纯粹受外在压力的影响，而是由于丁玲对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处境和历史任务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完成了对女性革命局限性的清算——比如这一革命传统起源上的精英气质和实践上的激进主义，从而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简单讲，在女性革命立场上，丁玲从前期的强调“自由”，转向更注重“自主”，在女性社会主义观念之中融入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念，从而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保持了一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她领会了向警予道路的真义。《向警予同志给我的影响》(1979)是丁玲在“整风”以后最为情真意切的少数作品之一，在文中，她回想起1923年和向警予的最后会面：向警予对于丁玲的无政府主义观念未做任何批评，只是意味深长地勉励她要向母亲一样做个“非凡的”“有理想、有毅力”的女人。这是不是一种隐微的教诲呢?

　　丁玲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对经与权的哲学把握，她认识到，根据社会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必须把根本目标融化在权变的策略性考量之中。而且，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要放弃悲观主义，果断地投身于行动之中，以化解理想目标暂时悬置的失望。这里或许有着鲁迅影响的某些因素(丁玲一再提起鲁迅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精神来源还是女性革命的先驱秋瑾。

　　秋瑾一再强调行动主义，“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12](P21)。尽力去做的行动主义，或许也是秋瑾把自传性评弹命名为《精卫石》的原因吧。

　　转变的丁玲通过投身行动来克服失落，以期在具体的斗争生活中维持一个革命者的热情。于是，在《战斗是享受》中，丁玲以富于激情的笔墨，描写了对抗洪水的人：“他们是在享受着他们最高的快乐，最大的胜利的快乐，而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13](P36)

　　当然，丁玲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她转折的心迹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1939-1942年，是丁玲思想和延安革命体制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也是她克服思想矛盾、确立新的信念的时期。这一时期，丁玲写出《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和《“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风雨中忆肖红》等散文，达到了个人文学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两种革命的矛盾，作为一个潜在的主题不断地闪现在丁玲作品中，即使“整风”之后，仍然可以听到女性社会主义主题的隐约回响。

　　《我在霞村的时候》所要批判的是民族革命对女性革命盟约的悬置，和萧红的《生死场》似乎有所呼应，这大概也是丁玲动情回忆萧红的原因吧。在贞贞身上，丁玲寄予了太多个人感情。作为一个女性社会主义者，她更表达了坚持女性斗争理想的决绝姿态。后来她说：“我曾经向很多人说，我是更喜欢在霞村里的贞贞的。为什么我会喜欢贞贞呢?因为贞贞寄托了我的感情，贞贞比陆萍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14]

　　心灵强大的贞贞在同村人面前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却肯打开心扉向“我”倾诉，显然，她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这是不是算作盟姊关系的一种变体呢?正如很多人指出的，贞贞是莎菲的时代变形，丁玲自己也承认，“(莎菲)这种类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得到他们的痕迹。像《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女主角，她是农村的女孩子，不是知识分子，她的成分变了，她比莎菲乐观，开朗，但是精神里的东西，还是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15]。有的研究者指出，贞贞不像农村姑娘，言谈举止、思想风格更像城市现代女性，这种评价虽然是要批评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习惯，比较教条主义，却自有一种敏锐。贞贞的确不那么现实主义，她更具有理想化色彩，在她身上，的确延续了莎菲式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女性的精神气血。

　　贞贞的倾诉只向“我”敞开。但是，在《新的信念》中，女性倾诉却采取了一种更为激烈的形式。小说原名《泪眼朦胧中的信念》，更清晰地表达了女性倾诉创伤性经验的情感强度，或许丁玲也觉得痕迹太露，故改成了《新的信念》。这篇小说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也比《我在霞村的时候》更具虚拟化和理想化色彩，丁玲让一个决绝的老年女性在无所依傍中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她承受了异族男性的身体伤害，还要顶住男性亲族的精神压力，单纯依靠不屈不挠的倾诉摆脱了性别话语的缩减与征用，使暴力伤害的经验裸露，从而完成了反抗现代暴力的广泛情感动员。

　　《在医院中》(原名《在医院中时》)标志着一个转变的决定性时刻。它表明丁玲正在初步克服失望情绪，调整心态，准备继续投入斗争。小说的主体情节主要处理陆萍和“医院”体制的矛盾。陆萍最后的思想转变，是受“无脚的人”的启发而得以实现的。“无脚的人”说：“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末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16](PP252-253)“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16](P253)这些话的核心要点是，要讲策略，不要消沉，行动起来。于是，小说结尾，陆萍打起精神，换了个岗位，投身新生活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陆萍对医院工作环境的不满，主要并不是因为简陋的医疗设施和生活环境，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对同志、病人和工作都缺乏情感，官僚主义也是这种冷漠无情的一个表征。在女性革命者陆萍看来，物质条件艰苦不可怕，只要革命同志之间有情，对工作对象有情，奋斗与牺牲就有意义。“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16](P251)有情的世界是革命的目标，革命就是要反抗无情世界的统治，革命的过程不是功利主义的机械主义理性化过程。在小说中，陆萍所期待的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只在黎涯和郑鹏那里还有所保留，而这个小团体却要面对整个医院环境的某种敌意。对于女性革命传统来说，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深的鲜活生命之间的情感深度，它至少不会低于列宁式政党革命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

　　丁玲心里有所郁积，寄托在陆萍身上，所以她才说，“(陆萍)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她是我的代言人”[14]。

　　小说以陆萍的出走“解决”了矛盾。医院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陆萍，或者说，是她的观念和心态变了，“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16](P253)。这“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的底色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它指的是女性革命者的本色。

　　行动并不意味着原则性的妥协，相反，女性革命者决不放弃对理想性的坚持，并顽强地要求过程、手段和目标尽可能统一起来，这是丁玲一直和所谓教条主义做斗争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她是以女性社会主义的立场，对革命实践体制化之后的僵化弊端进行着持续的批评。在丁玲看来，这种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和重要推手就是周扬。但是，对于丁玲的思想根源，周扬反倒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不妨说，丁玲一生思想上的“知己”有两个，一个是同志瞿秋白，另一个是“敌手”周扬。在著名的大批判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中，周扬将所谓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看作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并认为丁玲、冯雪峰等人正是错误世界观的代表。虽然这篇文章上纲上线、充满恶意、简单粗暴，却并非一无是处：“人们也许要问：丁玲、冯雪峰都是老党员，老左翼作家，他们怎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从他们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甚么教训呢?回顾一下我们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那时我们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却没有根本改变。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支配我们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17](PP9-10)

　　周扬的定性和结论包括论证过程显然是错误的，但关于思想渊源的说法却不无道理。据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者文采就是以周扬为原型的，即使并不属实，但之所以那么多人有此联想，恐怕也是事出有因。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抵制冰冷的机械主义和理性化管理，是女性革命者丁玲一生的准则。

　　教条主义的机械无情世界是具有革命气质的女性所断然无法接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具有叛逆精神，“是作者曾经熟悉的人物，喜欢过的感情”[15]。在丁玲的最初构思中，本来是打算把黑妮写成莎菲、贞贞一类的人物的，但陈明认为不妥。丁玲说，“陈明看了以后给我说：‘这黑妮还是莎菲的化身么!’我后来才改掉了一些，最后让她快乐了”。对于黑妮身上的莎菲影子，丁玲后来还有这样的感慨：“一个人物在作家脑子里形成后，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15]黑妮延续了莎菲和贞贞的反抗精神，但是她毕竟在丁玲笔下开始快乐起来了，因为土地革命为翻身和自主提供了机遇。要让千万个黑妮获得解放、赢得具有实际意义的自主性，只有借助阶级革命的契机。自由和解放是具有历史性内容的，它的判断标准不是空洞的信条，而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尊严感和价值感。这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丁玲在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对女性解放的认识。

　　丛小平在研究中国革命对边区妇女的解放作用时指出，这是一种从自由到自主的转折：“虽然边区的妇女接受了不少国家话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往往会利用官方话语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主体性的体现，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言说上，更主要地表现在行动上。因此问题不在于妇女说了什么，而在于乡村妇女是否有能力运用国家的革命话语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她们是否是改革中的一种力量，她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革，她们在社会改革中的一系列活动是否给国家的改革政策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变化……”[18](P13)

　　关于这一问题，陈顺馨曾说：“对于另一些认为要介入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民族/国家(或称国族)的建造或冲突也可以是一种‘能动机制’，即能够提供一些条件或可能性，让妇女建立自己的位置，争取更多的资源，确立自己的，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成为自我的‘能动者’。”[19](PP290-291)

　　丁玲对女性社会主义现实策略的修正就是追求自主，这也是她晚年坚持的观念。“文革”之后复出，她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仍然以此为标准。当革命的受难者(包括昔日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向启蒙主义转向之时，丁玲却再度不合时宜地走在了“非主流”的道路上。或许，人们对于莎菲和陆萍这些所谓“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过于深刻，因此有意无意把丁玲和王实味、萧军等延安“自由”知识分子捆绑在了一起，自然期待丁玲回归“五四”的“正途”，却不知道这恰恰是个天大的误会。贺桂梅的判断是准确的：“丁玲对革命政权的批判是‘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革命政权的批判。”[20](P8)丁玲终其一生都是个社会主义者，从莎菲到陆萍再到杜晚香，具有内在的隐秘的连贯逻辑。

　　六、结语

　　不合时宜的杜晚香，正是“自主”的典型。在《杜晚香》的结尾，丁玲再一次违反现实主义逻辑，出人意料地让杜晚香发表了并不符合劳动妇女文化水平的演讲：她讲起她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讲起她所理解的解放的尊严，讲起人生潜能得以充分实现的价值感，讲起她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尽管杜晚香是千千万万走向自主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代表了中国革命实践创造的一种机遇和可能性，但还是有些理想化了。另外，当杜晚香自觉地融入新秩序之后，共和国女性还会遭遇某些新的困境，如从女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距离妇女解放的理想目标，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丁玲在20世纪80年代仍一直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她明白，这将是一个不断自我超克、需要永远前进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一个不断要求女性革命者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的过程。

　　丁玲的一生历经磨难，但坚守了自己的理想。在临终前，丁玲一再说，“我肯定能成佛”[21]。这话比较突兀，令身边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早期大同主义者大多热衷于佛学，庶几能找到真正的线索。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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