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师的武侠小说中，《鹿鼎记》在我看来是排最后一名的，因为武侠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侠义（哪怕是造梦也好）。而《鹿鼎记》所做的正相反，是把侠义的梦打碎给人看，那么你金大侠以及郭靖萧锋一干大侠的立身之所又在哪里？当时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就曾有读者不断写信给金庸本人，问：“《鹿鼎记》是不是您请别人代写的呢？”因为读者发觉，如今的《鹿鼎记》与金庸过去的作品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鹿鼎记》改编的电视剧我也只看过几眼，倒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版更合我的胃口一些。电影《鹿鼎记》剧本在原来小说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动。影片讲述清朝初年，奸臣熬拜弄权，欺康熙皇帝年幼，操控朝政，使民间疾苦。天地会在首领陈近南的指挥下，由韦小宝（周星驰扮演）前去应征清宫杂役，借机混入宫廷做卧底，以偷取藏有清朝秘密大宝藏的四本四十二章经。韦小宝在皇宫内被海公公指派了刺探太后行动，他却刮了大笔油水准备逃走，不料在回春院却遇到了正在等他的陈近南。他送给韦小宝两个孪生姐妹做贴身侍从，其实是监视他返回皇宫。韦小宝返回皇宫后不久，在塔林遇到陈近南等高手与太后大战，太后亦要杀死韦小宝。建宁公主发现了被囚禁的真太后，而假太后武功高强，腾空逃离。不久，皇帝册封韦小宝以要职，韦小宝自此权倾朝野，继续做他的边缘人。银幕上，周星驰扮演的韦小宝形神兼备。而丁有康饰演的康熙皇帝并不像书中那样英明神武，皇帝不但为韦小宝这个贪官蒙混，而且一遇到危险只会叫“护驾”。
《鹿鼎记》可以说是最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如果我们说它是一部“历史厚黑学”，金庸大概也不会不高兴的。金庸自己也曾经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那么单纯从历史上讲，这部小说也很成问题。例如韦小宝曾有宏论：“小皇帝（案：《鹿鼎记》康熙）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鹿鼎记》一书中，康熙正是一个好皇帝，他雄才大略，爱民如子，视满汉如一体，远胜“鸟生鱼汤”。如果跟戴绿帽的洪安通，暴躁的归树辛，无用的陈近南比起来，康熙也算得上大侠。在金庸看来，清的文治武功，不可谓不盛。在书中，就连顾炎武黄宗羲等反清大儒，也不得不承认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没有一个及得上康熙。
在《袁崇焕评传》一书中，金庸甚至认为明朝皇帝得分是负数而清朝是正数：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我们来看清朝对于中原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一概将百姓屠杀殆尽。有史料记载，明朝万历时候官方纳税人口数接近六千万，纳税人口不包括妇女儿童以及文官和军人，所以保守的估计全国人口在两亿人左右。到清顺治年间纳税人口数在两千五百万左右，总人口充其量也就在八千万左右。巨大的人口损失除明朝末年的农民战争外，相当大一部分是由清初的屠杀政策造成的！最有名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杀戮情形，目不忍睹，惨绝人寰！不知算不算“残忍暴虐”？
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康熙帝也说：“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
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民间骚动不安，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１６４５年春，摄政王多尔衮颁布投充法。规定：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投充法造成的结果是：满洲贵族才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呢，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因此，任意逼迫汉人为奴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凡在京城三百里内外，八旗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汉人逼勒投充，特别是各色工匠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窜。此举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清初为害最烈的当属圈地、投充法、逃人法这三大弊政。
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文字狱的危害：一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二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鹿鼎记》一书中康熙对西方科技很感兴趣，在数学方面颇有心得，但书中没有提到，康熙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被汉人学到，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当时全世界最好、科学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也确实是康熙组织西方专家学者绘制的，但这样一个重要的成果却被作为密件尘封在内务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宝贵的原始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
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７８３万顷，到乾隆３１年（１７６６）才恢复到７４１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１７年的７９１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７、８万顷。入关后的满清统治者大规模把北京周围五百里内汉人的土地圈占给八旗将士，而汉人则被扫地出门。实行的方式是“跑马圈地”，即让八旗将士快马加鞭跑到哪里，那个距离范围之内的土地就全归其所有。大规模的圈地共有三次，第一次，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兵丁。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４２府。三次共圈占土地约十六万余倾。据史书记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史惇《恸余杂记圈田》）而广大失地的汉族农民则流离失所，四处流浪！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百分之六，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迁界禁海是清朝初期实施的又一项暴政，东南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而在清廷的这一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唯一的收获就是使台湾经济一时陷入困境，为后来的康熙帝一举平台奠定了基础。１６８３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步放宽海禁，准许对外贸易。但是到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因为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统治者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任人宰割，百年国耻，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闭关锁国当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１６４４年至１８４０年２００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而且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１８９４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１８４０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
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固然清朝早期的几个统治者，似乎都比汉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讲，中国还是停滞落后了。这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落后与保守所致，加之他们是异族而对汉族刻意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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