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头西去，“张主席”再生枝节！

　　张国焘焦躁的原因不难理解——这形势是一天天地见证着他的失败啊！

　　不甘心也不回头的张国焘还是没放弃对红二方面军的最后一丝幻想，他再次提出了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的要求。

　　有关情况，傅钟回忆道：

　　……他（指张国焘）让周纯全同志找任弼时同志说，两个方面军开个干部会，首先求得意见一致。弼时清楚，张国焘是想利用这个会拉出一部分同志同情他，支持他，同党中央继续对抗。

　　弼时同志对周纯全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公开出来，会造成上层对立，使工作更加困难，损害团结。张国焘听不进这种劝导，找到弼时同志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弼时同志非常冷静、镇定，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弼时同志的话，力抵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不再提开这个会了。[1]

　　两军会师以来，经过两个多月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想工作，任弼时已经非常有底气地跟张国焘这样讲话了：人心思团结，人心思会师！痛定思痛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在觉悟！“北出陕甘”，已是大势所趋！

　　张国焘还是没死心，他紧接着又横生出了一个枝节。

　　8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全部走出草地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以及林伯渠、李维汉、张浩、林彪、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周兴、李克农、李德、潘汉年等。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战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同时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正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逼蒋抗日”，同时继续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抗日和反蒋不再并列”。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成效斐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广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也派代表到达陕甘宁苏区，要求同中共订立抗日协定；四川刘湘等地方军政当局领导人也日趋赞同抗日反蒋；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领导入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开始同中共中央商谈抗日问题……

　　而且，由于“两广事变”，原驻陕甘地区休整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被调去“救火”，蒋介石一时间也无力北顾。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并借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出兵援绥，直接对日伪作战，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大潮。8月12日，党中央向中共西北局提出战略方针的建议，其要点为：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红四方面军在9月底以前尽可能夺取岷县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临夏，作渡河佯动，调动毛炳文、马步芳部东援，以配合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尔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进攻宁夏，以图向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联系”。[2]

　　因为与东北军的配合难以落实，8月23日，中共中央就这个计划的修订问题再次征求中共西北局领导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意见：“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3]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这个修订意见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4]

　　8月25日，中共中央把这个修订意见报告了共产国际。在这个报告中，中共中央领导人设想的战役步聚是：红一方面军先取宁夏，得到援助的武器后再与红四方面军一起，续图甘西——取甘西的日程预计是“明年春暖”[5]，因为这个修订意见与张国焘很久以来就孜孜以求的西进有吻合之处，因而也得到了他的支持。

　　这个时候，红二方面军已陆续集结于哈达铺一线，贺龙、肖克、关向应等都要求任弼时“务在哈达铺归还二方面军”[6]。8月30日，中共中央就“冬季前三个方面军行动方针”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予旺、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泾水、环水、洛水之间）”；“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如无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安康地区，再与王均对战”。[7]

　　于是任弼时于9月初回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因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患病，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9月8日，为贯彻党中央“冬季前行动方针”，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下达命令：红二方面军“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西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部署为：以红六军为左纵队，红二军主力及红三十二军为中纵队，于11日全部出动，18日分别袭取两当、凤县、徽县；以红二军六师为右纵队，12日集中西固，配合中纵队袭取成县后北取康县、略阳，“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8]

　　尔后，红二方面军迅猛东进，长途奔袭，10天之内，先后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及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完成战役预定战役计划。随后在上述地域展开，开始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工作工作……

　　就在这段日子里，张国焘又生枝节了，差一丁点儿就把“北出陕甘”给拧转了向。

　　——“任胡子”一离开，“张主席”少了个克星，尾巴又翘起来了。

　　红二方面军向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出动那天，共产国际回复了中共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的方案，其要点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9]

　　这个回复强调了“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和“占领宁夏后给予你们帮助”，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原设计的“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大打了折扣。中共中央酝酿几天后，不得不对原来的“分攻宁、青”作出重大调整：“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10]

　　这也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原拟定的会师时间，要大大提前；红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也变成了“合取宁夏”；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将改在“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中央发来这个“重要调整”指示的前一天晚上，针对“两广事变”解决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返回陕甘地区的敌情，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也曾向“陕北同志”提出了一个“三军协同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是陈昌浩提出来的，意图为：“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部署“一方面军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红四方面军“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11]

　　其实，这个方案与党中央提出的方案相当近似，但因为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原设计，所以张国焘也是同意的。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将两军会师提前，两军会师后要“合取宁夏”，这一家伙就触发了“张主席”心中的纠结：他一直就不愿意和党中央会合，一直在打出偏僻之地自创局面的主意……

　　张国焘，他要变脸了！

　　1936年9月16日～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开会讨论中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纯全等在漳县前线未能与会）。关于会议情况，与会者傅钟有一段回忆：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不像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建设时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情绪有了微妙的变化。讲话中，有同意中央来电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难以供应大部队生活之需，显出仍不愿会合一方面军。

　　……

　　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九月十三日来电的部署（引者注：应为九月十四日），发动静、会战役。[12]

　　然而，一进入具体方案制订时，张国焘的底气就变得很足了：

　　谁知，在做静、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央闹独立的故态又恶性发作。他反对北上，要西进，过黄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刚才西北局所作的决议。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争论十分激烈。张国焘甚至说经静会北上是“断送红军”；朱总司令耐心地劝张国焘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我也向张国焘表明，主张向北，并陈说了北进方针的好处。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情绪很坏……[13]

　　陈昌浩也有相类的回忆文字：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14]

　　今非昔比，岷州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表现出了空前复苏的党性，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作出了决议：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组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徐向前、周纯全，下达《静会战役纲领》。

　　据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警卫班长的潘开文回忆：

　　会议开到第三天（笔者注：即1936年9月18日），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15]

　　据朱德称，张国焘还在会议形成的决定——《静会战役纲领》上签了字。[16]

　　然而，签了字也不认账是这位“张主席”惯有的脾气。

　　20日当晚，张国焘独自策马赶往漳县前线。

　　陈昌浩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况：

　　……他（注：指张国焘）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会议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向前那时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县。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几点：⑴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⑵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⑶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⑵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从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17]

　　21日，赶到漳县的张国焘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又一次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州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18]——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而被蒙在鼓里的朱德还以为已经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画了押的张国焘此去漳县是落实“北上”部署的，20日那天晚上他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丁、请大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19]殊不知这才仅仅过去一个昼夜，张国焘就翻了脸，不但成功地忽悠了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把原则之争当作哥们儿之间的“权位之争”，而且还要剥夺他这个“红军总司令”向中央发电报的权力！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动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封锁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护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英、洛、毛、周、彭、贺、任、刘（指人密译）：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

　　（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20]

　　朱总司令随即赶往漳县，赶到漳县后立即召集前线高级将领们开会，会上还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方针，阐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他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

　　他还说：

　　岷州会议的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论讨论作出的，作为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改为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21]

　　然而，张国焘成功地忽悠了与会的多数人，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意见被采纳。[22]

　　而且，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少了个克星“任胡子”在场，张国焘这就是要翻天啊！

　　注释

　　[1]《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l2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97～第5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3]《中央征询对二、四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中央关于红军行动方针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61～第6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贺龙、萧克、关向应关于完全同意任弼时坚持党内统一的立场致任弼时电（1936年8月16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冬季前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0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8～第6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8]《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1936年9月8日于哈达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60～第2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4～第11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对于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13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1～第11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3月2日。

　　[16]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转引自《朱德传》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7]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张国焘关于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致周子昆等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9]《朱德关于北进会合致中革军委电（1936年9月20日2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西北局决定之静会战役计划原案致林育英等电（1936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1]《朱德在漳县中共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朱德在漳县中共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谱（1885～1976）·上》（新编本）第5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