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话宁可不说，宁可沉默”

　　1962年春节，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省、市、县的党政军企的主要负责同志总共7000余人出席会议，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史称“七千人大会”。

　　林彪在会上做了脱稿讲话。他指出了“大跃进”指标定的太高，主观性太强的问题，强调这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并认为，造成这三年的困难，主要是由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他还进一步说道：

“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林彪的讲话说出了很多代表的心声，也赢得了代表们的热烈鼓掌。但是会后，有人指出，林彪的讲话是“违心”的，是在阿谀奉承，是搞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

　　实事求是地讲，林彪作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地位很高、分量很重，他的讲话，在效果上确实是力挺了毛主席。一个多月后看到整理好的讲稿时，毛主席批示：

“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并指示：

“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林彪的讲话呢？是因为，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主席并不满意，很多地方代表们对这个报告也有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春节还要留着大家开“出气会”的原因。

　　少奇同志的报告，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不遮丑，不粉饰，敢于正视现实，这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么大范围的会议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是不那么妥当的。

　　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自然要追问，既然是“人祸”，那么“人祸”的人是谁呢？让人感动的是，在大会上，毛主席很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而少奇同志在会上只说中央犯错误，却没有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并对地方同志们做了严厉的批评。他的报告中，一口气说了十几个“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同志”，批评他们：

“搞分散主义······脱离实际、监守自盗、以邻为壑······对所报数字居然那么不负责任，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爱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些问题，地方上的确存在。有些地方“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还很厉害。但是，代表们疑惑的是，刘少奇在大跃进时，也有些“头脑发热”。比如：

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今天，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少奇同志的话，“一万斤”是个虚词，他更多地是给地方干部加油打气的意思，不能说是出于坏心。但是，不能否定的是，他的讲话明显是脱离实际，并助长了“左”的风气的。

　　经过调查研究，少奇同志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才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他的思想剧变发生在1961年的5月，在自己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开展了44天的农村调研之后，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家乡人民的艰难生活，他忍不住陪着人们掉眼泪，忍不住在调查时站起来向人们深深的掬躬，对乡亲们说：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乡亲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然象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掉我的祖坟。”

　　少奇同志在家乡的讲话是情真意切的，但是却是后知后觉的。特别是在毛主席早在3年前就“纠左”了，他现在才发现问题所在，并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调，是不合时宜和冲动的。今天看来，少奇同志作为一个从风雨中走过来的共产党人，面对自己家乡父老的艰难生活，怎能不着急？怎会无动于衷？要算冲动，这是应该算是他对人民朴素感情的冲动吧。

　　而毛主席却是实事求是的。早在1958年，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酒严肃批评“共产风”：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58年底，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严肃批评了“浮夸风”：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

　　毛主席对当时的问题忧心忡忡！1959年4月，他一个月内四次以《党内通信》的名义把自己的意见下发，要求跨六级，一直下发到村民小队，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意见。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下发并贯彻落实。

　　以上就是七千人大会的深层次背景，了解了这一层，我们也就不会简单地用“阿谀奉承、别有用心”来概括林彪的讲话：

“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干扰时，就会出毛病。”

　　会上，林彪出面力挺毛主席，是那么的具体而有所指，而不是像其他领导同志那样抽象、笼统、面子上的赞扬毛主席。

　　要知道，林彪素来十分谨慎，他的风格是：

“不成熟的话宁可不说，宁可沉默”。

　　如果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是不会放炮的。而且，从他成长史来看，他凡事会自己认真思考，也不怎么隐藏自己的想法，经常固执己见。他的信条是：

“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是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

　　这其中就包括他和毛主席的交往，也不是盲从的。

　　在井冈山时期，他看不到前途、情绪低迷，就写信质疑毛泽东，“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1929年，红四军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林彪当晚给毛泽东写了这一封言辞激烈的支持他的信。毛泽东回信说：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

　　1934年，当毛泽东被撤职，自嘲“自己是浸到糞坑里的木菩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时，林彪却主动上门看望，还给毛泽东一笔钱，用于治病。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执掌军权，指挥四渡赤水，部队十分劳累，在一线指挥战斗的林彪很不满，认为这是“瞎指挥”。他给彭德怀写信，公开要彭德怀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训斥林彪：

“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还有，辽沈战役过程中，林彪多次拒绝毛主席“南下攻打锦州、锁住东北大门”的指示，把毛主席气得够呛。

　　再比如，抗美援朝决策讨论过程中，林彪态度鲜明地反对出兵，陈述了一大堆的理由，头头是道，固执己见。

　　后来，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因为林彪不同意出兵朝鲜、因病不能带兵入朝等事情给他脸色看，也没有给他“穿小鞋”，一如既往地善待和重用。

　　可见，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出面力挺毛主席，不太可能是为了搞“阿谀奉承、个人崇拜”那一套。

　　至于特殊十年期间，吹过头了的话，毛主席也早有解释：“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请大家记住，“不成熟的话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但是，一旦打破了沉默，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我想起了周总理晚年对薄一波同志的话：

“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