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宋朝的艺术成就不用多说，但是，我想说一点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西方艺术中，经常表现的内容之一便是痛苦和批判，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尤其在宋朝的艺术中不多见。或者说宋朝的艺术对痛苦的表达比较含蓄，不像西方那么张扬。同时，中国艺术对痛苦的表现更多个人化，而非像西方那样普遍化。这一现象在我看来，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有关。西方政治一贯是利益集团政治，近一百年来才加入了民主内涵。在利益集团政治体系中，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附庸，要么就是与利益集团对着干。因此，西方艺术无非是两类，歌功颂德，或者痛苦批判。
痛苦和批判在西方成为艺术常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宗教。宗教认为天堂最好，人间都是灾难，对人间痛苦的批判，等于是对天堂的歌颂。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不是利益集团控制的，而是由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掌握的民主政治，也没有强大的一神教，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只要真正抱有“天下为公”的信念，只要朝廷政治能够做到“天下为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必要歌功颂德，因为，做到这一点是应该的。所以，宋朝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留下的艺术品中，几乎没有歌功颂德的内容。只有在某些皇帝私心膨胀的时候，便会出现一些小人，阿谀奉承，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中国政治中对于溜须拍马谄媚小人的排斥，实际上就是对歌功颂德的一种否定。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也很少流传下来，例如蔡京，和珅等。由于宋朝的政治制度理念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的艺术品大多都比较平和，显示出一种安详。
但也有例外，例如苏东坡的《寒食帖》。对于艺术品的界定，中西方也不同。如果我们把《寒食帖》称为艺术品的话，那么，它的确表达了一些苦闷和不满。这种情况的出现，又要说到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受到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具体原因后面再说。表现在苏东坡的《寒食帖》上，我们可以说，因为王安石的政策至少在执行层面上，违背了“天下为公”的理念，政府带头成为利益追逐者，因而，像苏东坡这样怀有“天下为公”信念的知识分子，便遭到了排挤，《寒食帖》中苦闷与不满的出现，正是这个原因。
与之类似，当时有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吏，善于绘画。在王安石变法多年后，郑侠看到了民间的疾苦，看到了百姓生活的辛酸，便将受苦饥民的惨状画了下来。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郑侠的绘画作品，只能通过文字记载，了解他的绘画内容。如果郑侠的这些作品也能算艺术品的话，那么，他的这些艺术品，与西方经常反映的痛苦主题是一致的。为何这种主题未能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艺术的主要内容呢？我们来看看郑侠的结局。
郑侠完成这些痛苦主题的绘画后，将绘画作品送到了宫中，皇帝看到了，皇太后也看到了。皇帝也觉得百姓挺苦，但皇帝认为这可能只是少数，而不普遍。然而，皇太后觉得不是少数，我们可以说，这也许是女人心肠，柔情高于理智，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被皇太后说服，同意停止王安石的新政。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朝廷政治是利益集团政治，为了维护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不顾社会民众的利益，那么，郑侠绘画之类的作品就会不断出现、持续出现，甚至成为必然，成为永恒的艺术主题。但是，基于“天下为公”的理念，民间疾苦反映到了最高权力，而且很快有了民众希望的正反馈，因此，这种以苦难为核心的艺术，便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主题的艺术，大多只能是临时性的。宋朝以后，元朝的关汉卿大量描绘了底层民众的苦难，揭露上层社会的黑暗，《窦娥冤》中唱段令人难忘：
又听得法场外人声呐喊，都道说我窦娥冤枉可怜！虽然是天地大无处申辩，我还要向苍弯诉苦一番：……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倘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我不要半星红血红尘溅，将鲜血俱洒在白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这种着力表现痛苦和苦难的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并非中国人不会表达苦难，并非中国人没有民间疾苦，关汉卿的艺术已经证明，中国人完全能够把苦难表现的如此刻骨铭心，成为永恒的经典。但关汉卿艺术中的苦难主题之所以高扬是有原因的。关汉卿所处的元朝，一方面，像他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元朝政治倒退为特权等级政治，“天下为公”的理念在元朝没法实现，民间的疾苦无法与最高权力沟通，也无法得到缓解，才有了关汉卿这样的《窦娥冤》，在某种精神气质上，与西方的部分艺术气质相接近。
这种突显苦难的艺术主题，在宋朝即便有，也不会成为主流。不是说宋朝政治更加愚民，而应该是，宋朝的政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民间的疾苦。只有在民间疾苦解决的不好时，苦难主题才会临时性地出现。关汉卿笔下的“何为地”、“枉做天”，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宋朝政治理念“天下为公”的呼唤。《水浒传》中的批判性，更主要是元朝知识分子的借古讽今。宋朝的艺术在批判性方面，大多只是苏轼所表现的讽刺和嘲笑。而宋朝的艺术一旦出现宋徽宗的繁花似锦，张择端的歌舞升平，它的命运就快到头了。（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张择端画成《清明上河图》图后不久，北宋就灭了。如今，《清明上河图》更多是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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