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消息，越南卫生部长因为核酸腐败被开除公职。
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新冠疫情发生后，越南一家上市公司推出核酸检测套装。越南卫生部、科技部有关官员，密切配合，大力推广，全国做了7300万次检测，耗资10亿美元，上市公司获利大约1.75亿美元。
越南卫生部长、科技部长、卫生部副部长、科技部副部长，全部涉案其中。
事情其实很简单，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员们，从上到下，嘴上喊着防疫，心里都是生意。
任何一项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背后都有经济逻辑，只有能获得巨大的物质资源，社会运动才能不断自我强化，运行下去。
在私有制条件下，这种物质资源表现为私人的利润。
核酸公司出钱，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员推动检测试剂的广泛应用，核酸公司赚了更多的钱，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员更卖力地推广核酸检测。于是，越南的核酸检测生意必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结果，“造成巨大损失，浪费了国家预算资源并影响抗击疫情大局”。
私有制社会中，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运动，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员自然也不能免俗。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损失，那都是“外部性”问题。
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僚在制订、执行防疫政策的过程中，自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制订、执行防疫政策的最重要标准。由于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僚的利益来自资本的利润，他们制订、执行的防疫政策自然有利于资本利润最大化。
于是，越南的国家政策被资本的利润所绑架，是否有利提高全民的卫生状况的改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谋求最大的利润。
“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为了推行相应的政策，必须制造相应的舆论。
要增加核酸公司的利润，必须制造对应的舆论。在这种背景下，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对新冠病毒的宣传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在民众中制造对新冠疫情的恐慌；强调使用特定核酸试剂检测的重要性；对过量核酸检测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损失避而不谈，或者，进行有倾向性的对比。总之，按照对核算公司利润最大化有利的原则进行宣传，蒙蔽民众。
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与相关专业人士的关系显然比普通民众紧密，掌握相关专业人士的个人命运的荣辱兴衰。专业人士可以选择在相关社会运动中分一杯羹，也可以选择被被卫生部和科技部边缘化处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掌握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态度统一而明确，越南民众即使对卫生部和科技部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也很难和受卫生部和科技部支持的专家抗衡。
在越南卫生部和科技部的大力推动下，越南核酸公司的生意几乎毫无阻力。9700万人口，做了7300万次核酸检测，几乎一人一次。
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资本控制社会运转，小政府为资本服务，保证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维护私有财产所有权对社会的统治作用，对外避免外来资本介入并司机扩张，保证资本现有的利润，谋求更大利润。资本的群体意志控制整个社会，美国政府则负责维持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有利的社会秩序。
与美国不同，越南受前苏联影响，是大政府小社会。
理论上，这样的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制约资本，避免资本野蛮生长。
现实之中，大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只是理想状态。由于整个社会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所有的物质资源都可以私有和交易，政府由生活在现实之中的社会成员组成，需要生活资料，政府必然会不断受到资本的侵蚀。
理想之中，政府对资本的制约，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随着资本的扩张，资本对物质资源的控制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对政府的影响就可以由对个别官僚的侵蚀，变为对官僚集团的控制。
此时的越南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功能上，殊途同归，都是为资本的利润服务。
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由政务官和事务官组成，政务官由周期选举产生，个人职位受社会舆论影响，政府职能有限，美国政府基本不能参与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纠纷。
任何政务官，包括拜登，如果过分推行对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很容受到由其他利益集团资助的新闻媒体的攻讦，被大众质疑。虽然拜登与辉瑞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是拜登强制推行辉瑞疫苗的政策最终搁浅。拜登执迷不悟，最终引发了年初的卡车司机上洛事件。由于防疫政策，拜登的支持率直线下降。
美国政府内部的事务官没有任何决策权，可以在推行力度上按照对自己有力的方式拖延、折扣或过度执行政策，却很难有大作为。不仅如此，与事务官一样，他们同样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
那些对某一具体政策不满的人群，可以获得来自其他资本提供的舆论平台和物质资源的支持。
所以，在垄断资本建立广泛的康采恩以前，对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比如辉瑞公司为代表的医药集团），而不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有利，甚至对整个资产阶级有害的政策，很难走向极端。
朝鲜则是另一种模式。
朝鲜的上层建筑与越南相同，都源于苏联体系。
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推行某一项政策，没有来自民间的由某些资本集团资助的政治阻力。
朝鲜是封建制浓厚的公有制社会，其经济基础并不是市场经济，生活必需品并不完全在市场上获得。
个人的荣辱兴衰与其私人掌握的物质资源关系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官僚集团没有为了私人利益和资本利润推动社会政策走向极端的动力和可能。
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视国家为私人世袭财产，没有损失全局利益，增加局部集团利益的动力。由于接受过留学教育，能力基本合格，所以在处理朝鲜疫情过程中，中规中矩，相对稳妥。
越南介于美国和朝鲜之间，选择了类似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类似朝鲜的上层建筑。
与朝鲜不同，越南的官僚有动力为了资本的利润推行对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与美国不同，越南国内没有相应的来自民间的其他资本集团的制约。
所以，越南出现了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现任胡志明市市长）联手推动核酸检测，并出台相应政策，从中谋利，危害全越南的腐败事件。
通过控制公共政策形成制度性腐败，是西方常见的腐败手段，在越南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本不多见。这种制度性腐败的出现，与越南经济基础的变化密不可分。
资本一旦膨胀到一定程度，官僚集团就会被其全面侵蚀，由“走后门”、“批条子”等偶发性、个人性腐败，演化为“为利益集团制订相应政策并贯彻落实”的整体性、系统性制度性腐败。
整体性、系统性腐败，是美国腐败的典型特点，所有的政务官都代表某一或某几个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腐败不是个人收受一点小钱办一些私事，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出对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并全力督促落实。利益集团则投桃报李，在这些政务官退休或辞职后，提供年薪惊人的董事、顾问的职位，或政治献金，或相应的股票债券收益。
对官僚来说，一切都是合理合法，在任期间官清如水，退休以后再就业有什么问题吗？对资本集团说，只要由足够的利润，个人私事完全不必动用官僚的权力。
此时，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集团可以获得对其有利的政策，如同开挂。个别资本集团也可以获得对其有利的政策，迅速膨胀。前提是不触犯其他资本集团的利益。或者，即使触犯其他集团的利益，也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压倒对方的反对意见。
于是，对资本有利的政策纷纷出台，并被大力执行。对资本不利的政策普遍难产，即使出台也往往难以落实，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在落实过程中变形走样，违背初衷。任何大事小情，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都必然向有利于资本获得利润的方向发展。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不吃紧，要想办法让大家觉得吃紧，这样才能创造条件，出台有利于资本的政策让后方紧吃。于是，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每一条被大力推行的政策的背后，都有隐藏而清晰的利益链条。
资本纷纷转型，向官僚集团靠拢。试图通过对自己有利的各种政策，谋求更大的利益。官僚集团也向资本集团靠拢，推动对与自身关系密切的资本集团有利的政策。双方互利共赢，皆大欢喜。
越南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东窗事发，说明四点：
第一、越南的制度性腐败已具雏形，已经进入了收钱制定政策的阶段，但还没有完全成型。双方的利益交换还处于一手交钱一手制订政策的阶段，没有形成美国那样成制度的现在办事将来收钱的默契。
第二、越南上层建筑内部的制约制度，还没有完全失效。越南的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被越共中央纪委追究并被双开，被官僚集团开除。个别官僚群体的利益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吻合。这是整个官僚集团能清除个别败类的经济逻辑。
第三、从整个官僚集团来讲，如何使用政府权力谋求更大的物质利益，是共同的利益所在。越共中央纪委在剔除个别败类的方面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因为越南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强大的资本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所有越南社会成员的荣辱兴衰都于个人掌握的物质资源有关。所以，越共中央纪委是整个越南官僚集团的绊脚石。越共中央纪委的官僚同样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个人荣辱兴衰同样与私人拥有的物质资源有关，最终是否也会被彻底侵蚀，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只有完全脱离私有制经济基础，其荣辱兴衰与私人拥有的物质资源无关的人，才可能制止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潮流。在越南国内，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不存在的，也是数量极其稀少的。即使朝鲜领导人空降越南，也无法扭转越南的发展趋势，因为整个官僚集团都在向制度化腐败的方向发展，没有相应的团队和对应的物质资源实现政治意志。越南的科技部部长调任河内市长，他调任的过程中是否使用了金钱，不得而知，但是可以预测的是，如果他清廉洁白，大概率会被官僚集团边缘化。
可以预期，越南的腐败将逐渐向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基础之中私人资本的力量不断强大，类似的事件还会出现，而且会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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