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然深入人们的心灵。时至今日，当小编仅仅因为是女性而“遭遇”特殊照顾时，我也常常脱口而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来回绝身边这些有意无意的“好意”。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认同小编上面的做法，甚至也会有人批评我过于敏感、矫情做作，抑或不识抬举。对于这些看法呢，小编深表理解，因为我深知，我们均为时势所造就，我们对“何为女性”“女性当何为”等等这些问题的看法，有时候真不容易为我们自己所决定，因为时代早已推波助澜，将她的痕迹刻在了我们的心田。
本文作者钟雪萍老师，就带我们梳理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不同时代，所讲述的不同故事：
20世纪50-70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讲述的，是一个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为男女同工同酬的权利而斗争的故事。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成就，为很多“第三世界”所仰慕。
20世纪80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讲述的，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自上而下地压制“女性特质”，制造家庭与工作“双重负担”的故事。它为很多中外女性主义者所批判，她们转而强调女性个体的、内心的需求，甚至有人呼吁让女性回家进厨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妇女能顶半边天”讲述的，是一个需要将妇女解放从革命的宏大叙事解放出来的故事。它以碎片的、个体的解构，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观及其历史意义推向了边缘。
然而，钟雪萍老师最后为我们讲述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与这三个故事都不同。它既不像第一个故事那样完全伟光正，也不像第二个故事那样自相矛盾，更不像第三个故事那样虚无荒诞，而是肯定中有否定，赞美中有批判，从历史中孕育着未来。这个故事，值得我们，尤其是所谓的女性主义者所阅读。
8月7日晚，钟雪萍老师也将做客“诚食讲座”，从中印两国电影的比较中，与我们分享她关于“妇女与社会革命”的一些思考，敬请收看！如何收看请戳《诚食讲座预告 |钟雪萍：妇女与社会革命—由中印电影比较的一些思考》。
作者｜钟雪萍，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文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译文 | 任明
责编｜羽山子 格桑
后台编辑｜童话
01
第一、二、三及第三个半故事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一句在毛泽东时代家喻户晓、大多数人以为直接来自毛泽东的话。然而，毛泽东在何时、何地说过或写过这句话，事实上并不清楚。因此，这句话是否直接引自毛泽东也并不清楚。尽管如此，与另一句被认为确实出自毛泽东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时代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革命话语之一。“半边天”作为一个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用来形容女性的新词，通过强调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来标志中国妇女在社会、文化和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女性被（教育）告知，她们和男人一样，可以顶起半边天。“文革”结束后，在西方，当女性主义学者提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时，妇女“被教育/被告知”自己能顶半边天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如此，“半边天”这个词，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遗产，仍然被广泛使用。可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永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联，标志着这场由政府发起、以妇女参加工作为中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性。
与此同时，自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出现以来，关于如何理解“顶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的“故事”就已经被讲述了很多遍。因此，在讲述本文的“故事”之前，必须先花点气力弄清已经被讲述过的有哪些。
大体说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国内外评价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三种情况——抑或借用玛格里•沃尔夫（Margery Wolf）的话来说，是一个有三种说法的故事——各自说法的出现，又都与其自身所处的更大的历史语境相关联。
第一个“说法”或“故事”产生于冷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50和60年代。
此时，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仰慕，并被视为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另一方面，由于被“铁幕”所隔，西方有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故事”完全依赖于泛泛而零星出现的间接描述。20世纪60与7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期间，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并且为妇女获得同工同酬的权利而斗争。那时，中国的妇女解放，尽管并非西方仿效的样板，但隔了一段距离来看，好像也被投以肯定的目光。“妇女能顶半边天”(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是在西方，尤其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得到积极反响的、来自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词语之一。
第二个“说法”或“故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
在这一说法中，被正面理解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局限开始受到注意。在国内，主要集中在“妇女解放”与“女性身份”的冲突之间，前者被认为抑制了后者的发展。反思首先来自女作家们，如张洁、张辛欣等。她们发表的作品表达女性的心声，表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中的内心困惑与挣扎，探讨作为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尤其在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里，通过她们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认识到她们过去对中国的妇女解放的想象——也就是她们的“第一个故事”——与这一“解放”所没能解决的很多问题之间的差距。伴随着《被延迟的革命》(Revolution Postponed)、《中国妇女未完成的解放》(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等学术专著的出现，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质疑开始成为“第二个故事”的主要倾向。这一倾向在日后的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诸多评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在第二个故事中，在中国女性作家与西方女性主义者之间有着一个有趣的区别。前者，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感到深恶痛绝的大背景下，开始内向化并且转向远离社会与革命，趋向于在文化层面上找原因。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文章中，主题压倒性地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意义转向寻找“女性特质”及其在文化层面上对女性的意义；“女性特质”被理解为由于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失去了的、但却是“女性身份”本质的组成部分。
的确，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女性作家与批评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当时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自身缺少所谓“女性特征”所表现出的疑虑、焦虑、甚至不满。作为一个整体，（城市精英）女性在那时共同发出回归“女性身份”的呼唤，并且开始着重以“内心化”的形式表达女性作为个体的内在感受，包括女性对爱情、对理想男伴、对性自由的需求，以及在“女性身份”（或者说缺少“女性身份”）的认同问题上的内在困惑。与女作家相呼应，李小江、戴锦华、孟悦等是第一批对中国妇女解放相关问题提出反思的女学者。
后者，也就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她们的批评角度和观点则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她们更倾向于探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不足之处。她们中的不少学者提出并批评诸如妇女的“双重负担”、国家把妇女主要当作劳动力的来源、国家在妇女社会角色的发展上同样制造了城乡差别等问题。就“双重负担”而言，中国女作家对此也有关注，谌容的《人到中年》最具代表性，改编成同名电影后，更是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在妇女与工作的问题上，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撰文提倡妇女回家进厨房。
《人到中年》剧照
第三个“说法”或“故事”即与上述的批评倾向有关，更与20世纪80至90年代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有关。
除了通过引入后结构主义话语使性别与性的问题进一步细化甚至碎片化以外，这个“故事”基本上延续了“第二个故事”的基调。尽管两者之间有诸多不同，其各自内部也不乏正确与矛盾之处，但两者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强调需将妇女解放运动从“革命”的“宏大叙事”，以及这一“叙事”的历史观脱离出来。在第三个故事里更是将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被质疑的对象，置于后现代批评话语的系统之中。
在这个“故事”里，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一些单个的文化文本常常被用来对这一解放运动的整个历史及其后果进行一种“症候学”的分析。虽然症候学解读可以帮助探讨盲点，并作一些批评性的联想，但是，在西方后现代学术话语内部产生的“第三个故事”却回避不了它自身的盲点和理论局限，尤其是在涉及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在运动中产生的自我认识（或者，用后现代的术语来说，她们的“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时候。
因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在引入性别视野，以及继续对妇女解放运动予以指责的同时，也就在使这一解放运动的遗产边缘化、无关紧要化，甚至几乎消失不见的过程中，扮演了（将妇女解放的革命性意义消隐掉的）“消隐者”的身份。
简言之，在过去30年间发生的第二和第三个故事中，浮现出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观点，在以下诸方面展开争论：
1. 该解放运动是一个自上而下、把妇女当作政府保护“对象”（object）的运动；
2. 当妇女被鼓励加入劳动大军，从传统的家庭领域中走出来，进入到公共领域时，她们主要被作为劳动力的来源看待；而且，很多劳动妇女本来就要为了生存而劳作的，所以妇女解放以工作为中心的话语主要是一种宣传；
3. 该解放运动对“女性特质”视而不见，以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性别平等政策基本上以男性为中心；
4. 以上几点原因，导致中国女性未能发展出“性别意识”，相反，她们变得对“社会性别”一无所知，不了解自己的“女人性”，基本停留在对政府保护的依赖上。
这些争论的中心似乎基于一种对政府、国家和（中国追求的）现代性的怀疑和担忧，外加一种“国家救亡不在妇女的利益范围之内”的假设。然而，正如林春所质疑的那样，如果说一些批评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与‘阶级'一样，‘性别'同样隶属于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国家工程”，但是，“难道妇女解放可以在受压迫的人们不获得独立与发展，不在妇女也为此进行奋斗的情况下独自成功吗？”
确实，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无论现实的缺陷和不足状况如何，几代中国女性如何学会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有城乡差别和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在各种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下，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学会接受变化了的两性关系，以及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学会接受妇女确实可以胜任那些传统观念与社会政治体系认为是“非自然”或“非女性”的工作时，我们会发现现有的这些“故事”里存在着大量的缺失和盲点，并且无法解释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西方女性主义看似矛盾的回应。换句话说，尽管它们（译者注：第二、第三个故事）在对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作必要的批判性评价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这些“故事”里大多数缺失的是对：（1）中国妇女地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以“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话语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实践；（3）中国妇女所形成的“自我”意识，这三者之间所具有的关联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充分认识。
事实上，当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回应中国以外（绝大多数为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解所作的评价时，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就会实实在在地浮现出来。如前所述，当中国女性知识分子遇到有关她们是否是女性主义者以及中国妇女是否真解放了这样的问题时，每次都会出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反应：一方面，中国女性自己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局限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她们坚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女性甚至比西方女性更解放。
确实，西方女性主义者经常会在来自中国的，有意无意抱着“中国女性为了自己真正的解放，并不需要全盘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这一观点的女性知识分子面前遭遇抵制。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女性主义者交流中的特殊性。前者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反应，表明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一种不断演化的追求：即客观分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并发现其不足之处，同时也不愿意完全否认其自身的历史性，以及与其相关的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被表达出来的矛盾之处构成了可以被称之为的“第三个半故事”。在这半个故事里，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坚持认为中国女性并不比西方女性更不自由。
换句话说，无论是否出于清楚的思考并对西方女性主义达到了一种“很好”的理解，还是出于对自己的历史的清醒认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应可以被理解为不希望完全放弃对中国妇女解放遗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面的自相矛盾表明她们仍然认同诸如“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一度在社会文化与话语层面的变化上起过巨大作用、意在将妇女塑造成新的（现代）社会主体的话语，以及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塑造”既是意识形态的，也确实是具有解放性的。因此，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种自相矛盾性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她们在其中的主客体地位有关。
毫无疑问，中国妇女在解放运动中“被教育告知”她们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并且应该“顶起半边天”。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在于其符合大多数中国妇女自身的利益，中国妇女同时也积极地将“半边天”的理念转变成自身的能动性和自身的信念。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促使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也许正源自于其遗产以及与此同一的信仰体系；正是从这个信仰体系出发，她们在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社会和革命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加以反思的基础上，更必须认清当下现实中对女性存在着的不同偏见，甚至是倒退，将这一切视为妇女解放的“未完成”本质。
如此，在对这些“说法”或“故事”的认识基础上，本文提出的“第四个说法”或“故事”认为，应该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性加以重新认识。面对诸多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看似自相矛盾的反应，需要通过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话语及其历史性的“再认识”，才能获得对中国妇女解放遗产更好、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
02
第四个故事
根据大多数的说法，“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在毛泽东时代的意义体现在它强调鼓励妇女走出传统角色，进入“政治”与“公共”领域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一些批评者追问“政治”与“公共”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体系背景下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样的号召是否实际上考虑到了妇女权益、是否以牺牲妇女的“女性”性别差异为代价，因此，我们的故事必须从既承认这些争论的价值，同时也强调必须避免那种认为对女性来说，所谓“政治”、“公共”必然是对其不利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她们的“女性”特质相矛盾的假设。
换言之，“第四个故事”意在既意识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缺陷与不足，也意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为该运动的遗产，尚需被重新检验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开始讲述“第四个故事”的。它早已在那些毛泽东时代长大成人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一些其他作品中开始了。余下的讨论将扼要地凸显“妇女能顶半边天”话语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文化呈现，并作“第四个说法”的解读。
“第四个故事”主张要更全面地考虑妇女生活中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变化，与毛泽东时代鼓励女性把自己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鼓励她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社会文化动员在文化与“审美上的”表述之间的联系。笔者把“妇女能顶半边天”重新置于被林春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通过把以上“三个半故事”与上文提到的自相矛盾所具有的关联作为出发点，希望突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变化与国家有关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或者叫做“国家女性主义”——的结合，是如何在“半边天”的精神指引下，催生并赋予社会文化变化以及女性形象的审美表现以合法性，从而帮助几代（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女性在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观念中长大成人。
的确，在当下的一些公众与私人领域中性别歧视公开发展的背景下，值得思考一下如何使这一话语仍然具有相关性，或者是当下性，如何将其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份积极的遗产，在当今中国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性别平等，并为女性拓展社会、文化与政治视野起到新的作用。
从已有的对1949年以后一些中国主要媒体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报纸）、《中国妇女》（杂志）、《中国妇女报》（报纸）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旨在推动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而逐步展开的政府“指示”的轨迹，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性别政策的公开的讨论与公告。其中“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话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词。同时，由于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劳动大军，越来越多的关注妇女权益的政策开始被制定和宣布（并执行），包括同工同酬、公共幼托、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公共食堂等。从其中的一些文章中，可以发现有关妇女问题关注点的不断变化，通常是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宣传或事件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中国农村的“合作社运动”开始，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大军在农村与城市都获得了动力，并且这种动力一直持续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以后的阶段。有必要顺便提一句，认为妇女应该被鼓励走出家庭束缚、参加社会生产的观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表述。比如，早在“五四”时期，现代男女革命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建构公共社会领域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
庐隐、石评梅、萧红等“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描写“现代”女性追求“自由恋爱”以及与“现代”男性结婚，却发现自己重新陷入女性传统家庭角色与传统男权关系牢笼的两难困境。鲁迅有关“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以及他在《伤逝》中对子君的描写，更是表明妇女解放如果不改变社会体制，让女性在社会领域中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对待，女性个体的解放将不可能彻底。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很早就把社会与经济改变作为女性解放的基础。例如，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谈到妇女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重要性。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在为妇女杂志《新中国妇女》创刊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团结起来，参加生产与政治活动，提高妇女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接下来的20世纪50和60年代，毛泽东不断就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必要性写文章，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不但必要而且具有积极影响。
《伤逝》剧照
很显然，如前所述，毛泽东时代从一开始就把“工作”、妇女解放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前面提到党的媒体，在性别平等政策奠定基调方面回应早期毛泽东的妇女观。这些宣传为改变女性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改变所谓的“老封建思想”搭建了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女性的“双重负担”以及女性作为“国家劳动力资源”进行了广泛的反思，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体制的变化使得“工作”对女性自身来说其实具有超越“工作”本身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她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去从事的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走出家庭、（有可能）获得独立意识的机会。对很多其他人来说，“工作”也开始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或者被生活所迫而为。它伴随着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出现的男女平等的意识，提供了迈向构建新的（性别）“自我”意识的关键的第一步。换句话说，能够工作，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得以实现并且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中）的普通妇女来说。当以工作为中心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如产假、幼托、医疗服务等——颁布实施以后，不仅为妇女参加工作场所的劳动提供了可能，也鼓励了其中许多人向往参加社会劳动并从中取得更大的（自我）成就感。
虽然性别平等政策有其不足，但体制变化带来的“工作”在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信仰体系中引起的变化却不容轻视。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根本地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挑战了对女性的传统观念，而这一变化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回应前面提到的林春的观点——在“个人选择”没有与之相应的、政府发起保护妇女权益这样的社会结构改变相配合作为体制前提，妇女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以工作为中心的妇女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倡导性的，不如说是一种必需的变化。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由国家发起的、以工作为中心的、中国妇女对公共领域的进入，回应了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妇女解放的诉求，尽管中国的运动因其“自上而下”的轨迹而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所批判。
但是，这种具有争议的、自上而下的轨迹并不能否定这是一种“国家女性主义”行为的事实。尽管具有不足之处，它最终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正是在这一根本层面上的变化，妇女、工作、“半边天”的精神在毛泽东时代一系列文化表现形式中得以正面呈现，并对培养一代新的女性的自我意识产生影响。
毋庸置疑，在基层发动妇女加入劳动生产、提高人们对其的认识以及国家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这些都暗示着女性不仅是一种需要保护的弱势性别，她们还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正确的“启蒙运动”。因此，在孟悦与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的最后一章里，她们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轨迹中这一男性权力本质进行了批判，指出当女性走出“家庭”的男权樊篱时，她们发现自己只是陷入了“国家”的男权樊篱的包围。但是这样的一种粗线条的批评忽略了女性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存在。
事实上，大多数女性都是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很多妇女而言，无论如何，参加“工作”是可以带来更大的解放的。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性别政策、对工作的选择，以及其他社会与公共领域中正遭遇到“温和的忽视”甚至是公开的歧视这样的现实里，当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被引导进入“女性”专属的生存领域时，我们该如何重新评价曾经一度真的相信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真的可以顶起半边天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地位？
虽然就像开头提到的那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是何时、何地被创造出来的并不清楚（大多数资料显示这句话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文化领域就出现了作为革命者的健壮（并且看起来形象健康的）女性形象。她们作为在工业、农业、军队及其他生活领域中与男性平等的人，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的主流文化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正面价值。同时，在文学、电影、戏剧、歌剧、音乐这些文化形式中，女性开始被类型化为革命的、或者具有革命者潜力但需要提高认识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等不同的类别。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从诸多方面质疑对女性的这种类型化：（1）与“阶级”理论的简单连系，脸谱化；（2）受对女性弱点的传统认识的影响，继续把女性表现为琐碎、狭隘、缺少思考能力等。
但是，另一方面，本文以为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影响了——实际上是激发了——几代女性，使她们自豪地认为自己能做男人能做的事，从而产生新的身份意识和使命感。在女性能够想象她们自己超越家务、家庭、传统性别角色以及传统对“女性气质”的要求之中，有一种强大的审美力量与吸引力。考虑到篇幅限制，接下来简要提及极小部分文学、电影、歌剧与音乐领域里中一些如今被忽视甚至贬低了的女英雄、女工人、女农民、女战士以及其他领域中女性形象。
首先看毛泽东的两首与女性有关的诗词。毛泽东那些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基本围绕着他认为在制度变化的基础上，“工作”——在参加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上——是妇女取得男女平等的主要途径。他的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不仅体现在他的许多鼓励妇女参加革命、加入劳动大军、做男人能做的事的文章、社论与前言中，同时也以诗词的形式分别表达在他的两首诗中：《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和《七绝•为女民兵题照》（1961）。
前者是为回应李淑一关于丈夫柳直荀的来信而作的一首词。毛泽东在词中写到他的第一任妻子，1930年被国民党军队杀害的杨开慧。借用神话人物嫦娥这个传统女性形象，毛泽东通过把悲伤超脱为革命的诗意来纪念两个故去的人。其中嫦娥，这个因为尘世的“罪过”（屈服于自身的欲望）而遭受永远在月亮上忍受孤独的惩罚、传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迎接杨开慧和柳直荀这些革命者上升的灵魂的神圣角色。后者与其他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生命的革命者们一起，卓越的灵魂得到了赞美。诗中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看作是同样上升的（革命的）灵魂，在“接收灵魂”的另一端同样是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形象。至少在这首诗中的毛泽东，既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是一个哀悼与纪念妻子的丈夫。有关这首词对嫦娥与杨开慧诗意上的并置可以引发多种解读，但是将这二者等同，潜在地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因为它美化并赞扬了女性不顾一切去进行追求的愿望与志向。
第二首诗《为女民兵题照》赞美了在一张照片里所捕捉到的女兵们的“飒爽英姿”。这是一首只有四行的七绝。在这四行诗中有这样一些惹人注目的语句：飒爽英姿；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当然，让（尤其是）西方的一些评论者感到困扰的是意味着尚武、军事及好斗的“武”字。另外，该诗的英文翻译，也许并不能完全抓住一些关键词的更深的含义及字里行间的一些诗意。在这首诗中，第一行描写的不是“像男人”的女人，而是女人拥有英雄主义气概的举止风度，看起来充满阳光又很勇敢；后面一句“红妆”、“武装”中的“妆”和“装”为同音，强调女性相貌或外表从传统的女性化（变）到“革命性”（在“武”字中体现出来）之间的不同。在这些诗句间，回荡着一种超越了传统性别差异的英雄主义精神。这首诗既是充满诗意的、理想主义的、革命主义的、具有美学吸引力的，同时（对很多评论者来说）也是产生困扰的。
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与毛泽东对女性英雄主义充满诗意的赞美相关的，是一种可以在文学、电影、歌剧、音乐等领域里发现的更广泛的文化现象——各公共领域中的女性被表现为英雄、革命者或者是即将成为革命者、自豪的“工人”等形象。各种社会角色所表现的是女性（大多是年轻女性）在诸如体育、工业、农业、军队、教育等领域里担任运动员、工人、农民、士兵、教师、政府公务员（干部）等。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文本对女性的那些表现或被基本忽略，或被断定为艺术品质不高、政治宣传的气息太浓，以及女性角色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革命现代性话语中被符号化地使用。此外，在许多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里，漫画式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形象开始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负面效果的一种表现，即所谓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眼光短浅”、“气量狭小”、“缺少思考能力”，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从而更进一步地使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形象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在现有的不多的对毛泽东时代妇女形象的研究中，评论家们纷纷聚焦一些“经典化”了的形象，比如《白毛女》及其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到6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最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改编成芭蕾舞剧的过程。这些评论正确地指出了女性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所潜藏的、用“女儿”的角色来象征父系社会对女性“性纯洁”的传统要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对“白毛仙姑”这个故事的“纯洁化”的过程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对女性性别意义的一种影响，“白毛女”的形象却不是被毛泽东时代大多数的（城市）女性所效仿的形象。因此，上面提到的批评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白毛女”只是对妇女形象的多种表现中的一个例子；目前这些对它的演变过程的解读至少犯了一个“用一个故事及它的文本变化来概括国家与人民/女性之间的全部关系”的错误。
其他文化文本中的革命女英雄以及在各工作岗位上的妇女形象也许对中国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具有更强烈、更深远的影响，而这，也许正促成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者对西方女性主义那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王斑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形象的代表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由各种可以将其形象同时切割并归于不同的精神领域的元素所构成的，这些精神领域的吸引力可能超过了构成这些革命形象的、那种似乎是一维的革命话语。同时，在王斑的观察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补充，这种蕴含在林道静及其他著名的女性人物形象中的革命灵魂——一种现代的“崇高”——也散发着一种鼓励女性效仿（革命的）“工作女性”的自豪感。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伴随着“白毛女”、“舞台姐妹”这样的“被国家拯救的牺牲者”的形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精神使一大批“积极”的女性形象的代表也被创作出来并广为流传。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改变了命运或者长大成人的女性来说，电影里的这样的形象似乎流传得更广，影响也更长久（虽然是充满矛盾的）。赵一曼、刘胡兰、江姐、林道静、王芳（《英雄儿女》）、吴琼花（《红色娘子军》）等形象，以及《女篮5号》（观看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32692）、《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关于“年轻人”的电影中的集体女性形象，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旋律，把女性作为革命者或未来的革命者来进行表现。正如我已经反提到的那样，在现有的一些评论中，这些女性形象因为她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对象而受到质疑。对这些批评者来说，这些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话语并不通盘考虑女性的利益。但是随着这样的批评的增多，这些批评本身却变得片面化，尤其是当把“困陷”（tapping）用作“解放”的反义词时，它们为中国女性讨论与妇女解放运动相关的主体性的复杂性所留下的空间就很小。
《红色娘子军》剧照
如此，当我们回到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写作，以及她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充满矛盾的反应，当我们注意到与之相呼应的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在毛泽东时代长大成人的中国女性所写的回忆录，两者所表现出来的不愿意抛弃那场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后者仍然坚持革命女性的形象对她们形成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就应该相应复杂起来。
例如，在叶维丽与马笑冬之间的对话中，后者谈到“女战士”形象对她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意义。王丽华在另一本回忆录选集中，谈到刘胡兰的形象以及“铁姑娘”的形象如何帮助她迎接“文革”中她所被分配的工作的挑战、她对女性英雄主义的认识如何防止了她陷入“平庸”或“狭隘”的包围。王政同样回忆电影与文学中所刻画的女革命者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让她开始思考自己的“革命动力”并且感到充满激情。尽管她的文章坚持说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年轻女性比之“妇女”，更愿意认为自己是“青年”，但是在她的上下文中“青年”仍然指的是电影中所刻画的女革命青年。
对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来说，正面的女性形象包括江姐（《江姐》）、高山（《烈火中的青春》）、林道静（《青春之歌》）、王芳（《英雄儿女》）、林小洁（《女篮五号》）、吴琼花（《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女青年、《洪湖赤卫队》中的女游击队员等。这些认同是积极的，因为这些女性形象标志着一种从未如此广泛、如此公开地向女性及整个社会展示的，新的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实践与可能性。在集体想象一个独立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背景下，鼓励女性去想象自己能拥有与母亲、祖母不同的世界。可以肯定地说，当女性积极去参与中国争取独立与主权的国家的斗争时，很多人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同时夹杂着社会政治及各种跟个人相关的理由。这两方面常常并不是彼此兼容的。
女性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着被她们的男性革命同伴所忽略的、互相冲突的要求与实际困难。但是蕴含在“顶起半边天”及相关的文化表述中的革命主题在一系列微观环境下，仍然是鼓励女性自强的一个强有力的话语。如果女性能够模仿那些不被传统的社会角色所束缚、可以做男性所做的事的女性形象，那么为什么要低估这场解放运动的影响力呢？尽管在今天后现代的背景下，这些女性形象似乎显得幼稚、“不酷”，在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却也许仍可以作为后现代语境里少能提供的自我激励的源泉。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30年以来，中国女性同时也已经发现那种依靠发展“女人味”的局限性。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为对半边天所涵盖的“自强”精神的重新认识可以继续为很多女性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女性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仍然定义着女性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半边天”的理念更应该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社会在性别政策方面出现的变化的现实中，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坚持。
《青春之歌》剧照
正如我在别处讨论过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谈论发展女性主义本土化时，除非她们清楚地理解自身在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尤其是与“半边天”有关的话语与实践中的经验，“女性主义本土化”仍将是虚幻的。在有关“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话语讨论中可以重拾的是一种持久的、对性别正义与性别平等的承诺，以及一种探寻“妇女解放”一度意味着什么、在新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更新的意愿。确实，只要女性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半边天”话语的历史特殊性及它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所作的贡献及其局限性，也许将来还会有进一步探讨女性想象与实践“顶起半边天”的意义的第五、第六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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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参考文献与注释略，如有需要，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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