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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发表在《解放》杂志上，里面详细推演了抗日战争的演变形势，进行了共产党的战略布局，说明了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打法，并精准预言了“中国必胜”的结局：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随即，社会各界竞相传阅《论持久战》，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的高层，也包括国民党的高层。
时任国民党副参谋总长，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在看完《论持久战》后，非常赞成和敬佩毛主席的深入分析，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作，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为此，白崇禧特意把《论持久战》中的精髓归纳为两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
同时，白崇禧还积极将《论持久战》推荐给蒋介石，并将自己总结的两句话也说了。
蒋介石看过《论持久战》之后，对里面的思想和结论也表示赞成，甚至将《论持久战》发给自己的军官，人手一本，希望全军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蒋介石认同《论持久战》的思想，清晰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部署，认为如此布局一定能到达“中国必胜”的结局，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去抗日呢？
其实，蒋介石并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现实证明他根本做不到。
不但做不到，而且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战略部署颇为忌惮！
《蒋介石日记》里就曾记载过1945年9月中旬，他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正值“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让共产党“交出军权、让出解放区”的企图难以实现，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于是，蒋介石就让周恩来带话给毛主席：
“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的话，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所谓的“条件”，就是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独裁统治”。
言语之中透露着浓浓的火药味，好像是在恐吓毛主席，下了“最后通牒”。
只是，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恐吓丝毫不惧，他回复说：
“我可以用对付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和线，我占面，你看能解决问题吗？”
仅此一句话，就噎得蒋介石恼羞成怒，干脆不谈了。
9月27日，蒋介石以休息为名，将谈判事宜交给张治中、张群等人，忽然携宋美龄飞赴西昌休养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天。
由此可知，对于毛主席所说的“对付日敌之办法”，蒋介石深知其所言非虚，不但日本没有破解之法，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世界上最无奈的事，就是明知道对手怎么做，却又无能为力。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
关键点一：蒋介石也知道“全面抗战路线”的好处，可他敢走这条路线吗？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半个月，1937年7月23日，毛主席就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路线”。
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共产党决定正式确定“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就必须进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走“全面抗战路线”，充分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群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蒋介石懂这个道理吗？当然懂！
人多力量大嘛，不断加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这难道不好吗？
但是，他敢像毛主席那样，去积极发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吗？不敢！
就算让国民党去发动群众，蒋介石也没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是阶级利益不同！
国民党代表的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蒋介石本人就是资本主义买办统治集团、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
可是，中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却是农民、工人等无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才代表这些人的利益。
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有在利益相符的时候才能调动起积极性，在利益不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动得起来！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面对势头正劲的日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接连失去了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徐州、厦门一系列重大城市。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该怎么应对呢？《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论述给出了答案：
“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面对如此之大的伤亡数，蒋介石知不知道要避敌锋芒，扎根于广大的乡村将有利于国民党保存实力？当然知道！
但是，他敢像毛主席那样，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吗？不敢！
就算让国民党去扎根农村，蒋介石照样没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官僚资本主义，这群人广泛分布于大城市！
这些阶层只占中国人群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通俗来讲，就是不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仅仅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力量，来对抗日军。
在“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蒋介石明显发现“片面抗战”路线的力量已不足够，实在无奈了，才不得不向“全面抗战路线”过渡。
但是，一旦向“全面抗战路线”过渡，那无疑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
毕竟，共产党在基层群众方面的根基很牢，有着国民党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你是否能深刻体验到蒋介石的内心情况？
彼时他的“小算盘”打不响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挺纠结、挺矛盾、挺拉扯，有一大堆的顾虑。
正是有这些顾虑，所以当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的立场就开始摇摆不定，一会儿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一会儿又发动“反共高潮”。
就算蒋介石知道走“全面抗战路线”的好处，又能怎样？
一来，他不敢发动人民群众；
二来，他没能力发动人民群众。
当然，他更无法阻止共产党走“全面抗战路线”。
据历史资料显示，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八路军约4.6人、新四军约1.03万人，共计仅不到6万人；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拥有120多万人民军队、260万民兵，共计380万人。
经历了如此艰苦卓绝的抗战，共产党的人数却迅猛发展、不断强大，这便是“全面抗战路线”的成果！
3
关键点二：蒋介石也想打游击，可国民党学得了吗？
《论持久战》认为，抗日战争各阶段的战法都有相应的主次顺序：
“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
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
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对于这样的说法，蒋介石一开始并未重视，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军主导的几次大会战相继失败，而八路军却在河北、山东敌后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才使蒋介石改变了想法。
1938年“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按照《论持久战》的说法，这一阶段“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
在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和朱德曾主动面见蒋介石，郑重其事地提出发展游击战，并表示可以帮助国民党军开办游击战争培训班。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向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秘诀，并非蒋介石提出的，而是共产党主动提出的。
事实上，国民党的众多将领对共产党的游击战打法一直保持着好奇感、神秘感。
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游击战一直是共产党赖以对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不传之密。
无论当年在江西，还是后来长征，再到陕北，国民党军始终没有摸透共产党搞游击战的秘诀，一直不明白处于绝境中的共产党军队，是怎样依靠游击战坚持生存下来的？
如今，共产党居然要把压箱底的打法，主动教给国民党？
原来，国军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认为这样打下去将严重损失中国的力量，于是从国家全局和民族大义出发，主动向蒋介石建议学习游击战，以辅助正面战场。
蒋介石一开始将信将疑，直到受到日军强大的力量压迫，而且“片面抗战路线”确实支撑不下去了，终于同意了共产党的建议，下令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
1939年2月，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叶剑英以共产党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率30多名中共干部赴衡山，对国军干部进行训练。
国军将领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没想到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开始，就感到非常不适应——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以军事知识为主，占到90%以上。
游击战训练却不同，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略、战术以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群众运动以及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为主。
国军干部一直想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重视政治教育工作？
早在江西苏区时代，在毛主席一手创办的红军大学里，政治教育内容就占了很大比重，我军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首要任务就是加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识。
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大学扩建为抗日红军大学，后来又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无论形势再严峻、战局再紧张、设施再简陋，政治教育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军事教育方面，国军干部都听得很带劲，感觉很有收获。只是，一旦进行政治教育时，国军干部就显得格格不入。
比如，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对参训干部实行民主、平等式的教学管理模式，无论官职大小一律遵守同样的管理规定，同吃同住，同样参加劳动。
这种政治教育在国民党根本施行不下去，国军内部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同职级的人根本不可能同吃同住。
比如，共产党提倡文明带兵，反对粗暴作风，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治军。
这种政治教育在国民党也施行不了，因为国军内部已形成了打骂士兵的氛围，不少军官都是靠吃空饷、喝兵血发家致富的，他们根本不愿意把下级士兵同等看待。
再比如，共产党提倡给中间分子甚至战俘做政治教育，让他们转化为自己军队的一员，为共产党发声。
很多国军干部觉得根本不可能——敌人要能团结过来，那还叫敌人？那只不过是个别日军战俘自己意志不坚定，在八路军威逼下不得不这样。
这次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结果，是国军学了个“四不像”，而国民党学习游击战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4
关键点三：蒋介石也知道“深入群众”的重要性，可是他做了吗？
毛主席曾反复强调，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切切实实做好思想工作，激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在《论持久战》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刚刚说到“游击干部训练班”，其实叶剑英当时还设置了一个教学实践活动，让国军干部们到南岳衡山附近的县区，做一些实际的群众工作，体会一下如何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国军军官切实深入群众，并在实践中学习到底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
可是，这个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高层的抵触。
他们担心照这么下去国军军官就会被赤化、同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投奔共产党，这怎么能行？
于是，时任培训班教育长的汤恩伯，就暗中给国军军官下命令：学游击战术可以，学共军理念不行！
只是，这种“买椟还珠”的做法偏离了游击战的精髓。
共产党一直认为政治重于军事、群众重于士兵，只有真正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游击战才能发挥出无限的战斗力。
如果摒弃了核心，只是学一些“术”的问题，那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游击干部训练班”只是一个缩影，国民党的高层从蒋介石开始，就离人民群众实在太远了，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于1941年6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
国民党花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却被陈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
让陈嘉庚难以接受的是，国民党官员在这里大鱼大肉、生活奢侈，却不知道抗日前线吃紧，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数以千百万的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饿死。
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却享受了“另类待遇”。
毛主席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
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主席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工作人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
仅仅是一餐饭，就让陈嘉庚吃出了大大的不同，他强烈地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天壤之别！
与共产党内“官民一致”的作风不同，国民党内“官老爷”风气盛行，根本瞧不起底层人民。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还特别批评了这样的风气：
“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群众口味，神气和群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
比生活方面脱离群众更甚的，便是国民党视群众的生命如草芥。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
国民党既想保证“奇袭”效果，又想隐瞒炸堤罪证，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群众转移，反而严密封锁消息。
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百万群众还在睡梦之中。
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黄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
这次究竟淹死了多少日本军人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仅仅1000人左右。
试问，面对如此暴行的国民政府，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会感激吗？会有抗日作战的积极性吗？对蒋介石来说，“深入群众”不就成了一句空口号了吗？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懂了吧？为什么蒋介石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却无法效仿共产党的做法？
让我们总结一下：
国民党根本走不了“全面抗战路线”；
根本学不会“游击战”的精髓；
更无法切实深入群众。
所有的原因综合下来，那便是一个字——道！
《孙子兵法》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意思就是：在政治上使民众与军队的思想一致，这样民众就能与军队同生死共患难，不会惧怕危险。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
蒋介石即使把《论持久战》翻阅几十遍，也顶多只能效仿“术”的层面，而“道”之层面的缺失，注定了他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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