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同志加兄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1950年1月初，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离开越南，徒步17天到达中国，请求中国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斗争。
1月底，毛主席在北京会见了胡志明，认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随即，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提供无偿援助。
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人民于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签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北部获得了解放。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越南的第一次无条件援助，胡志明感慨中国对越南是“恩深、情重、谊长”。
毛泽东和胡志明，两人曾在大夏天光膀子畅聊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调集大批战舰驶往越南海域，对越南发起了公然侵略。
胡志明再次向中国请求支援。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党中央决定“无条件地支持越南”，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帮助越南人民防空作战、筑路修桥、兴修水利等等，受到越南人民的热忱拥戴。胡志明主席称赞中国支援部队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
据统计，到1978年止，中国在自身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铁路运输援越物资约3.05万余车，水路运输援越物资约12.5万余吨，共计对越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对越南的无私援助。
1973年1月27日，越美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美军撤出越南，为1975年越南统一奠定了基础。
胡志明曾说：
“我们要感谢中国。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是真正的兄弟情谊。”
2
“国际形势容不下‘兄弟情’”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病逝。“越南二号人物”黎笋接班，中越关系仍旧是“同志加兄弟”。
上世纪70年代，黎笋访华。
然而，国际大气候容不得政治家们感情用事，竟容不下中越的“兄弟情谊”。
1968年1月，华约成员国捷克斯洛伐克罢免了原忠实于苏联路线的诺沃提尼总统，随即公布《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西方冠以“布拉格之春”。
1968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出兵，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为出师有名，苏联提出“有限主权论”，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要让渡主权。
这一理论，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
8月23日，周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鞭挞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抛弃了所谓的‘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块遮羞布”。
中苏关系恶化加剧。
结果是，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役”和“中苏铁列克提冲突”，苏联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并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为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苏联将“核打击”的计划告知美国。然而尼克松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
1970年，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主席决心联美抑苏。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主席回击到：
“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奈何得了我吗？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交美国，就是交越南的仇人，越南当然不爽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1年7月9日，美国安委会主任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秘密访越，当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黎笋大为不悦，当即表示：
“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越南的这种反应。此时的黎笋左右为难，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
在越南人看来，苏联、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家的援助越南都收受了，如今却兄弟反目、拳脚相向，越南面临着“站队”的问题了。
3
“站队”
请问，如果你是黎笋，你会选择站队中国，还是站队苏联？
7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异常困难。而苏联却是在巅峰时期，是二战以来唯一能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
资源方面，其国土面积占到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资源非常丰富，几乎不需要进口。
经济方面，它的国民收入占美国的67%，工业产值占80%，甚至一直被诟病不断的农业，产值也占到了85%。
军事方面，有300万军队，51个坦克师，16个军炮兵师，火炮比美国多四万多门，坦克比美国多四万辆，重装师比美国多180多个。总体而言，苏联处在攻势，美国处在守势。
欧洲的战略家们说：
“要是苏联在星期天进攻欧洲，不用几天就可以一直占领到西班牙、希腊，不用等到美国的到来，欧洲就已经沦陷了。”
面对这样一个“巨无霸”，越南认为“中国近，苏联远”，根据地缘政治的逻辑，适宜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先统一祖国，再建立越、柬、老三国的“印度支那联邦”，以谋取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强国地位。
在苏联看来，“一个强大的越南，符合华约的战略利益”，顺带也符合越南的民族利益。
于是乎，黎笋集团当然倾向于站队苏联，只是碍于南越伪政权还没有推翻，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隐忍不发”罢了。
4
“兄弟反目”
1975年4月30日，越南统一。黎笋的个人威望在越南国内达到了顶点。
其实，早在60年代中期，黎笋就开始逐渐成为越共的实际掌权人，而胡志明被党内被限制为 “ 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与外交政策的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的完美人物” 。
黎笋（前排右一），1907—1986，越共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统治越南长达17年。
随着黎笋的掌权，他从南方带来的亲信，形成了 "黎笋集团"，准备彻底倒向苏联。
越南心想，你中国原来也是半殖民办封建社会，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乱得一锅糟，刚建国，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就敢和苏联翻脸，我越南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大国，首先就是要国土面积大嘛。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黎笋的胆子大起来了，认为中国必乱。越南大肆扩充军备，一年多的时间，越南征兵人数约占总人口的20%有余。
1976年12月，“越共四大”在河内召开，四位亲华元老黄文欢、长征、朱文晋、武元甲纷纷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亲华派彻底失势。
1977年9月22日，黎笋最后一次率越南代表团访问中国，一开口就提出有关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1978年，越南政府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行对华人实施“财产登记”，驱逐华人20余万，并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
1978年9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11月3日，苏越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面对越苏步步紧逼，我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邓小平又在11月份火速南下，依次拜访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国家，获得支持。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过春节，就越南问题达成共识。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美国记者询问中美两国对越南问题态度时，邓小平抓住机会，暗示道，“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咯。”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5
“苏联靠不住”
面对中国军队的强力进攻，越南一点都不慌，一副“不用怕，咱背后有人”的样子，甚至叫嚣“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在边境地区的越军第3师更为狂妄道，“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过春节”。
可是，结果却是越军被中国打尿了。原以为只要半小时，就会出兵支援的苏军，却原地不动，放了越南小弟的鸽子。
可见，任何国家要想实现强大，最根本的还得靠自己，如果自己弱小，即便是有苏联这样的大国支持，也靠不住。
越南只是苏联的“马前卒”罢了，苏联怎么会为了卒子去和中国拼命呢？
所以说，越南选择站队苏联，本质上是犯了战略错误。
因为70年代的苏联，表面上是个“巨无霸”，而实质上却是个“泥足巨人”。
1979年12月，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流血不止，国力大伤”。长期以来的专制，导致本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官员腐败不堪，经济停滞不前。
祸不单行，1982年到1985年，三年时间不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给苏联政局造成震荡，最终导致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
戈尔巴乔夫旋即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竟直接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地震”（东欧剧变）。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仿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
黎笋到死也想不到，苏联会这么虚弱不堪，300万军队，5万辆坦克，6万辆装甲车，上万枚核弹头，只不过是数字而已！
黎笋更想不到，苏联会在1991年12月25日的圣诞夜，溘然解体。
如果知道是这样，黎笋是不是会重新选择站队呢？
然而，他的邻居毛泽东却在30多年前就看得透透的：
“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6
“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也就跳不起来了。
1986年7月，黎笋病死，亲华派长征接班（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不久后，刚刚上台半年的长征宣布退位，由亲华派阮文灵接任。
1988年，越南主动提出中越两军在边境地区“全面停火”的要求。
1990年8月，阮文灵访华。
见面后，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阮文灵向中国领导人说：
“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
越南最终服软，并学习中国搞了“革新开放”。
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苏联还在，还很强大，越南的态度又会怎样?
回头看看中越关系，五六十年代的“同志加兄弟”，好似蜜里调油；70年代摩擦不断，直至兄弟反目，兵戎相见；90年代又“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可谓是“一波三折”。
熬了三个通宵，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让我想起了丘吉尔的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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