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2018年，我有幸参加火箭军装备发展史的编写。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以后的三年困难，两弹一星可能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些。我是不赞同这种看法的，但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给以反驳，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激发了我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兴趣。但在考证之初对怎么考证是不明朗的。然而有两大发现使我找到了入门的钥匙。这两大发现，一是从国家统计资料看，1958--1960年的三年间，工业增长率分别以41%、43%、39%的速度增长，二是社会积累率高达43%三年的积累率分别为33.9%、43.9%、39.6%,这两组数据表明，国家经济是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储备了维持再生产的巨大潜力。1958年“大跃进”总的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如果用工业取得的非凡成就衡量，应当说这个总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细查，这是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再进一步考证使我认识到，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诞生的，又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得到跨越式快速发展的，正是大跃进的直接产物，对此，那些精英学者为什么又视而不见呢？带着这个疑问带着这个总疑问，我认真研读了一些领导人和知名学者的专著，翻阅了党史文献，还从网上下载了许多文章和正反两方面观点的资料，努力做到听百家之说，析百家之理，采百家之精，通过考证，使我对当年的“大跃进”有了全新的认识，困惑解开了，形成一系列有别于当今党史和教科书对“大跃进”所作的结论，确切地说，在根本问题上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现将我形成的新认知归纳如下，和大家交流。
（一）“大跃进“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1949年，毛泽东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两大任务，以后他把两大任务说成“两件大事”：一是巩固我们的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二是进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清楚，中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当时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正是立足这样的思考，毛泽东下了开国大典的城楼就立即访问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根据苏联的经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1950年—1952年作为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第二步从1953年起，执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创建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尔后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第三步，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进入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5年预见，准备用10至15个五年计划，逐步把中国建成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又提出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全面赶上美国。1958年是第三步的开局之年，“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次，“大跃进“的发生也来自国际军事斗争的召唤。新中国刚刚成立，1950年美国就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侵朝并不是看中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其根本的目标是企图把中国的红色政权扼杀在幼年时期。毛泽东识破美国的狼子野心，因而作出抗美援朝伟大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虽然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中体味到，装备落后就会挨打，国际事务就说了不算。因而毛泽东早在1952年就提出建设现代国防的要求。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会议在日内瓦与芬兰闭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遭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和平的声浪成为时代的潮流。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10-12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正是立足这样的判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大跃进”发生的国际条件。1955年1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国发展原子事业的决定，把导弹核武器即“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上国防现代化的日程。两弹一星是集当代尖端科技于一体的高科技战略工程，为实现这个目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制定了《关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怎样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回答也很鲜明：我们必须跨越式发展，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是“大跃进”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有人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产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这种论调完全扭曲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实，是对中国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无端的诽谤与污蔑。
（二）“大跃进”是在毛泽东大跃进思想指引下，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大跃进思想核心精神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跃进的战略构想是15年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赶上英国，50--60年赶上美国。这个战略构想所追求的目标反映了全民族的愿望，也是国际形势所迫，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如同毛泽东所讲，大跃进必然发生，势不可挡。毛泽东所领导的大跃进虽然遭受了“大跃进”的重大挫折，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战略构想与重大预言都如期变成现实，并没有因为局部失败而改变大跃进快速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的结果证明了他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大跃进的合理性。如果把“大跃进”的挫折与失败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大跃进”的失误只不过是前进中的一个曲折。如果把“大跃进”比做一场战争，“大跃进”的挫折也只算是战役性的失败。说“大跃进”某些左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但说“大跃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不能成立。因而，要把1958年犯有左倾错误的“大跃进”同毛泽东本质意义的大跃进区分开来。
（三）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总方针指引展开的。工业、农业和国防科技三条战线构成运动的主体。在这三条战线上，工业和国防科技战线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出色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2年规划确定的目标，只有农业战线的人民公社运动因左倾指导而归于失败，其它各个领域也得到更多更快的发展。据国家统计资料，在“大跃进”的三年里，尽管农业呈现负增长，但中国工业经济总值每年平均以38.3%增长，社会积累率达到43%，这种发展速度在国内外都是少有的。如果把国民经济总量比作一座冰山，农业只算冰山一角。因而，不能因农业人民 公社运动的暂时失败就说整个“大跃进”失败了。而“大跃进”的否定派就是这样否定“大跃进”的。他们无限放大“大跃进”的问题和阴暗面，使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全盘否定“大跃进”是历史虚无主义。
（四）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运动中诞生的，是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大创造。它借鉴了列宁斯大林农业社会主义理论和办合作社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新的大胆的探索。人民公社虽然只存在25年，却创造了宏伟的历史业绩。刘少奇同志是人民公社的创史人和推进者，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因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刘少奇在徐水组织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试点，导致人民公社偏离了健康成长的轨道。
（五）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领头人，是大跃进的促进派。他胸怀民族复兴大志，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姿态战斗不息，希望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因急于求成和“大跃进”初期的反右倾曾助长了浮夸风的滋长。但毛泽东头脑没有发热，他最先发现“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当毛泽东认识到急于求成和反右倾是浮夸风和瞎指挥产生的根源后，一经发现就立即改正，并主动检讨，承担领导责任。从1958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他不遗余力地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完善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据党史资料显示，不算批示，毛泽东关于刹“五风”的文章就有27篇，对同一问题发表那么多讲话在毛泽东文选中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是反左倾的旗手，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卫士。遗憾的是，毛泽东却被虚无主义者描绘成左倾理论的炮制者、左倾运动的推动者、左倾错误的坚持者。事实是，为了维护第一线中央领导的权威，毛泽东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责。这是他勇于担当的领袖风范，但绝不能因为毛泽东的高姿态就把失败的主要责任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是歪曲历史的，是极不公正的。
（六）1960-1962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饥荒遍布全国，不少人死于非病。是什么原因导致三年困难？这是研究“大跃进”的焦点问题。当年，官方对外宣称暂时困难，原因是天灾人祸造成的。西方的反华学者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三年困难称为空前的经济灾难，断言是中国的人民公社违背了私有制人类发展恒古不变的规律。国内否定派承认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但认为主要是工作指导违背了社会经济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有说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笔者通过考证认识到，“大跃进”的挫折是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是粮食危机。而粮食危机又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其中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下降，1958年农业因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大伙食堂”铺张浪费吃空了库存，9000万水利大军需要粮食补贴，中国人口暴涨，这五种因素叠加一起造成粮食的严重短缺，全国性的饥荒不可抗拒的发生了。民以食为天，粮食危机给全国人民造成切腹之痛，牵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正因为这个原因，“大跃进”有害论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才为多数国人所认同，但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是需要更正的。
（七）在“大跃进”的三年中，中国钢铁工业平均以38.3%增长率增长，是建国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各条战线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国防科技以最快的速度跨越式发展。农业战线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农田基本建设仍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当时党中央为大跃进确定的总的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从总体情况评估，这个方针得到贯彻。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论，“大跃进”成绩空前，仍不愧伟大的年代。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大跃进”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而且这种否定的声浪又为大多数的国民所接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通过考证使笔者确信，是历史虚无主义者采取各种不光彩的手法，对”大跃进“的性质真相等重大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扭曲；他们不讲成绩只讲问题，且把问题无限夸大，“大跃进”的成就和它最生动精彩的东西被妖魔化的宣传淹没了。这种宣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人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的最大谎言，对后代历史观的形成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不能不究的。
（八）笔者考证了党史工作者所研究的“变局”问题，即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决裂的原因与始末。国内学者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决裂始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因为刘少奇在评估“大跃进”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有歧见，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笔者通过考证不赞同他们的结论 。笔者的认知是：刘少奇与毛泽东政治分歧起源于人民公社的建立，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二人政治冲突的爆发点。毛泽东与刘少奇决裂的决心定局于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刘政治分歧不是一般的是非之争，与个人恩怨无关，是政治家间的理论之争，路线之争，道路之争，用是非之争注释他们之间的分争只能做出错误的结论。
（九）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什么要全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通过考证，笔者很同意一名学者所作的结论：“有意者，是为了把水搅混，攻击毛泽东，以售其奸；无意者，是不了解历史真相，被甚嚣尘上的反毛舆论所蒙蔽。”在笔者看来，有的学者否定“大跃进”是迫于某种政治需要，有的是出于无知跟着起哄，有的则是包藏祸心。西方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否定“大跃进”，进而达到否定毛泽东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重大步骤。虚无主义者通过否定“大跃进”尽而否定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帮凶或应声虫。我们必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警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十）研究新中国农业发展史和解读农业发展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忘记和抛开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什么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和1962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都有明确的回答：即“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里所说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就是农业的现代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中走过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因而农业的技术改革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20年至25年的时间，关于第二步，毛泽东预见，在完成技术改造后，再经过20年到25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基本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和全国人民群众盼望的农业现代化。这条根本路线是党指导农业工作的总纲领。中国建国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农业就是在这个总纲领的指引下进行的，因而，这条根本路线是解读建国后中国农业发展史中的金钥匙。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把这条根本路线忘记了，致使关于农业改革中的大是大非的争论莫衷一是。为了总结合乎实际的历史经验，我们应当重新加强对根本路线的研究，从道路和路线的高度掌握解读农业问题的金钥匙。
（十一）整垮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舆论宣传上有一种偏见，认为凡是改革就认为是进步的，革命的，反对改革就是消极保守的，这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观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是在坚持公有制生产关系大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因此，以整垮公有制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为什么说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因为整垮公有制经济在理论上背离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所指引的方向，背离了党在农业问题上长期坚持集体经济的根本路线，取消了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人公地位，瓦解了工农联盟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因而，研究改革问题不能忘记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讲“资”姓“社”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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